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幕府与外来冲击

13世纪，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两次东征日本，却都铩羽而归。日本社会长期以“神风护国”论解释这一事件，而“异端”学者网野善彦通过不同寻常的视角，系统梳理元日战争过程及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与国民思想，破除神风神话，重新审视“蒙古袭来”这一前近代最大规模外敌入侵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蒙古袭来之际，日本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各种思想、势力及生产方式激烈碰撞。北条氏试图借危机强化统治，反而激化幕府、朝廷、寺院与贵族间的矛盾。游女、赌徒等非农业民，地方领主，农民百姓，以及持续扩张权益的庄园势力纷纷趁机争夺利益。武士为获取恩赏拼死抗敌，战后却因幕府分配不公与财政困境陷入赤贫，平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非农业民借机崛起为新势力。货币经济冲击传统体系，流浪生活被定居方式取代，社会裂痕加深与歧视加剧促使“恶党”势力壮大，最终导致镰仓幕府覆灭。除了政治分析，本书还突破“农耕日本”的单一叙事框架，特别聚焦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维度：山民、海贼、流浪艺人等边缘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生存形态。宗教与思想领域也掀起了新的潮流，祭祀道祖神等民俗文化映射平民阶层的野性生命力，整个时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能量。

◎作者简介网野善彦，东京大学毕业，历任名古屋大学助教、神奈川大学短期大学部教授、神奈川大学特任教授等，专攻日本中世史、日本海民史，提倡“网野史学”的新史观，专门研究在山林、野外、河川、海边生活的平民百姓。著有《网野善彦著作集》（19卷，岩波书店），单独出版的专著另有《重新解读日本历史》《无缘·公界·乐》《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日本社会的历史》《“日本”为何？》《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等。◎译者简介张玉玲，外交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关西大学。研究方向：汉日对比研究、日语语言文学、区域国别研究。著有《现代日语Vテ副词研究》《日语语法——中高级句型全解》等。李濯凡，外交学院教授。著有《万叶诗情:日本〈万叶集〉和歌及其歌人》《日语句型例解活用辞典》等。译有《日本古典和歌百人一首》。

代序 飞石 赌博 道祖神（节选）那作为艺能的赌博据说饥荒之年格外盛行祭祀，宽喜年间也是如此。祭祀活动前后，人们都会喝得烂醉。在祭祀之外，“宴饮杯酌”更加盛行，人们在席间还热衷于赌博。赌博之时，赌徒屡屡为争胜负而大打出手，甚至发展为“斗杀”。尽管朝廷和幕府专门颁布法令严厉禁止赌博，但如双六、七半、四一半等赌博游戏依然难以禁绝。据《古今著闻集》（成书于镰仓时代中期的故事集）记载，赌博始于天武天皇召集皇子和公卿们进行的游戏。这也记载在《日本书纪》中，但早在持统天皇时朝廷就已发布过禁止双六的禁令。不过，无论多么严厉的禁令，也无法抑制赌博的盛行。纵观整个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贵族与平民中的赌博之风愈演愈烈。白河上皇根据自己的经验，将“双六之骰”列为三大不如意之一。但也正因如此，他深知这一禁令几乎不可能执行。对于当权者来说，这股无法掌控、难以言喻的力量一直在起作用。进入镰仓时代，嘉禄元年（1225年），朝廷颁布“公家新制”，严令禁止赌博。幕府也相应地颁布了类似的法令。这不仅是因为赌博会导致斗殴甚至“斗杀”，更重要的是，如果支撑幕府的御家人沉溺于赌博，将领地输掉，那么幕府本身的基础也会动摇。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藤原定家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法令发布的第二年，在一位贵族家门前，京城中的赌徒们痴迷于“双六之艺”，即使受到制止也毫不罢手。对此感到愤怒的家主向六波罗举报，于是武士们将这伙人全部捕获，割去鼻子，剁下两根手指。幕府禁令之严厉，由此可知。然而，藤原定家自己却将双六称为“艺”，而且对刑罚的残酷程度感到震惊。尽管朝廷和幕府都严禁赌博，但实际上，将赌博视为“艺”的观念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在中世，各种“职人”（手工业者）群体常常聚集在一起进行和歌比赛。其中，最古老的歌集是镰仓后期编纂而成的《东北院职人歌合》。建保二年（1214年），听着东北院念佛之声的各行业“职人”以月亮和爱情为主题，分成左右两组进行和歌比赛。其中锻冶（铁匠）、番匠（木匠）、刀磨（磨刀匠）和铸物师等24种行业的“职人”进行了12场歌赛，而第9场比赛涉及与船夫的赌博。如后文将要提到的，尽管当时的“职人”与现代的不同，但如今的“职人”一词无疑起源于此。不管怎样，在那个时代，赌博之人也被看作是一种手工业者。