悲剧与普通人 阿瑟·米勒随笔集（阿瑟·米勒作品系列）

\\\\\\\"【内容简介】： 《悲剧与普通人》为阿瑟？米勒非虚构创作、戏剧理论创作的集大成者，是1996年出版的《阿瑟？米勒论戏剧》和2000年出版的《走廊里的回声：1944—2000散文集》的合集，按时间顺序爬梳了米勒横跨半个多世纪、近80篇的论文以及随笔创作。 在这部文集中，读者能领略到米勒的两张面孔。一张是他作为戏剧大师的全貌，大到他的戏剧观、创作观、舞台观以及对同时代另外两位戏剧巨头威廉斯和奥尼尔的分析性思考，小到每部剧作的创作背景、人物构思以及自传式反思；另一张是他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意见领袖的细部，这体现在他的随笔讨论主题之广上，从对美国文化政策的锐评，到替底层人民发声，为被错误指控谋杀的当地少年辩护等等，一个有着严肃社会关怀的写作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不管论戏剧还是评时局，其中一成不变的是米勒强烈的人文关怀。他呼吁创作者看清历史的光明面，追根溯源，努力探索普通人的心灵；主张创作应扎根于现实，着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表达整个社会的愿望，对人类的生活具有超越文艺层面的意义。\\\\\\\"

\"【作者简介】： 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当代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 米勒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商人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工厂破产，家里生计维艰，靠变卖母亲的首饰维持。中学毕业后，米勒靠打工赚得学费，进入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和英文系学习，开始试写剧本，两次获得校内霍普伍德写作竞赛戏剧奖。1938年，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如当卡车司机、侍者、电台歌手，撰写广播剧等。 1944年，《吉星高照的男人》问世，这是他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剧本。1947年，米勒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上演，连演328场，获纽约剧评界奖，使他一举成名。两年后，《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连续上演742场，一举囊括了托尼奖、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从而使米勒赢得国际声誉。另外，他还创作了《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堕落之后》《代价》《美国时钟》《驶下摩根山》等剧，均针砭时弊，对社会现实和戏剧技巧做了深刻的探索。除了剧本之外，米勒还著有自传《文学的一生》、短篇集《存在》、论文集《论戏剧》。 2005年2月10日晚，米勒因心脏衰竭去世。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称，米勒是“20世纪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

\\\\\\\"【精彩书摘】如果说阿瑟身上那种爱默生式的气质使他避免了他那个时代教条主义左派所犯的严重错误，如果说他严谨和独立的习惯使他拥有了一种健康且极具生命力的怀疑精神，如果说他拒绝偏袒任何一方，那么他也从未停止提醒我们，他受惠于左派及其进步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与之有着深厚的共鸣。他从未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虚无主义者、自我-无政府主义者、人文主义乌托邦梦想的破坏者，或是新保守主义者。他强大的个人勇气，以及他对名声和才华所怀有的优雅自信，使他无需去迎合精英阶层，这使他得以保留对那些被剥夺权力者、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和亲近。他希望我们永远记住：没有经济正义，社会正义的概念就只是荒谬，甚至是谎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米勒的随笔，就是阅读现代美国乃至现代世界的不间断的历史叙事。他毕竟生得早——正值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少年时期看着他的父母——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时丧失了大部分存款。