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

从荒诞派戏剧开山者贝克特到女性主义第一人波伏娃，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从名利圈内到名利圈外，从男性中心视角到女性意识觉醒……美国传记作家戴尔德丽？贝尔从幕后走向台前，用这本《巴黎岁月》真实记录下自己是如何开展研究、采访并完成贝克特、波伏娃这两位身处巴黎的文化巨擘传记的过程，细致描绘了她与两位桀骜不驯、难以相处的作家之间或难以捉摸、或针锋相对、或温暖动人的人性瞬间，同时诚实地刻画了环绕这两大传奇作家的名利圈内外各种人的表演，以及身为女性作者，面对社会与家庭的双重重压，她在矛盾与挣扎中探索前行，最终实现了精神蜕变与自我成长。 同时，《巴黎岁月》也是一部关于传记如何写作的实践指南，非常具象细致地展现出一本名人传记的“创作方法论”，包括应该如何着手、如何采访、如何采用素材，以及会面临何种挑战等等的写作技巧和经验。

【作者简介】 戴尔德丽？贝尔（Deirdre Bair），美国传记作家，凭借《塞缪尔？贝克特传》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她的回忆录《巴黎岁月》（本书）也进入普利策奖的决赛。她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卡尔？荣格的传记最终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西蒙娜？德？波伏娃传》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书籍。她关于阿娜伊斯？宁和索尔？斯坦伯格的传记都是《纽约时报》的推荐书籍。 【译者简介】 黑驹酒馆，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专业硕士，资深译审，译著有《人之将死》《寻访北京的古迹》《世界建筑杰作》《中国文学》（中译英）《案发现场的苍蝇》等。

