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研究

本书探讨了《春秋》对春秋记忆的建构，以及《左传》与战国诸子对春秋记忆的重构，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左传》及诸子著作中关于春秋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本书总结了战国诸子对春秋历史的不同关注点和记忆热点，分析了这些记忆选择背后的学术思想和时代背景，揭示了不同学派如何根据自身的学术主张对春秋历史进行解读和利用。本书还比较了《左传》与战国诸子在春秋记忆上的互补性与差异性，探讨了这些差异对于后世历史认知和文化传承的影响。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史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古代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见解。

邢猛男，任教于江苏海洋大学。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绪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细读《左传》可以发现，《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却有条不紊，给人一种条理清晰的感觉。《左传》利用各种史记传闻材料，通过各种叙述手法，以五霸迭兴为主要线索，贯穿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人物和事件，营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历史空间。《左传》还通过揭示各种因果关系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将春秋历史叙述成周王室、诸侯公室的衰败史和新兴贵族的发展史。《左传》的选材显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目的的。 再去读战国诸子书可以发现，很多出现在《左传》中的春秋人物和事件也经常出现在战国诸子书中，要想了解战国诸子书中所涉及的春秋人物和事件，没有《左传》作为注脚是不太容易的。当然，比较《左传》和战国诸子书又可以发现，二者对于春秋历史，无论在视角和关注点上，还是在理解和评价上都存在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战国诸子书和《左传》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战国诸子书之间。 将今传几部重要的战国诸子书通览一遍后可以发现，不同的战国诸子书所涉及的春秋人物和事件多寡不一，所涉及的春秋人物和事件有同有异，对同一春秋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这些书中所涉及的春秋人物和事件又表现出普遍的一致性，有些春秋人物和事件都在这些书中被提及。这说明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对春秋人物和事件有着不同的关注兴趣，而又对某些春秋人物和事件表现出一致的关注兴趣。 基于这种发现和认识，我们可以肯定，在《左传》和战国诸子群体中存在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不仅成为战国诸子的对话基础，也加强了战国诸子的身份认同感。用“《左传》与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来标明这种发现和认识，并以之为论题，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在于对《左传》和战国诸子进行了新角度和新方法的尝试性研究。先秦文学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出现了研究瓶颈，在没有更多新材料的情况下，只能去创新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思路，扩展研究视角。本选题的研究材料主要还是一些旧材料，但在对这些旧材料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从记忆的角度看待《左传》和战国诸子的文本材料，可以产生新的发现和认识。用统计的方法考察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可以准确说明一些问题。 考察《左传》和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的过程，也是考察战国学人如何对待和理解历史，如何利用历史资源的过程。如何对待和理解历史实际上涉及历史文化传承的问题，如何利用历史资源实际上涉及理论创新的问题，这些都是值得现代学人思考的问题。战国学人在理解春秋历史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利用春秋历史资源，进行思想理论创新，为现代学人做出了榜样，现代学人可以从中获得多种启发。因此，本选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说明 （一）诸子。“诸子”一词最初与学术无涉。作为“诸”和“子”的合成词时，“诸子”因“子”的含义不同而表示不同的含义。“诸子”作为专有名词时，原本表示某种官职。作为一个与学术有关的概念，“诸子之一名词，盖行于汉初大收篇籍时，诸子书之名称，多定自刘向之《叙录》”。然而，这时“诸子”一词似乎主要表示一类书籍，而不是一群学者。高华平认为：“‘诸子’在作为与‘圣人’相对的一般学者的称谓出现之前，更多的并不是指‘人’，而是指这些‘人’的著作。”“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先秦至汉初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指称那些与作‘六艺经传’的‘圣人’相对的作‘诸子传说’的一般学者时，似乎更习惯于把他们分为一个个不同的学术派别而称之曰‘百家’，而非一个个单独的某某‘子’（人）。” “诸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个变迁的过程。