作为青年人，他忍受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经历了大屠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怖，接着是四十年代核恐怖时期。五十年代，这位作家避开了好莱坞的诱惑，却因一九五六年与玛丽莲?梦露结婚而成了那个光鲜亮丽的电影世界的“震中”。也就在这一年，他受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并因拒绝举报而被判藐视国会罪，被判处一个月缓刑监禁并罚款五百美元。一九六四年，米勒带着剧本《堕落之后》返回百老汇，彼时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和鲍勃?迪伦已然迷倒了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四年后的一九六八年，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从事竞选活动，作为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城的代表到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八年，米勒访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戏《代价》二月份在百老汇首演，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上演。他经历了越战和反战时期，经历了水门事件，见证了总统于一九七四年八月辞职下台。八十年代，他在北京导演《推销员之死》。九十年代，几出新戏上演时，他获悉并撰写了比尔?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作为当代戏剧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他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他于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逝世，在其漫长一生的最后数十年里，他是美国戏剧界的元老，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和代表性的文学人物之而且往往谴责我们自己的信念，即假若每个人都能私下照顾好自己的利益，社会和国家就能繁荣和安全。可除非你的沃特森对其家庭、妻子和女儿的深厚感情坚不可摧，不然什么都不能缓解他的失落感，他会感到失去了一个团体，一个他可以奉献自己的群体，一个值得他做出牺牲的社会目标。他可以在他的工会、他的俱乐部中找到那个团体和目标。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属于工会，大多数美国俱乐部的目标在活力和规模上，无法弥补他被迫舍弃的目标。那么沃特森，如果他的社会关系很一般、很淡薄，他就会在他的美国小城里迷惘徘徊，发现自己很长时间而且是越来越长的时间非常孤独。对他而言，美国没有在朝任何方向前进。他的生活停滞不前。他孤单寂寞，心怀不满。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信念不是子弹。信念是盾牌。我们何时才能启动制造这类武器的工厂？又有谁会因为去而复返、没有武器而日益枯槁呢？悲剧与普通人在由主角自己发起的故事中，主角身上所谓的“悲剧性瑕疵”，这是一种并非伟大或高尚人物所特有的缺陷，也不一定是一种弱点。这种人物身上的瑕疵或裂隙确实不算什么——也应该不算什么，不过是在他认为自己的尊严、自己意想中的合法地位面临挑战时，他不愿束手就擒的固有内在而已。只有那些驯顺的人，那些甘愿接受他们的命运而不主动反抗的人是“无瑕疵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类人。悲剧性公正是一种生存条件，是人类个性能从中开花结果和实现自我的条件。不公正的是压抑人的条件，它阻止人自然流露爱意和发挥创造性本能。悲剧向人类自由的敌人提出挑战，从而产生启迪作用，这也正是它必须具有的作用。为自由冲锋陷阵正是悲剧所颂扬的。对稳定的环境提出革命性质疑是可怖的，但绝不能因此说普通人被排除在此类思想和行动之外。当剧作者害怕质询一切，当他把任何制度、风俗、习惯都看作是不朽的、一成不变的或照例必有的，那就不会有什么悲剧出现了。悲剧观念要求人完全意识到自己才是那颗恒星，任何抑制和贬低他天性的都可供他批判和审视。在悲剧中，且仅在悲剧中，存在一种信仰——乐观主义的信仰，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可以说它是相信人可臻完美的信仰。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是时候看清历史的光明面，并跟随它前进，努力探索普通人的心灵了。推销员过生日我们渴望奉献自己，然而我们所受的训练全是为了索取，似乎只有索取才能让世界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每天都在违背我们创造的意志，而创造的本质就是给予。人的终极目标并非安全，可没有安全，我们也就没有了人性最基本的条件。