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人物世界

《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巨著，对中国人来说，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与智慧，更是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性格的传世经典。

《史记》的文学性以及对历史的独特观察，主要是通过人物传记表现出来的，如商人政治家吕不韦、刺秦王的荆轲、被政治玩弄的李斯、天才将领李广等的生平事迹。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些人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意志，有属于他们的风姿和精彩。“司马迁以超越时代的眼光，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给每一个努力建立起自己尊严丰碑的人唱起了赞歌。”读懂了《史记》，也就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林聪舜精选了数个典型人物，深入剖析了他们命运剧变背后的性格特点和历史背景，揭示了人性的普遍规律与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为读者未来的人生抉择提供了某种启示和指引。

林聪舜，台湾师范大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等职。著有《史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汉代儒学别裁：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秦汉历史与思想的几个侧面》等作品。

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别具创意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经商的方法运用于政治投资，并取得重大成功的典型。《史记·吕不韦列传》讲述了一个有创意的生意人，是如何把政治当作生意来经营，成就伟大的功业，获取无法估量的利润的。但吕不韦虽成功了，成为秦的“相邦”，权倾一时，最后仍难逃废相徙蜀，饮鸩而死的下场。吕不韦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他超人一等的投资眼光，也看到了商人力量的崛起；吕不韦以失败告终，虽有个人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则在于商人操纵政治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虽然吕不韦贵极人臣，但他的荣辱仍系于君王一人之喜怒。换言之，吕不韦投资政治的本领虽举世无双，但仍得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个人才气与历史条件的冲突。无论如何，吕不韦用他别具创意的政治投资创造了颇具传奇性的一生。

“奇货可居”——对秦庶孽孙子楚的投资

吕不韦原来是阳翟大贾，但在政治力高于一切的时代，他不甘于只凭经商累积财富，他很有创意地发现政治投资更有攫取无数利润的可能性。当时秦太子中男子楚因其母不得宠，“为秦质子于赵”，由于秦数攻赵，子楚处境相当艰辛。当时吕不韦于邯郸做生意，一眼就看出借着投资子楚取得政治权力，从而谋求大利的可能性。《战国策》有一段吕不韦父子的对话，鲜明地体现了吕不韦投资子楚以谋利的动机。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嬴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嬴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由是吕不韦转换跑道，弃商从事政治活动。形式上虽是弃商，但吕不韦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依然是商人将本求利的打算，只是这次买卖的商品是子楚，投机性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纯商业买卖。如果买卖成功了，顺利替子楚争取到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利润将难以估算，因此不韦见到子楚时，想到的是“此奇货可居”——这完全是商业活动的考量方式。

子楚是不受宠的秦庶孽孙，“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因此吕不韦结交子楚很容易。在献计“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后，马上得到子楚“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承诺。但替不受宠的子楚谋求王位继承人的差事，横亘在面前的是艰难的挑战。但吕不韦基于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很顺利地把经商的本领运用到政治活动中。他一眼看出子楚的机会落在了太子爱幸的华阳夫人身上，由于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看出她的处境，找到了游说的切入点：

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

吕不韦除了再投资“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贿赂华阳夫人的姐姐，打通关节，他游说的内容仍不外乎是利益交换的生意手腕。华阳夫人“甚爱而无子”，有“色衰而爱弛”的恐惧，也有“夫百岁之后”失势的隐忧，这就为子楚依附夫人、夫人拔以为適提供了合作基础。果然，吕不韦的游说打动了华阳夫人，夫人与子楚结成利益共同体，劝太子立子楚为適嗣，太子许之，“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吕不韦的“奇货”取得秦王位继承人的地位，距离他投资成功已指日可待。

吕不韦很有创意地进行“奇货可居”的投资，也很有手腕地把“奇货”改造成炙手可热的秦王位的继承人，可以看出他在政商领域的敏锐眼光与才干。而当一个商人的企图心居然大到想控制当时超级强国的王位继承权时，这标志着当时商人力量的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了，野心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是嬴政还是吕政？