“诸子”之“子”既可以表示人，也可以指代以“子”命名的书，“诸子”既可以表示各派学者，也可以表示各派学者的著作。本文所说的“诸子”主要指人而不是书，当表示书时，一般说成“诸子书”，但有时为了表述方便也用“诸子”表示诸子书的意思。 《左传》一般被认为是六艺经传，属于王官之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相对。《汉书·艺文志》分“六艺略”和“诸子略”，将《左传》分在“六艺略”。《汉书·艺文志》主张诸子百家出于王官，这就突破了六艺王官之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严格界限，作为六艺经传的《左传》与诸子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司马迁一方面将见于今传《左传》的材料称为“春秋古文”，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左氏春秋》（或即今传《左传》）与诸子在使用《春秋》时的一致之处。如果司马迁所说的“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就是今传《左传》的话，那么可以说司马迁既认识到《左传》在六艺之学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王官之学的性质，又认识到《左传》与诸子都有著书立说的意图，具有百家之学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正提示我们《左传》处于一种中介的位置：它既立于学官，属于官方认可的传注传统，同时它又与战国诸子的写作相关。” 这就是本书将《左传》与“诸子”并列，与传统诸子的春秋记忆放在一起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左传》与传统诸子有很大不同，《左传》的六艺官学色彩更浓，而传统诸子具有更浓的百家私学色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左传》归并到诸子书中，也不能把《左传》与诸子书对立起来。 （二）春秋。“春秋”作为一个合成词，其最初的含义应当是一年。在殷商和西周前期，一岁只分为春、秋二时，因此“春秋”可以代表一年；大概到了西周末年，开始从春、秋二时中分出冬、夏二时，这样一岁就分为春、秋、冬、夏四时，但“春秋”仍然可以代表一年，也可以泛指四时。“春秋”一词除了代指一年，泛指四时，其含义进一步虚化，还可以泛指岁月、人的年岁。正是由于“春秋”具有一年、四时、岁月、年岁等时间含义，该词便被用来通称一种编年记事的史书。正如杜预所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作为史书之名进一步专门化,可以专指鲁《春秋》。又由于孟子主张孔子作《春秋》，“春秋”也成为孔子《春秋》的专名。今传《春秋》被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在汉代被尊称为经，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正是由于《春秋经》在历史上影响巨大，且又是我国第一部记载某一历史时段的编年体史书，后世便将与《春秋经》所记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段称为“春秋”，于是“春秋”又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 “春秋”表示春秋历史的名称，向无争议，但春秋历史的起讫时间后世存在争议。据顾德融和朱顺龙的总结，叙述春秋史的起止年限，有的依据《春秋》，始于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81年，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的依据《左传》，始于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或止于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氏，如马骕《左传事纬》。顾颉刚《春秋史讲义》和童书业《春秋史》都根据《左传》确定春秋时代的起讫时间，始于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顺带提及三家灭知伯之事。吕思勉《先秦史》根据《春秋》，将春秋时代的迄止之年定为公元前481年，而将起始之年定为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钱穆《国史大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都根据《春秋》确定春秋时代的起讫时间。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将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定为春秋时代的起始之年，而根据《史记·六国年表》将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定为春秋、战国的分界之年。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认为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氏，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作为时代转折的标志，且这件事是《左传》最后提及的内容，因将公元前453年定为春秋时代的讫止之年，而将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定为春秋时代的起始之年。 本书采用顾德融和朱顺龙的观点，将春秋时代的讫止之年定为《左传》最后提及的三家灭智氏这一事件所发生的公元前453年。之所以采用顾德融和朱顺龙的观点，除了考虑到该观点有理有据，更考虑到研究的便利。