总有一天，人们会回头看看我们，惊讶于我们竟在为生存而竞争的手段中看到某种神圣的意义。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问那些伟人，不是问他们拥有什么，而是问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可以责无旁贷的世界而奋斗。只有那时，伟大的悲剧才会被书写出来，因为在没有秩序可供信仰的地方，也就没有秩序可供打破，因而人类所有的灾难便成了徒劳地追求道德意义。创造群众民主首先是一种情感状态。总统候选人，以及后来的当选总统，并不是那种受雇为客户打赢官司的有条不紊的律师，而是一个暧昧的象征性人物，在他身上投射着受众彼此冲突的愿望。他就像戏剧中的主角一样，上升到了虚构的层面。当他越来越接近总统候选人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只是一个像人的表演者。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求他具备完美的品格，如果他不是总统候选人，这种要求显得荒谬幼稚，但当他接近总统候选人的地位时，这种要求就会变得合情合理。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英雄，人性固有缺陷，但他必须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很明显，归根结底，他们对某个地方有归属感，就像人们归属于某个社区，对另一个社区到陌生，而客观上两个社区没有任何区别。无论赢与不赢，无论有无议题，他们都归属汉弗莱，这种纽带是内在的。后来，在我方一败涂地的平静中，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太相似了。即便汉弗莱奇迹般地转而反对战争，支持立即撤军，我知道我也很难追随他。我不属于他。客观地说，他在其他议题上的表现与麦卡锡 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他的阵营里，我就像一个陌生人，感到自己格格不入。这有点像在《哈姆雷特》最后一幕中要求观众站在国王一边。假设我们突然得知，国王在哈姆雷特父亲被害事件中很可能是无辜的，这会改变我们对他的不认同吗？哈姆雷特已经说了太多打动我们、让我们与他共情的话，单纯的事实永远无法战胜已经付出的感情。奇迹失业背后隐藏着一种无声的威胁，那就是你将永远无法摆脱孩子的身份。我很幸运——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早上四点到七点送小圆餐包和面包，每周四美元。冻僵的猫咪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挨家挨户地惨叫。夏日的黎明照耀着沉睡的独户住宅，很美，但这些黎明都变味了，因为我担心随着时间流逝，我离毕业越来越近。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人，《纽约时报》上的招聘广告都注明了“白人”或“基督徒”，即便如此，招聘的职位永远也不会超过一打。一个男人，更不用说一个男孩，一文不值。根本无法接触这个世界。生活加速了，听起来很疯狂，因为……我的父亲不再是罪魁祸首。不是他失败了，而是我们都处在历史决定的戏剧中，其情节是中产阶级逐渐贫穷，上层阶级逐渐富裕，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得到了犹太教堂没有给我的东西——崇高的纵览。我又有可能认为人是重要的了，母亲们的绝望和歇斯底里背后隐藏着一种模式，父亲们将回到他们的位置。生命突然有了一个超越的目的，那就是传播这个消息，提升人们的意识。因为冲突终将结束。物将不再有价值，机器将提供一切。我们会像周日公园里的人们那样，安静、微笑、有尊严地生活。物的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有限的披露：作为反英雄戏剧的理查德?尼克松对话录在有必要时，我们的法律就像甘草糖一样，被总统们随意扭曲，如果他们的私人谈话被录音，现在的历史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尼克松与众不同，因为只有他没有一丝优雅。正是他的不优雅让他的奸诈散发着腐朽的光芒，让他缺乏他的前任们所具有的宽宏大量和生龙活虎的喜悦。在阅读总统记录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语言、一种法律制度的腐朽；在这些记录中，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沦为作秀和搞笑。我们面前是三个道貌岸然的匪徒和一群剃着光头的手下。美国作家，美国剧院批评评论家是徒劳的。完全谴责他们就足够了。我只想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剧作家声称他从评论中学到了什么。……戏剧是用来消遣的，是用来消除烦恼的，是一个过别人生活的机会。