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大师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短篇小说集《协会》《三个女人》以及剧本《醉心的人们》等。穆齐尔生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没有个性的人》的重新出版，他才引起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穆齐尔如此评价自己：“我的名声是一位大诗人——只不过是印数很少的那种。”阻碍他获得巨大成功的，正是其极具挑战性的激进思想、对问题本质的全面把握、语言的精炼犀利以及目光的敏锐透彻。18岁时，穆齐尔就已经自称“活体解剖师先生”（Monsieur le vivisecteur）。他从一种“唯有眼前覆盖有一百米厚的寒冰的人方能领悟的独特视角”，审视着这个祛魅的世界。译者简介：罗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浮士德博士》《德米安》等名著。
精彩导读
一个小站，开往俄国的火车途经这里。宽阔的车行道，黄黄的碎石子，四条平行的轨道无限笔直地向两头延伸；每条轨道近旁的地面上都有一道废气烙下的深色的痕迹，宛如一道肮脏的阴影。低矮的涂了油漆的车站大楼后面，一条年久失修的大路向上延伸至车站斜台。路的边缘已经踩烂，难以分辨，只能依靠悲哀地伫立在两旁的、叶子被尘土和煤炱折磨到枯黄的两排槐树分辨出来。或许是这些悲哀的色彩使然，或许是午后苍白无力的、被烟雾搞得疲惫不堪的阳光使然：物和人多少都显得有些漠然、死气、机械，仿佛他们都是从一场木偶戏里拿过来的似的。火车站站长每隔相同的时间就会从站长室里走出来，朝同一个方向转动脑袋，顺着宽阔的铁路线眺望守卫所的信号灯，然而信号灯还是没有报告有车进站的意思，因为过边境已经使那趟快车延误了很长时间。他于是又接着用一成不变的手臂动作抽出他的怀表，一边摇头，一边消失在他的办公室里；就跟钟楼古钟里那些进进出出的小人儿一样，一到整点就会从古钟里走出来。轨道和车站大楼之间是一片硬实的开阔地带，一群热闹的年轻人在这里漫步徜徉，他们在一对中年夫妇的左右游走，这对夫妇成了他们那有点喧闹的娱乐的中心。但是，即便是这群人的欢乐也不是真正的欢乐；这种欢声笑语的喧哗似乎在走出一两步之后便悄然地没了声息，仿佛是因为遇到了不可抗拒的看不见的阻力而沉入地底。托乐思枢密顾问夫人是一位年纪约莫四十岁的贵妇，她把自己那双悲伤的、哭得有点发红的眼睛藏在厚厚的面纱之后。告别的时刻即将来临。她从现在开始又不得不很长时间撇下她唯一的孩子，让他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没有办法亲自守卫她的心肝宝贝，这让她感到难过极了。因为这座小城远离首都，地处帝国东部，人烟稀少，田地龟裂。托乐思夫人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忍痛割爱，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如此遥远贫瘠的异乡，是因为这城里有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自从上个世纪在这块由虔诚的信徒捐献的土地上建成以来，该校就一直被人们留在这荒郊野外，目的是为了让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免受大城市堕落风习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最上等人家的子弟都在这里接受训练，以便毕业之后进入大学深造或者进入军队或国机构任职，无论是针对上述所有这些情况，还是就上流社会各个圈子中的交往而言，在位于 Wa 地的这所寄宿学校里长大成人都被认为是特别值得推荐的。正是这一点促使身为父母的托乐思夫妇于四年前在他们的孩子野心勃勃的强烈坚持下让步，想办法找门路，让这所学校录取了他。这个决定后来没让他少流眼泪。因为几乎从学校大门在他身后不可挽回地关上的那一刻起，小托乐思就开始害起了严重的、剧烈的思乡病。无论是上课，在公园广阔繁茂的草地上玩耍游戏，还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其他各种消遣，都无法抓住他的心；他几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看什么都像是隔着一层纱，他甚至连大白天都需要不懈地努力才能勉强抑制住哭泣的冲动；而到了晚上，他则始终是含着眼泪入睡。他给家里写信，基本上是天天写，他也只活在这些家书里；他所做的其余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只是虚无缥缈、没有意义的事情，就如同表盘上面那几根指针的无谓停留。而在他写信的时候，他却能感到某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在胸中涌动；如同一座沐浴在美妙阳光和斑斓色彩中的岛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开始脱离那每天冷漠包围着他并令他窒息的灰色感受的汪洋大海向上升腾。而当他白天在玩耍或上课时想到他晚上将要写家信，他就会觉得他好像偷偷揣着一把挂在看不见的链子上的金钥匙，他会趁人看不见的时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那扇通往神奇花园的大门。奇怪的是，他对父母的这种突然的、揪心的喜爱却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某种不曾有过的、令人吃惊的新东西。这种喜爱是他以前不曾感受过的，他当时是心甘情愿地走进这所学校的，是的，当妈妈因为第一次离别而止不住泪流满面时，他甚至笑出声来，相反，这种思念只是到了后来，在他独自一人过了几天并且感到比较愉快之后，才突然而猛烈地袭上他的心头。他把这看作乡愁，是对自己父母的思念。事实上，这却是某种不确定得多、成分也复杂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个“渴望的对象”，他父母的音容笑貌，其实根本就不再包含于其中了。我指的是那种生动形象的、不纯粹是根据记忆的，而是感同身受的对一个所爱的人的回忆，这个回忆对所有的感官说话，被保存在所有的感官之中，以至于你如果感觉不到那另一个人就默默地隐身在你的周围的话，你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这种回忆不久就会像一个还将继续震颤片刻的回音那样逐渐消失。比如托乐思那时就再也不能够把他那“亲爱的、亲爱的父母”——他说这话时大多是自言自语——的音容笑貌变戏法似的变到自己的眼前。如果他尝试这样做，那么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就会取而代之，在他的心中汹涌，这种痛苦的渴望责打着他，同时却又固执地紧抓住他不放，因为它的滚烫的烈焰既让他感到痛苦又让他感到欣喜若狂。在这里，他对父母的这种想念于他而言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在自身之中制造着那种利己主义忍受的纯粹偶然的因素，而这种忍受又把他关进它那肉欲的傲慢之中，就如同把他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教堂；而在这座小教堂里，上百支火苗跳动的蜡烛和圣画上的上百只眼睛正在把袅袅香烟播撒到那些进行着自我鞭笞的人的痛苦之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