本书将《左传》作为重点讨论对象，并将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进行对比，因此有必要将《左传》记载的所有事件，包括最后提及的事件都纳入考察的范围，这样能够避免破坏《左传》记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三）战国。“战国”一词最初表示征战国家或军事强国，后来成为历史时代的名称。据叶志衡考察，“战国”一词在西汉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使用并不普遍，只有《管子》《吴子》《尉缭子》《战国策》等少数文献中出现“战国”一词。上述文献中的“战国”一般都表示统治一方的征战国家或军事强国。到了西汉前期，“战国”一词的含义没有发生变化，西汉前期文献中的“战国”一词仍然沿用这个含义。至迟到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时，“战国”一词开始被用来表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到了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战国”表示历史时代的含义已经比较稳固。当然，“战国”的原始义并没有消失，仍然作为“战国”一词的主要义项。从汉末到魏晋之间，“战国”一词表示历史时代的义项被广泛使用，并逐渐取代它的原始义。大概隋唐以后，“战国”一词的原始义已经退居其次，而表示历史时代的含义则成为它的首要义项，并且沿用至今。 本书中的“战国”一般都指时代名称，具体表述为战国时代或战国时期。至于战国时代的起始之年，在确定了春秋时代的迄止之年后，自然就确定了。如上所说，我们将三家灭智氏这一事件所发生的公元前453年定为春秋时代的迄止之年，则战国时代的起始之年则定为公元前452年。 春秋、战国在年代学上可以有明确的分界线，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学者却不能被划分到两个时代。在考察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时，不能不考虑春秋战国之际的学者，但又不能全部考虑。这时我们只能做出模糊处理，将部分春秋战国之际的学者算到战国诸子群中。本文将墨子算到战国诸子群中，而将已经进入战国时代的孔子弟子算作春秋时代的学者。 （四）记忆。“记忆”既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日常词语，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学术概念。记忆这个概念的定义随着研究者的认识不同而发生变化。记忆最初主要是一个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概念，后来逐渐借用于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之场”“文化记忆”等概念的提出就是记忆研究转向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结果。从词义来讲，不管记忆的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它都不会偏离“记”和“忆”的意义范围。从词性来讲，“记忆”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前者表示所记忆的内容，后者表示记忆的动作和过程。 与“记忆”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历史”。“历史”同样既是一个日常词语，也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什么是历史？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讨论很多，纷繁复杂，笔者无力作出总结和继续探讨。但是本文毕竟涉及历史的概念问题，我们有必要给出关于历史的最一般的概念。根据笔者自己的理解，历史是指人类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和出现的各种现象，历史学或史学是指对人类过去的记载和研究。历史的本质特征应当是客观和真实，即客观说明过去的事实。尽管历史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无法探寻绝对的真实，但追求客观和真实仍然并始终是对历史的要求。如果因为无法做到客观和真实，就让史学做出退步，或产生历史虚无主义，那么史学就会遭到贬值。无论是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的研究，都绕不开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借鉴别人的说法，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与记忆的区别的观点：“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忆是人们相信事情已经发生了。”“记忆是向着认同，历史除了认同之外，还向着真实性。” 本书之所以说“春秋记忆”而不说“春秋历史”，是考虑历史具有客观真实性，而记忆具有主观选择性，我们既无法把《左传》和战国诸子书中的史料都认为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叙，也无法把《左传》和战国诸子书中的史料都考辨出真伪。既然这是一项可能没有结果的工作，我们选择放弃。如果记忆可以认为是人们相信存在过的过去，那么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就可以认为是战国诸子相信存在过和发生过的春秋人物和事件。本文从“记忆”的角度而非史学的角度考察《左传》和战国诸子书中有关春秋人物和事件的材料，可以突破史学层面的真伪考辨，而直接在思想文化的层面讨论《左传》和战国诸子。 三、相关研究论著述略 本书拟对《左传》和战国诸子进行一次新视角的尝试性研究，目前尚未发现与本文同题的论著，也没有发现与本文研究视角完全相同的论著。当然，研究视角再新，也不可能回避那些所有研究者都需要研究的内容。