这是一个务实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受过教育的观众群体，即便它经常对诗意和哲理视而不见，它也可以对戏剧提出一个很恰当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戏剧的主题要毫不费力地从动作中流淌出来，意义和观点不要像热狗上的芥末一样涂得满满当当。春天过后我认为，至少对某些园丁来说，园艺的魅力在于神经和道德方面。每当生活显得毫无意义和难以把握时，你总能走到花园，做些事情。此外，你的父性或母性本能也会发挥作用，因为无助的生物依赖于你，需要你的训练、管教、鼓励和保护，使其免受敌人和不良影响的侵害。……我想，我做园艺，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每天都要从没有耕种的围栏花园经过几次，那是无法忍受的。不过，如果说种植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意义，在口味上的优势也很值得商榷的话，那么它还是有一定的补偿作用的，正是这种补偿作用让我每年将注意力转向这些工作。清晨七点，菜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带着露珠，闪烁着十几种绿色的光泽，这样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事实上，这比一排排热狗可爱多了。在心灵的某个角落，甚至会有一种倾向，想将这幅景象转变成一种个人的保证，即所有这些健康的生长、有序的生活和奋进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反映了自己精神上的类似运动。如果没有花园来耕种，我就不知道四月是为了什么。生存意志：阿瑟?米勒与史蒂文?R.森托拉对谈因为越是阶级结构分明的社会（比如说，像十八世纪或十七世纪法国社会那样的皇室社会），人们就越要适应他们认为自己归属的阶级所赋予他们的模子。所有的服装、打扮、举止、习惯和风俗实际上都是预先确定的，所以真诚根本不是一种价值。这并不一定是玩世不恭。只是这个社会与真诚无法和谐共存。因此，为了良好的秩序，一个人必须扮演某种角色，而这未必是他真正的角色。现在说回我们，我认为这在美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想与暴民划清界限。这意味着人们会戴上面具，以便和其他人一样。也许这句话就隐含着美国人不想脱离面具的意思。……如果内疚是有意识的，它就不是内疚。它是一种更加险恶的东西。但我想我的看法是，内疚是一种不可用的责任，是一种不能表达的、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利用的责任。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自我麻痹的方式。这是一个多面体。它是自爱，但我不想继续列举它是什么。但它可能是一个社会在公民身上植入的最复杂的现象。它是一个人对上级权力的同意。它是我们以更强大的权力之名自我约束的方式。关于它的构成，我可以一直说下去。阿瑟?米勒与马修?鲁达内对谈我对“现实主义”没有兴趣。从来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现实。两者可能是很不同的东西。现实主义可以掩盖现实，事实上也许比其他任何形式更容易。但我感兴趣的是诗意，是各种力量以令人惊奇的方式交汇在一起；是人类对自己计划的逆转；是命运、神话在他生命中的作用；是他对虚假事物的信仰；是他决心说出真相，直到真相伤人，但之后就不伤人了，等等。人的尺度贝弗利建议我和妻子英格?莫拉特到开普敦和开普地区玩几天，以缓解十四小时飞行带来的疲惫，那个地方不太可能开始准备与革命领袖会谈，因为除了没有电影制片厂，它是最接近贝弗利山和加利福尼亚沿海的地方。那里空气和煦，慵懒的大西洋海浪拍打着白色的沙滩，还有游泳池和美味的鱼餐厅——我感觉自己开始沉浸在这种可爱的慵懒氛围之中。但随后，我们爬上霍特湾海滩路一百码外的一座沙丘，前方是极尽奢华的住宅和网球场，从沙丘的山脊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个棚户区，数百间纸板屋和铁皮棚屋一间挨着一间，一直延伸到海边。住在附近的富人难道不反对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有些人很乐意向这里没有自来水供应的黑人出售饮用水。不过，这个棚户区当然得搬走，因为这里的海景美不胜收，沙子像糖一样白，这片黄金地产的前景永远不会被否定。人们可以驾车环游好望角、开普敦，甚至南非的各个角落，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经过净化的繁荣只涉及南非三千万居民中的五百万人。南非著名的精神分裂症并不难理解。可以肯定的是，报纸的后页会刊登广告，提供用铁丝网把住宅围起来的服务，大多数白人住宅周围的墙壁上都挂着金属牌子，上面写有“即时武装反击”。在许多地区，你会被告知晚上不要在红灯前停车，以免汽车被人劫持。但你很快就会习惯这种明显的恐惧，就像我们在纽约一样，小时候在哈莱姆区，我总是带着随身物品去黑板前，否则等我回到座位上，它们就不见了。……曼德拉在索韦托市中心的新房子被一些人批评为温尼?曼德拉的一种炫耀，因为它矗立在索韦托贫民窟之中。事实上，它是用捐款建造的。