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在11世纪被认为是藤原明衡著作的《新猿乐记》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手工业者歌赛，参与者中有右卫门尉一家，家里有工匠、铸造师，还有阴阳师和医生等，而右卫门尉长女的丈夫就是一位著名的赌徒，精通掷骰子。此外，在永仁五年（1297年）成书的收集了唱导范文的《普通唱导集》，在“世间”的“艺能”部分列出了武士、歌人等许多“职人”，赌博、围棋、将棋和双六等活动也被列入其中。与武勇一样，赌博也被视为“艺能”。藤原定家所谈到的“双六之艺”不过是记录下当时共通的观念而已。这个时代的“职人”都有各自的“道”，“兵道”即其一。手工业者都从事他们各自的“道”，如制作螺钿的人有螺钿道，漆工有漆工道，木工有木道等。因此，这些“职人”常常被称为“道之辈”或“道之工匠”。如果赌徒是“职人”，赌博是“艺能”，那么有个“博弈道”也毫不稀奇。由工藤敬一、阿苏品保夫等人组成的熊本中世史研究会曾刊行了一本成于镰仓末期的《鹰尾文书》，书中认为赌博是“艺能”，并介绍说赌博者中有深知其“道”并以“道”获取金钱之人。因此，说赌博者和铁匠、木匠一样也是认真营生之人也不为过吧。高柳光寿所提到的“博弈打坐”也完全是可能的。这个时代“职人”的一个特征是四处游历（这一点也将在后文详细说明），而漂泊更是当时普通赌徒的生存状态。《梁尘秘抄》所收今样这样唱道：我儿将满二十岁，只有赌博才走路。如同有“飞石之辈”“抛石之党”一样，各国也都有“博党”在广泛活动，亲鸾之教首先扎根的常陆就特别“徒党兴盛”。而这些四处游历的赌徒的母亲，也真诚地向神祈祷，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博弈中胜出。还有今样这样唱道：拘尸那城的后面，出现十个菩萨。欲满足博弈之愿，冀出现一六三。面对这样的祈祷，菩萨们也会欣然满足赌徒的愿望。将“丁半”和“双六”当作儿童游戏，而将赌博视为“反社会”的“普遍观念”却是在南北朝内乱期之后才逐渐普及的。而在那时，这种观念还没有普及。人们一边向神佛虔诚祈祷，一边真诚地沉浸在赌博之中。我觉得，这与那种“诚心”也是相通的。道祖神的祭典在那个时候，各个城镇的十字路口都有道祖神。对于统治者而言，祭祀道祖神开始变成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情。丰后国府的所在地盛行建设祭祀道祖神的神社。仁治三年（1242年），该国的守护大友赖泰规定，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停止建造道祖神神社。据《扶桑略记》记载，在京都，早在天庆二年（939年）“平将门之乱”最严重时就有人供奉“岐神”。而在前面提到的《新猿乐记》中，右卫门尉的60岁妻子对丈夫的冷落怀恨在心，就向五条的道祖神奉献供品。稍晚的弘长三年（1263年）发布的“公家新制”认为祭祀时的“风流”舞偏离了法度，遂加以禁止。当然，道祖神不仅仅存在于这些城镇当中，“道祖”“道祖口”“道祖神”等地名也经常出现在各个庄园的检注帐中，我们由此可以确定，道祖神受到广泛的祭拜。这尊被称作“さえのかみ”（saenokami，也称塞神）的神也是深不可测的。关于它的起源，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早川孝太郎认为，在原始人类所恐惧的精灵中，有的会发出“さ”“さっ”（sa）的声音，“さのかみ”（sanokami，即发出“さ”之声的神）逐渐转变成“さえのかみ”（saenokami）。柳田国男则认为，“さえ”是“塞”，是防止邪恶神灵从山地降临到人间的神，是将生者与死者、人间与冥界，亦即人类与自然界分开的神。放置在边界上象征道祖神的事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以甲信地区为中心，分布在东国的男女双立道祖神最近作为“路边的石佛”而备受关注，许多人喜欢它朴素的形象。然而，这种形式来自江户时代，而更古老的形式是放置自然石、阴阳石等。在《信贵山缘起绘卷》和《西行物语绘卷》中都可以看到，看起来像是阳石的石头被放在路边祭祀。中泽厚研究道祖神30多年，他在其著作《山梨县的道祖神》中介绍了道祖神的多种形态，特别关注到甲斐地区许多圆石道祖神，并将其起源追溯到绳文时期的石器时代，认为这是基于当时人对石头的崇拜。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这种信仰具有很深的根源。虽然现在对道祖神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东国，不过正如前文所述，道祖神也曾在西国广泛分布。如今，我们仍然可以在各地发现它存在的迹象。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我在隐岐美田发现了一座被称为“岭上地藏”的双神雕像；在前往“伯耆船上山”的中途，我还在赤碕町（今琴浦町）的山川看到了一块刻有“妻神”字样的文字碑。其中，在对马旅行时知道的道祖神，我觉得不太为人所知，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吧。对马研究者永留久惠在其著作《对马的古迹》中记载，对马人称山谷为“さえ”（sae）。从前，每个村庄都在能走上离开村庄、通往邻村的山路的斜坡入口，在从“さえ”流出的溪水流经的村子的出入口祭拜“せーん神”（se-nkamisama）。那里有用石头垒起来的塔或坛，大多以自然石为神体。现在仍保留这种祭祀的，据说只有上县町（今对马市）的志多留和伊奈。我所看到的是志多留的“せーん神”。志多留聚落位于对马东北部，面临大海，分为上、中、下三组。