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本书是北大历史学教授辛德勇追忆其师黄永年先生的著作，兼涉随笔与学术笔记。 辛德勇以亲历者的视角，将黄永年先生对历史学问的精深洞见娓娓道来，尤其是中国唐史以及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刊刻本古籍的通鉴之学。我们不仅能从一段又一段温暖的旧事中感受黄永年与辛德勇之间的师承印记，还有两位历史学名家的治学与生活之道，字里行间勾勒出一位学者如何以烟火气的豁达滋养学问的厚度。翻开本书，历史研究的冷峻与生活雅趣的热忱在此中交织。

辛德勇，知名历史学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地理学史、地图学史、水利史、出版印刷史、天文学史等。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和《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等。2015年入选当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名单，作品《中国印刷史》于2018年获“国学成果奖”。

章一 授业恩师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到过几本中国古代文史书籍，除了因旧时村学通行而在市面上还广泛流通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只翻阅过一本近人林大椿编纂的《唐五代词》，浏览过《史记》的大部分本纪和列传，也看过一两本《汉书》的人物列传。1977 年考上大学，被从文科考生当中错招到理科念书。那时，不仅根本没有转系调换专业一说，学校甚至还满校园张贴告示，严禁像我这样缺乏“专业思想”的学生，私自偷听其他科系的课程。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不甘心就范，也只能在课下自己跑到图书馆去读些想看的书，但既缺乏相应的预备知识，又没有老师指点，只能是顺手胡乱翻检，完全没有头绪。后来能够找到初入书山的路径，都仰赖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教诲。 本科毕业后我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本来都是随从史念海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业师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学术泰斗，但面对像我这样懵然无知的门外汉，具体怎样来引入文史研究领域，史念海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并且事务繁忙，顾不上对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有些基础工作，是请黄永年先生来协助完成，阅读文史书籍，就是如此。 黄永年先生开设有目录学课程，学校里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来选修，教室里座无虚席。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基础比我要好，了解目录学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黄永年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精深造诣，我却只是按照导师史念海先生的强制性要求，懵懵然走入黄永年先生的课堂，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才逐渐理解到学习这门知识的重要性。 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项特征，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典籍的史料价值，是学习目录学知识的主要用途，这也是目录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核心内容。这些知识，说起来很重要，初学起来却十分乏味，若非遇有良师引导入门，很多人对此都是望而生厌，以终身无法得其要领。 在并世学者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具有比先生更为通博的学识，但至少很难有人会做到像先生那样，将这门看似枯燥不堪的学问，讲得如此妙趣横生，满堂溢彩。先生讲述目录学知识，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语言诙谐幽默，其实还只是表面原因。在大学的讲台上，从来也不缺乏语言生动的教员，能够讲成时下万众尊崇的明星学者，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其中颇有一些“名嘴”，很难持续获得学生的敬重，原因即在于缺乏足够的深度。假若仅仅是就书目而论书，目录学课程难免会被讲成余嘉锡先生痛加贬斥的所谓“书衣之学”。先生讲述这些内容，则有两项明显与此不同的特征，即一是重视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之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述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这样来讲述目录学知识，想法本来很平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难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要做就都能够做到。 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包罗万象，清楚每一部书在学术源流中的位置，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再要讲出这些典籍在当代各个文史学术领域内的史料价值，又需要普遍了解这些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包括有重要意义的前沿进展，其对讲授者学术视野和能力的考验，可想而知。黄永年先生讲授目录学，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学生普遍持久的敬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从事专业研究所终身需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引领我们找到步入学术殿堂的正确途径。 然的种种制作的文本。《诗经?关雎》开篇句子解读由湖南尹晓春先生完成，这个解读也涉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之基础句。而《道德经》此译注本中的一些句子，尤其含“而”字的解读、训其为“二”正是遵循周易基本原理以及圣人指示做的具体实践和运用。“道可道也非常道也；名可名也非常名也。”名学另外一个案例，文圣孔子《论语?学而第一》开篇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的解读：“学而/二（混装）时习之，不亦/易（混装）说乎？”关关俱究，在和知周也。这里的二，即阴、阳，刚、柔，美、恶，长、短，难、易，前、后，大、小，高、下，显、隐等。《道德经》开篇句，与《论语》开篇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开篇句“学而/二（混装）时习之，不亦/易说乎？”亦是解读《论语》的一把钥匙。 ……………… 古刻旧本，由于传世稀少，其中有一部分书，很早就具有文物性质，而其文物性愈高，价格愈贵，学人也就愈难购藏。身为一介书生，黄永年先生向我传授他的切身体会说，买旧书千万不要与人争强斗胜，花大价钱买旧书，并没有太大意思；寻觅旧书很大一个乐趣，就是在常人不注意的书籍当中，发现有价值的好书。清人学术著作，过去不受古董家注意，常人也很难认识其价值，价格相对比较低廉，因而成为黄永年先生藏书当中颇有特色的一项内容。先生对清代学术之熟悉，如数家珍，在研究中引证清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花费力气，我想和他这方面丰富的收藏，应当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自己也正是在如法行事购买一些清人学术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和认识，对我研究学术问题，给予很大帮助。 按照我的理解，黄永年先生虽然说买旧书主要是出于赏玩的目的，但这种赏玩是以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即这种赏玩更多的是着眼于特定学术内容书籍的版刻，相对来说，多数藏书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在先生这里应居于稍次要一些的层次。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就是由于这类书大多内容太过平常而且校勘质量往往比较低下。我开始买旧书的时候，北京书肆上这类明末朱墨套印本，价钱还不算很贵，我还能够对付着买上一两部。有一次在旧书店里陪侍先生买书，我指着一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这书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断然批评说：“辛德勇，你是念书人。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是很为人不齿的，所以你不要买这样的书。”显而易见，先生购买收藏古籍，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他是赏玩念书人关注的书籍。屈指数算，我在北京逛旧书店买古书，也有十五个年头了，至今箧中仍未存有一部朱墨套印本书籍（套印历史地图除外），就是因为在老老实实地依循着黄永年先生走过的轨辙。 先生从年纪很轻时就开始买旧书，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委托友人杨成凯先生，在北京代买过一部书籍，但他多年来一直是精挑细选，只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从未放手滥收，因此，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在常年徜徉于旧书店中挑选书籍的过程当中，经手经眼无数古籍，这必定会大大丰富先生的文献学知识。所以，虽说先生买旧书的直接动机是出自赏玩，但先生的古代文献目录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娱自乐性学人消遣的基础之上。在先生的指点下买旧书，使我对此深有感触。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是研治版本目录之学，黄永年先生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研究，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性情。有真性情，也才能做好真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