在贫民窟中还散落着其他一些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住宅，为少数成功的中产阶级黑人和穷人一样被禁止进入白人区。这都是现代技术国家试图维持最原始、最让人捶胸顿足的纳粹种族主义无望泥潭的一部分手段。因此，超现实主义无处不在——一家黑人拥有的宝马汽车经销店坐落在索韦托的中心，玻璃立方体展厅向几码外的房屋射出一束白光，那些房屋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住在里面的人无疑是失业者，而且很可能是文盲。消失的地平线一辆马车只需要四个轮子，戏剧却是第五个轮子。……我不敢展望太远，因为我怕看到的只有我们的下坡路。我认为，即便是现在，能做出真正一流的作品也是一个奇迹，而这样的作品仍然很少。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水平在大多数时候勉强可以接受，比这更低的时候太多了。我们生活在这种不安全感、玩世不恭和随意草率之中，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我可能是错的，但我认为这个国家人才济济——而这些才华就像我们人类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被浪费了，因为它们没有在青春绽放之初就被发掘出来，然后又常常被丢弃在一旁。在我看来，我们没有美国戏剧，只有戏剧的碎片，一些碎片反射着灯光，另一些碎片则在掉落后淹没于尘土。戏剧没有终结，只是因为有那么多人迫切地想表演、编剧、导演和设计。正如卡尔?桑德堡所写的那样，“永远是年轻的陌生人”。但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打击他们。真遗憾。一个令人骄傲的剧院，以艺术而非玩世不恭的贪婪为核心的愿景，仍然遥不可及。美味的老式美国苹果派生活并不能让人安心；如果生活能让人安心，我们就不需要宗教的安慰了，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文学和艺术不需要在现实中没有安慰的情况下提供安慰，也不需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提供“干净、健康”的故事。那些希望拥有这种艺术的人当然可以拥有，但那些希望通过艺术来象征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理解生活，或许理解自己的人，也有权利拥有他们那一类艺术。谈谈马克?吐温《我的自传》中的章节人类本性如此，我想我们必定会逐渐走入君主制。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想法，但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人类；在我们的骨血中，我们携带着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种子：崇拜华服、头衔、区隔和权力。我们必须崇拜这些东西及其拥有者，我们生来如此，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必须被我们视为高于我们的人所鄙视，否则我们就不会快乐；我们必须有崇拜和嫉妒的对象，否则我们就不会满足……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崇拜金钱和金钱的拥有者——他们是我们的贵族，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贵族。我们喜欢在报纸上读到有钱人的故事……“富婆掉下地窖——没有受伤。”如果这个女人没钱，我们对她掉下地窖毫无兴趣。论社会剧我认为，我们中间的焦躁不安状态，即强烈地意识到跟我们的同胞之间关系的脆弱感，是由人只有当他充分发挥有效作用时才有价值这一事实造成的，这是唯一的原因。例如，《推销员之死》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原因是，它绘声绘影地描写了这样一个人，他尽管不是特别“好”，但他的经历表明，一旦我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就会感到孤独，感到没有价值，甚至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在这种巨大需要的影响下，连某些心理分析疗法也趋向顺应潮流，要使那种思想反叛的人就范，以便可以再次在社会中“立足”——即去“工作”，去“尽职”，换言之，使他适应一种并非古老，而是非常崭新的世界秩序。简言之，人的绝对价值仅被视为次要价值，远低于有效的生产需求。我们最终成了为机器服务。机器一定不能停，不能损坏，不能弄脏，也不能被弃。只有人可以受伤害，能被停工，能被弄脏，能被抛弃。我想，我们对受害者的怜悯之中掺杂着其他因素。它跟一种有自卫本能的优越感糅合在一起——感谢上帝，我们知道如何顺应潮流，为此，受害者不论怎样可怜，他得感谢他自己的命运。换言之，我们相信发挥有效作用是是最好的办法，同时我们从骨子里知道，要得出一个比这更残酷的结论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