与本文研究有一定关系的论著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不少论著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方便，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明的述评。 （一）先秦“春秋”类文献研究。(1)“春秋”的名称来源。以杜预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春秋”之名是错举春夏秋冬四时的结果。刘乃寅《〈春秋〉释名》、吴天明《〈春秋〉书名语源考》、朱彦民《〈春秋〉何以名“春秋”》等认为“春秋”之名源于殷商每年“春”“秋”两季之阴阳合历。过常宝《祭告制度与〈春秋〉的生成》认为“春秋”之名源于被习称为“春秋”的四时常祭。(2)“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春秋”是至迟产生于西周的编年体史书。谭佳《论析〈春秋〉的巫史性质及其文学影响》、董芬芬《〈春秋〉的文本性质及记事原则》、过常宝《祭告制度与〈春秋〉的生成》等认为“春秋”源于古代祭告制度，具有巫史性质。(3)“春秋”的文体特征。夏德靠《先秦“春秋”类文献的编纂及其文体的演进》认为“春秋”是先秦时期一种很活跃的文类，其文体演变轨迹为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从记载诸国军政大事到专记个人言行事迹，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追求。(4)今传《春秋》与孔子的关系。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今传《春秋》是鲁国旧史，可能经过孔子的修订。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认为孔子依据鲁《春秋》，对其进行裁断、笔削、改造而成今传《春秋》。冯时《孔子修作〈春秋〉考》认为孔子截取早已存在的鲁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历史编次成书，袭用《春秋》之名实，以其讲习授徒，褒贬当世。另外，黄觉弘《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对《左传》的成书年代、作者、传授系统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书中还涉及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问题。 （二）战国诸子与“春秋”类文献的关系研究。(1)“春秋”影响战国诸子著书立说。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铎椒、虞卿、吕不韦、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认为“春秋”对战国诸子产生重要影响。“春秋”类文献在战国社会广泛流传，为战国诸子所阅读和引述。战国诸子散文中多次提及的“《春秋》”一般认为是指《左传》。(2)战国诸子引述《左传》。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着重探讨了《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作者认为《春秋事语》本于《左传》，可能是荀子一系学者所作。赵奉蓉《战国诸子对〈左传〉传播的效应》认为战国诸子对《左传》进行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征引和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左传》不同程度的传播。刘师培《周季诸子述左传考》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简单考察了战国诸子引述《左传》文字的情况，《读左札记》部分列举了《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引述《左传》的例证，认为战国诸子均睹见《左传》一书。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详细罗列了见于《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而与《左传》相关的材料二百余条，认为《左传》是战国诸子思想的渊薮。(3)《左传》引述战国诸子散文。徐仁甫《左传疏证》认为《左传》采《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书近七十则，以证成他的刘歆伪造《左传》的观点。徐仁甫的观点启发我们不能单向地看待战国诸子与《左传》的关系。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主张：“与其把《左传》视为诸子所引用的文本材料，不如想象这些典籍其实有一个共通的源头。” （三）战国诸子对春秋历史知识的运用。先秦诸子注重运用历史知识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对此多有留意。不过专门研究战国诸子对春秋历史知识运用问题的论文或专著尚未发现，一般都是在专著中的部分章节对先秦诸子运用历史知识问题进行讨论。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中论述了先秦诸子运用历史知识的方法、特点和意义，对韩非子、《吕氏春秋》对历史知识的运用进行了个案分析。林晓平《先秦诸子与史学》专设一章来探讨先秦诸子对历史知识的运用问题，并从诠释学的角度去分析先秦诸子对历史知识的运用。除了通论先秦诸子对历史知识的运用问题，还有专论某一子对历史知识的运用问题的，如陈奇猷、张觉在《韩非子导读》中讨论了韩非子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具体分析了《韩非子》中的史料和史论，肯定了《韩非子》的史学价值。 （四）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人物形象。战国诸子书中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诸子本人的形象，也有其他人物形象。