子楚立为秦適嗣后，声名日盛，但留在赵国当质子，处境仍极危险。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赵欲杀子楚，赖吕不韦行金六百斤与守者吏，脱困赴秦军，得归秦。子楚妻儿亦因得吕不韦资助得自匿免。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薨，太子立为王（孝文王），子楚为太子，赵不敢再得罪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第二年，孝文王薨，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论功行赏，“以吕不韦为丞相（相邦），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由邯郸一见子楚，认为“奇货可居”进行政治投资，至此一共才花了十五年，就完全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丞相尊位之显赫与十万户侯之利润，则恐远超过当初的奇想。吕不韦成为获取空前未有利润的商人，也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在本列传中，司马迁收录了一则汉初流传甚广，几乎人人信以为真的故事，谓秦始皇嬴政为吕不韦之种，此一故事脍炙人口，后人遂经常有以吕政易嬴政者。其文云：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如果这则故事属实，那么秦在尚未并吞六国前，国祚已绝，由嬴姓归于吕姓矣。对于视秦为暴虐无道，却又无可奈何的六国遗民，或反秦气氛浓烈的汉人而言，如此丑化嬴政，岂非大快人心？然而，司马迁虽采录了这则传说，却持存疑的态度，“至大期时，生子政”，就是在不违反当时人人相信的“集体创作”的历史观外，保留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大期”，古人通解为十二月或十月而产，如此一来，献有身之姬于子楚的传说就不能成立了。以常理而言，赵姬本为不韦妾，若怀身孕归于子楚而生政，势必不足月而产，子楚断无不怀疑，反立政为太子之理。

当然，吕不韦割舍爱姬，强忍怒气献给子楚，是出诸“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出发点仍是谋利。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可以破家投资“奇货可居”的子楚，自然可以割舍爱姬，求取政治上的最大利益。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吕不韦是可以付出生命之外的一切，加码投资的。

一字千金——思想路线的争夺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一直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相，吕不韦担任秦相邦的时间共计十三年。这是他一辈子事业的巅峰期，他拥有雒阳十万户及其他封邑的食邑，家童万人，享受之丰远非他始终经商所能比，“奇货可居”的政治投资太成功了；在政治上，吕不韦也表现了杰出的才干，他担任相邦期间，不断对六国进攻，取得一连串胜利，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

吕不韦的事业中，尚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就是《吕氏春秋》的编纂：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一字千金”故事。“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是以千金来衬托《吕氏春秋》的权威性，这依然是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惯用的思维模式，所以前人有以“贾名”视之，认为吕不韦此举“仍寓贾人伎俩，与前‘居奇’‘钓奇’为一类”。此一编纂评论相当有见地，“贾名”可以解释为对商人出身、因缘际会而贵为相邦的吕不韦的文化美容，增强他高居相位的正当性。但用“一字千金”树立《吕氏春秋》的思想权威仍有更深一层的目的，考《吕氏春秋》成书于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着手编纂当更早于此数年，而嬴政即位时年仅十三，二十二岁亲政，综此可知，《吕氏春秋》的编纂是在始皇亲政前数年，而秦统一天下局面未定的时期。

因此，我们可将《吕氏春秋》的编纂视为吕不韦在争取思想层面的领导权，是一种思想与政治路线的争夺。

《吕氏春秋》的内容，大有别于商鞅以后秦所奉行的法家路线，是吕不韦企图为即将统一的大帝国提供思想指导，也是赶在始皇亲政前，企图摆脱“尊君卑臣”的法家主张，预先安排自己的生存空间。至于吕不韦是否预见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方式，应该有别于“马上得天下”时期的法家之治，否则难以持久，则已无法查考。

无论如何，吕不韦以“一字千金”的方式提升《吕氏春秋》的权威性，仍反映了他惯于将经商的思维模式运用到政治活动上。

相邦之死——商人操纵政治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始皇亲政以后，吕不韦开始面对悲惨的命运：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免相，就国河南；一年后，全家徙处蜀，途中“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吕不韦被废的表面原因是牵涉进嫪毐与太后私通之事，但宫闱传闻本不可尽信，吕不韦的权势大到令始皇难以安枕，恐才是被整肃的深层理由，此观乎吕不韦免相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结果造成始皇更大的不安可知。始皇对此的反应是：“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结果吕不韦就在徙蜀途中饮鸩而死。

由此看来，始皇对吕不韦的猜忌极深，“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展示了吕不韦的力量，也加速了他的灭亡。而由“君何亲于秦”观之，嬴政并不认为吕不韦与他有任何血缘关系。

吕不韦以卓越的经商本领转用于政治投资，爬上了权力的巅峰，但当他想继续掌握大权，甚至用编纂《吕氏春秋》的方式主导政治路线，甚至用“贾”的方式，以“一字千金”提升自己的权威，却不免遭到始皇猜忌，步入“饮鸩而死”的下场。吕不韦用经商的方式进行政治投资，企图操纵政治，凭借他的才干，因缘际会成为秦的相邦，更成为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但他终究失败了，主要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素，而是商人像现代资本家一样操纵政治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专制君主的时代，毕竟仍是万民荣辱完全系于君主一人喜怒的时代。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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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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