贝克特说两点到。两点整，电话响了。“我是贝克特，”他用那种我后来特别熟悉的尖锐鼻音说。我支吾了一句就扔下电话冲向楼梯。下到大堂，我发现萨缪尔?贝克特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叮铃咣啷跑下来的幽暗所在。 我马上认出他鹰一般的面容，鼻子有点勾，额头上方直立着一丛白发。在我见过的人里，没有谁的实相如此精准地被照片捕捉。他个子很高，但我也惊讶地发现，他的比例不太协调，身躯瘦长，腿显得短。我们握手寒暄。他穿着羊皮外套和爱尔兰式白色高领厚毛衣御寒。这让我想起过去英国骑士脖子上戴的那种轮状皱领。我示意大堂里的小桌子和两把椅子，他气宇轩昂地走过去，利索地选一把椅子坐下，对我颔首致意：英国骑士的感觉更强了。我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笑笑，等他开口。大堂里没有其他家具，这样的布置挺适合贝克特下降的视力。就是空间太局促，彼此的膝盖会在桌子下面碰到，尽管我们都努力找一个碰不到的姿势。我知道他最近做过眼睛手术，但不知道他的视力仍然受损，周边视觉也没有恢复。要看清对方，他必须坐在或者站在正对面，在礼节允许的最近距离。 就这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见我。可我误以为他对我穿厚外套、戴毛线帽和手套这些感到不解，其实我早晨起床后就是这副打扮。我怕他担心我穿成这样是想待在户外，打算在这天剩下的时间跟着他在巴黎到处转转，就立刻解释旅馆没有暖气热水这些情况。我想让他放松，但没产生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那两个葡萄牙女服务员就在我们旁边忙着用两种语言对骂，各自抓住一台脚踏式缝纫机的两端，认定缝纫机属于自己。 她们走后，大堂安静下来，贝克特和我成功地把腿安排在对角线位置，这样就不会挨到。他拿出打火机和一包棕色的东西，可能是特别小的雪茄或香烟，我太紧张没看清。他摆弄着打火机，静静地用那双浅蓝色的“海鸥眼”盯着我——他这么形容墨菲，他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的主人公。我惶惶不安，误以为他盯着我看是在放肆地审视。他摆弄打火机的时候，我拿起他那包烟，在手里翻过来转过去。突然，贝克特伸手过来，一把夺走那包烟，脱口而出开篇那句令人惶恐的话：我要成为那个拆穿他是冒牌货的人。 我惊呆了，说不出话：因为我感受到的是责备的语气和冷漠的表情。他盯着我，一直盯着，现场一片死寂。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答的，多半是结结巴巴甚至傻里傻气，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提出一项宏大的计划，希望他能合作，尽管自己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几个月以前，我给贝克特写了一封信，主动提出想给他作传。让我惊奇的是，他居然马上回信，说他掌握的任何自传信息都可供我使用，而且如果我去巴黎，他会见我。想象一下，这初次见面给我的震惊。 贝克特看到我的表情，作为旧世界的绅士，他开始结结巴巴地道歉，说让我不舒服了。没有，没有，我坚持说，自己没有不舒服。他只是让我觉得意外，毕竟我因为他邀请才来巴黎。那次尴尬的初次见面，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那么多念头在脑海中奔腾而过。我不知他在玩什么游戏，他的邀请只是“先下饵再拉钩”，试探我一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或怎么样设置无法克服的障碍，让我永远写不出这本书。毕竟，他难道不是所有作家当中隐藏得最深、最不跟外界交流、个人生活几乎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的那个吗？ 还有，他把自己说成冒牌货。我很难理解，他怎么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个笑话，莫名其妙失去控制，竟然欺骗了读者和观众。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小说和剧作不可逆转地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戏剧，他怎么能把自己看作赝品和骗局？也许，他只是想借此考验我一下，看我会不会为讨好他虚情假意地否认，从而判断我是不是像在信里说的那样真要写一本“客观”的传记。 所有这些思绪在几秒之间闪过脑海，我抱着头说：“天哪，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写这本传记的料。” 他的态度马上变了，语气也变了。“好吧，”他答道，“那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他开始神经质地使劲儿道歉，因为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跟我见面而不是请我喝点什么或吃一顿饭。他道了几次歉，一次比一次焦虑，为他不得不这么赶时间，说他希望这次迟到已久的会面没让我不方便，并且再次解释最后一刻决定的突尼斯之行如何使他的约会挤在了一起。 他和善地请我讲讲为什么要承担“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笑着说：“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姑娘会找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消遣。” 于是，我开始讲，多数时候条理清楚，因为我已经练习过要讲什么，已经把关键的理由都记在心里。即便如此，有时候还是语无伦次，不着边际，因为有太多太多想告诉他。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关于他的生活或者作品，但当时没问这些。相反，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情况，还讲了很多美国学术理论的现状，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完成一篇论文，写的是他的人生，1972 年春天将在哥大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安静地坐着，没有可见的迹象显示他对我说的话有任何反应，除了只是在听：热切地，投入地，专注地听。后来，对于我讲的事情，他的反应总是这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每次我都感到惶恐，就像这第一次一样。 不过，他一定觉得我讲得挺有意思。时间一晃而过，他原本说只能待1 小时，结果快两小时过去了，他才意识到接下来的约会都要往后延。他在离开前说的话一直让我难忘：“我不会帮助你，也不会妨碍你。我的亲友会帮助你，我的敌人很快会发现你。”他开始收拾东西，说我们一两天后可以再见，但他不能确定日期或时间，要晚些时候打电话确定。就这样，他走了，留下我琢磨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甚至还会不会有下次）。 我回到房间，打开房门，听到暖气片咔咔作响。温暖在望，我决定咖啡可以再等等。贝克特发表那么多议论，神秘难解的、嘲讽挖苦的、友好坦诚的、黏糊冷漠的，我想趁着还没忘把他说的都记下来。这是第一次，后来还有很多次都是这样，我们见面之后，我匆匆赶回一个“光辉的孤立”之地，把记住的一切都转成文字记录下来。这初次会面以后，我也需要回忆对他讲过的有关自己的一切。 “您得了解我的情况，”我坚持说。“开始写传记之前，只有告诉您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才能回答为什么想给您写传记这个问题。”就这样，我讲了我自己。回头看我的笔记，他对有关朋友家人和敌人的评论都有回响。不错，在接下来的7 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与贝克特说的不差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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