方铭《战国诸子概论》归纳了战国诸子书的写人特色，重点分析了《晏子春秋》对晏子的塑造，《论语》对孔子的塑造，《墨子》对墨子的塑造，《孟子》对孟子的塑造，《庄子》对庄子的塑造。袁连磊《〈庄子〉人物形象研究》和郭迎春《浅析〈荀子〉中的人物形象》分别研究了《庄子》和《荀子》书中的人物形象，包括其中的春秋人物。专门研究战国诸子书中春秋人物形象的论著不多，不过有几篇论文专门谈论了孔子在战国诸子书中的形象问题，如方勇《论〈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与解说者的偏执》讨论了《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作者将《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分为三类：“以儒家面貌出现的孔子”“由儒而道的孔子”“以道家面貌出现的孔子”。郑先彬《先秦诸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摭谈》讨论了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对孔子形象的不同塑造。作者注意到，孔子在《墨子》中往往是被攻击的对象，在《庄子》中往往是道家思想的寄托者，在《韩非子》中往往是法治的拥护者。张岩《战国三部诸子著作中孔子形象的变异》讨论了大致相同的问题。杨宗耀《诸子思辨视野下的孔子形象—荀子及其后学对孔子的论述》专门讨论了《荀子》中的孔子形象问题。 （五）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故事。战国诸子书中含有大量的寓言故事，包括春秋故事，研究者对此早有研究。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专设一章探讨了先秦寓言，对《墨子》《孟子》《庄子》《列子》《荀子》《韩非子》等战国诸子书中的寓言都有论述。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则专书探讨先秦寓言，比前者更为详细。周岩壁《先秦诸子寓言新论》对先秦诸子寓言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专论一子寓言故事的论著有很多，如姜守阳《〈孟子〉寓言探究》、侯晓丽《庄子故事研究》、张玉《〈庄子〉寓言研究》、秦春艳《法家思想视野中的〈韩非子〉寓言研究》、宋洁《〈吕氏春秋〉寓言研究》等学位论文分别研究了《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诸子书中的寓言故事。研究《庄子》寓言的论著最多，除了上述学位论文外，还有一些专著，如叶程义《庄子寓言研究》、蒋振华《〈庄子〉寓言的文化阐释》等都是专论《庄子》寓言的。专门研究战国诸子书中春秋故事的论著尚未发现，不过，研究先秦诸子寓言势必会涉及春秋故事。 （六）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春秋时期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研究者对此多有关注，相关论著较多。陈锡勇《宗法天命与春秋思想初探》中重点讨论了上古宗法天命思想和春秋时期老子、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占筮、星象、天道、鬼神、祭祀、经典、礼制、德政、德行、君子等宗教、伦理和社会问题。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重点讨论了《易》《诗》《书》等上古典籍，还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的预占、礼论、伦理观念和社会思潮。研究春秋哲学思想的论著不多，值得注意的有关锋、林聿时的《春秋哲学史论集》和周立升的《春秋哲学》，前者重点讨论了管子、子产、老子、孔子、孙子、范蠡等春秋人物的哲学思想，后者除了讨论了上述几位人物的哲学思想，还讨论了邓析、墨子的哲学思想。 （七）前诸子时代的思想文化。战国诸子的思想是在继承前代思想资源并受到时代激发而形成的，一些研究前诸子时代哲学思想的论著对考察战国诸子思想的渊源问题很有裨益。专门研究前诸子时期思想文化的论著不多。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探讨了史前思维和观念，重点讨论天人、天命、天道等观念的产生、形上观念和概念的形成、道德与社会观念的产生问题。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着重从制度与思想相互建构的角度，探讨前诸子时期的宗教、政治、伦理与思想。另外，龚书铎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章人英主编的《中华文明荟萃》等均有对前诸子时代思想文化的论述。 前五类论著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较大，后两类论著虽然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不大，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学术思想方面的启示。以上论著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方便，它们都是本文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些论著不可能尽如人意，本文才有拓展研究的间隙。就与本文研究比较相关的前两类论著而言，这些论著要么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左传》和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史料，要么以《左传》为准绳衡量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史料是否可信。总之，都不能跳出考辨真伪的史学藩篱。实际上，如果从记忆的角度，将《左传》和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史料理解为春秋记忆材料，就不会纠结于真伪问题。 