被称为“天道地”的广场是不建房屋的，广场周围排列着民居和干栏村头有一个阳石群，“せーん神”则在要往山上再走远一点的溪水旁边。沿着小山丘，有四间用扁平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室，分为上、中、下三组（下组为两间石室）。石室旁边还有一些类似阳石的东西，据说有时还会供奉“足半”草鞋等物品。祭典就在这里举行。这是儿童组的祭祀活动：孩子们从大约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然后在一月二日（老一辈人说从前是初一日）的早晨前往祭祀场所。首先，他们在神前竖起木板制成的“薙刀”，然后准备酒和米进行“直会”（尝一点酒、咀嚼几粒米），接着点燃预先准备好的生柴。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长长的火把被点燃，然后组里所有的孩子都拿着燃烧着红色火焰的火把，合唱“祝词”，并多次把火把伸进石室中。柴火烧尽后，他们把灰撒在约一尺长的楮树树枝上，剥掉一半的皮，再把两根树枝绑在一起。他们把这叫作“垂穗”。孩子们按照户数和神社、“禁地”（类似前文的天道地，具有某种禁忌的神圣场所）的数量做出垂穗，然后各自带回家，用来供奉神社或“门松”（正月神）。对于我这样一个对民俗学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评价这个节日有些困难。不过，这与武田久吉在其著作《农村的年中行事》中详细描述的“烧门松”“道祖神祭”非常相似。中泽厚认为，山梨县的“道祖神场”可能是举行成人戒仪式的场所，若将其与这个祭场以及“天道地”等场所进行比较，对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祭祀也在镰仓时代的都城举行。但是那大体与之相通的、关乎人类本源的“风流”舞不是也作为一种包括成年人在内的祭祀时的活动出现在都城中了吗？当权者将道祖神嘲笑为“下贱”之神，甚至还要禁止它，但是道祖神及其祭祀活动却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我以为，这种至今仍在各地非常活跃的祭祀活动，以及祭祀中熊熊燃烧的火焰，都形象地表现了民众的心灵和生命力的坚韧，而这是统治者无法剥夺的。本书的视角如果试图用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容易理解的江户时代的庶民形象来推测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民众，那将是大错特错的。诚然，“在统治者的重压下挣扎”的确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且，坚韧、勤奋的庶民生活也确实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改变的。但是，我们用这种观点就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即真的认为禁止“飞石”导致了饥荒的人，与宽容地将其视为小孩子“打石头仗”，却将抛打“飞石”的成年人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的差异；将“赌博”视为一种“艺能”、将赌徒视为“职人”而不以为怪的社会，与把视赌博为“罪恶”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的差异。同样的，充满野性的道祖神祭祀虽然还留有浓重的原始色彩，却已成为孩子们的祭祀，这里面的意义也无法仅从这种观点来阐释。本书的首要目标，正如书名所示，是通过镰仓时代后期的历史来揭示“蒙古袭来”这一前近代最大的、几乎唯一一次真正的外敌入侵对日本的政治、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我还想把这个时代看作是日本人的野性充溢其自身、充溢社会各个角落但大体接近消亡的时代，并尽量梳理出其跃动和变化的过程。亲鸾认为，那些人是被“自力之计”完全阻断的、像“乡下的石头、瓦片、飞石”一样的人们。亲鸾把这一立场视为绝对的，而且还从中找到了可能的拯救之路。虽然那是要付出完全放弃现实世界中的拯救这一高昂代价才找到的，可是这些人还是把亲鸾的“赠予当作礼物一样抱在怀中，再次踏上新的道路”（川崎庸之语）。在这条新的道路上，他们所打开的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呢？亲鸾所找到的“诚心”在现实中必须接受怎样的考验呢？上述课题或许可以这样来重新表述：我想循着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前半叶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路径，尽可能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北条氏系谱代　序　飞石 赌博 道祖神第一章　“抚民”与专制第二章　两个世界，两种政治第三章　“苍狼”的子孙第四章　文永之役第五章　建治元年的日本第六章　弘安之役第七章　弘安“德政”与安达泰盛第八章　百姓与“职人”第九章　讼者如云霞第十章　转型的社会第十一章　镰仓幕府的崩溃附录一　13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附录二　“元寇”前后的社会状况年　表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