四、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一）研究目标。本文旨在考察《左传》和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情况。具体而言，一是考察《左传》对春秋记忆的选择，即《左传》对春秋历史记忆的建构；二是考察各家各派的战国诸子对春秋记忆的共同选择，即他们共同关注的春秋人物和事件；三是考察各家各派的战国诸子对春秋记忆的分别选择，即他们各自关注的春秋人物和事件；四是比较战国诸子和《左传》在春秋记忆上的异同。当然，解释《左传》和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也是本文研究的目标之一。 （二）考察对象。战国诸子有很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墨翟、列御寇、孟轲、庄周、荀况、韩非，在战国显赫一时的有李悝、吴起、申不害、杨朱、尸佼、商鞅、宋钘、孙膑、淳于髡、尉缭、惠施、张仪、彭蒙、田骈、慎到、尹文、苏秦、公孙龙、邹衍，还有更多埋没无名的人。本文所考察的战国诸子主要包括各家各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他们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除此之外，还包括《吕氏春秋》的无名作者和《战国策》中的纵横策士。 （三）基础文献。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书中，但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记忆材料远非战国诸子的全部春秋记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只能通过战国诸子书中的有限材料来考察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本文将今传重要的七部战国诸子书《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作为研究的基础文献，无论是统计分析还是归纳比较都主要以这七部书为范围。当然，本文也适当利用《论语》《列子》《管子》《晏子春秋》等文献，对出土文献也酌情利用。 （四）篇章布局。本文共有七章，大体分为三部分：一、记忆的可能，即战国诸子回忆春秋历史的可能条件，是第一章的内容；二、可能的记忆，即《左传》和战国诸子多种可能的春秋记忆，是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内容；三、记忆的比较，即《左传》和战国诸子在春秋记忆上的异同，是第七章的内容。 （五）各章内容。第一章考察《春秋》的流传和《春秋》《左传》的关系问题。第二章考察《左传》对春秋记忆的建构问题，分析《左传》对新兴贵族统治合法性的历史追忆和对齐桓公形象的重塑。第三章考察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情况，通过统计表显示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在春秋记忆选择的范围和对象上的差异。第四章通过统计数据确定战国诸子记忆中的热点春秋人物，并对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进行分析。第五章考察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对孔子的不同记忆，探讨孔子记忆在儒学分化和儒道关系上的意义。第六章考察不同学派的战国诸子对春秋五霸的不同记忆，探讨春秋五霸记忆对战国诸子王霸观念的影响。第七章比较战国诸子与《左传》在春秋记忆上的异同，探讨战国诸子与《左传》在春秋记忆上的互证互补关系。

第一章 从《春秋》到《左传》 第一节 《春秋》的产生与流传 第二节 今传《春秋》还原 第三节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第二章 《左传》对春秋记忆的建构 第一节 《左传》对春秋记忆的序列化 第二节 《左传》中的“合法证明”记忆 第三节 创伤记忆与《左传》桓、管叙事 第三章 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 第一节 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 第二节 战国儒家、墨家的春秋记忆选择 第三节 战国道家、法家的春秋记忆选择 第四节 战国纵横家的春秋记忆选择 第四章 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 第一节 战国诸子记忆中的春秋热点人物 第二节 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分析 第三节 从记忆热点看战国诸子的学术思想活动 第四节 战国诸子对春秋热点人物的记忆分歧 第五章 战国诸子的孔子记忆 第一节 《论语》中的孔子记忆：“斯文”的承传者 第二节 早期儒学的分化与孔子记忆的凝聚力 第三节 有关孔子的不良传闻和墨家的孔子记忆 第四节 由儒入道与《庄子》中的孔子记忆 第六章 战国诸子的春秋霸主记忆 第一节 战国诸子确定的春秋五霸 第二节 战国诸子对王霸之道的探讨 第三节 战国诸子对五霸记忆的压抑与张扬 第四节 战国诸子的齐桓公记忆 第七章 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比较 第一节 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互证 第二节 战国诸子对《左传》春秋记忆的补充 第三节 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偏差 第四节 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分歧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吕氏春秋》中提及的春秋人物统计表 附录二：春秋时期的弑君亡国事件 附录三：春秋历史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