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维:问题与方法

本书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涛的政治哲学 读书随笔。书中讨论涉及康德、严复、梁启超、韦 伯、沃格林、阿伦特等，展现了浓厚的思辨魅力和 深刻的思想洞见。书中有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探 索、对思想史隐微脉络的梳理。作者在追溯古典思 想观念中，重提政治的美与高贵，人对自身（人性 ）的认识、想象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性；对现存世界 也予以强烈的学理关注，对权力、技术和人的存在 的反思，总能在思想繁密处切中要害。在讨论政治 哲学命题的同时，作者也引导读者去思考：人如何 在现代世界中自处？什么是善和好的生活？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著有《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心术与治道》《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译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寻找政治》等。任《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兼任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投身于阅读（代序） 我读书始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才上小学，母亲给我一个笔记本，用来记下读过的书，第一页上写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想来，“行万里路”，做得少，“读万卷书”，做得还算尽力。于是就埋头读书，笔记本很快记满了。这样还养成一种习惯，即读一本书，总努力从头读到尾，否则是不能算读完并记录在册的。这个习惯直到后来从事所谓学术研究时才不得不改变。 那时所读的书，多是借的。一到寒暑假，就去父母单位图书馆或街道图书馆，抱回厚厚一摞书。但终于有一天，我对母亲说，要买一套《三国演义》。其时已经借了《三国演义》来看，但第一次有一种永远“占有”一种书的欲望。书在当时还是紧俏商品，母亲托了图书馆的人才买到了。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版上海1980年第1次印刷的，墨绿色封面，右上竖排“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我的书架上有了属于我的第一种书。 自20世纪初废科举、撤经学，读书人便多从“四大名著”起步。著书人都深通“四书五经”，于后者笔法了然于胸，故这些书多有经史气韵，或一字褒贬，或微言大义。其中我偏爱《三国演义》，因其叙述平易扎实，离史家近，离小说家远，更近经史风骨。或者说，在经史传统暂时中断的时代，《三国演义》最近于经史。小时候读，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智慧，关张的刚直，都印象深刻。长大后，世故了些，方觉刘备、诸葛近乎伪，关羽近乎僭，然仁、知、直之观念已深入内心，才知这就是中国古书的好处。好的书，阅历丰富、目光锐利的人，可以从中看出世态人情之幽深；单纯浅薄、质良纯朴的人，也不会为这复杂所困扰、迷惘。 那以后便开始了我读书的“演义时代”，《东周》《说岳》《说唐》《隋唐演义》乃至蔡东藩的列朝列代演义，一路读下来。这些书虽吸引力不及《三国》，但都是英雄传奇，且都宣扬仁义礼智、忠孝节义。这些书到今天我还以为，是对孩子的最好的道德教育读本。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重心术胜于规范，所以即便像《水浒》，说的尽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而又尽许之以“义”，其所重者便是心术。现今道德教育，多重规范，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进入高中，得以特许到教师图书室读书。冬天，书冷得像铁石，手拿着书，三五分钟就得换手。最初看书只是随手抽拿。先翻两页，看得下去就拿来细读。有一回随手抽出一本，是卢梭的《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小开本。从第一页便一路读下去，读了几个礼拜，只要上学的日子，每天去。此前总以为，唯有披盔甲、骑战马情节的，才算是好书，看了卢梭，才知道有另外的一种好，一种不是建功立业的，而是纯粹关乎人的内心的好。《忏悔录》写卢梭多舛的命途，但读是书，所得的不是“凄惨”而是“温暖”。书的主题，是自我教育、爱情与友情、思想与学术、人与自然，也是人生的主题。《忏悔录》写“己”之“过”（故曰“忏悔”），为的是知人之“仁”（人情，人对自然、对生命之爱）。偶然读到诗人柏桦的话：“只有辛酸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蜜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就想到《忏悔录》。这是第二本让我有强烈占有欲的书。母亲依旧是托了图书馆管理员，费了不少时间，等到近乎绝望了，终于买到：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6年版，上下两册，黎星、范希衡的译本。 《忏悔录》之后，读了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的书。这都是属于一个传统的。阅读这些书，让我从一个“奥数选手”，成为文科大学生。进大学后，也读了不少专业书。20世纪80年代末，有位老师对我说，多读一点中国的东西。于是找了《论语》来读，是朱熹《论语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世界书局版，薄薄的一册。那时常把书卷了，塞在口袋里，走到校园僻静的地方，拿出来念，有时就把书往地上或石桌上一扔。所以这书，是我所有藏书中品相最差的。 当时不比现在，思想界西风劲吹，传统文化一律被视为中国贫弱专制的罪魁祸首。那个时候读《论语》，当然不是有研究的目的，更不是社会风尚的影响，而只是读了几句便觉得好。所谓的“好”，一是文字平实，孔子讲“辞达而已矣”，这要做到，其实很难，《论语》本身便是典范；二是读了心很踏实。后来每遇不安的事，便拿了《论语》来看，就敢于面对了。 这本书，陪了我好几年，批注的笔不下五六种。朱熹的《论语集注》后来又有了上海书店影印的1935年商务版（字体清晰工整。购于20世纪90年代初，价一元七角，一气买了几本）、商务印书馆“新编诸子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朱熹系列”版、巴蜀书社影印巾箱本等，以及更多的其他注疏本。这本《论语》一直在书架上，今天又拿出来，随手翻了几页，看到在“硁硁然，小人哉”一句边上批着这样一行字：“西塞罗：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禁不住笑了。 《三国演义》今天还经常拿来翻看，《忏悔录》与《论语》都已成了讲课的主题与研究的主题。这三本书，对我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卢梭因其所谓与后来极权政治的牵连而为人诟谩，《论语》近来却时来运转、风靡一时，这些都让我在下笔时有些犹豫，怕说喜欢卢梭会有喜好极权的嫌疑，而说喜欢《论语》又会被认为赶时髦。不过转念想来，既然爱它们，与之荣辱与共，本是读书人的莫大幸福。对一本书或爱这一本书的人来说，时运的盛衰原与它、与他不相干，尽管庸人们常常高抬了（其实他们本意是想贬低）那些书，譬如把近代中国国力的不振怪罪于孔子及儒家，把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归咎于卢梭，把西方人的不信仰归罪于尼采，把后现代的诸多现象归咎于后现代思想家，等等。一言或可兴邦或可丧邦，那是对治国者言的，对于写书人或读书人这样说，那是太抬举他们了。那些想在书与时代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找到某些必然规律的人，大概不会是一个好的读书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有如一位美食家，他只是品味上乘，而不是精通食物里的元素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身体、服务于人的机能的。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也仅仅知读书之乐，读书之乐即目的，他拿到一本好书，投身于阅读便是。

【目录】 投身于阅读（代序） 清末对中体西用论的批评 ——以何启、胡礼垣和严复为中心 古今之维：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帝国”时代的政治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重述 沃格林：何枝可依？ ——读沃格林《自传性反思》 自由主义与恐惧 ——读《我们心底的“怕”》 残忍之为首恶 ——读《平常的恶》 韦伯：在合理化的“坚壳”中，“人”何以可能？ 马克斯·韦伯与人类未来 生命，还是生命的技术-权力化？ 文学式想象：现代个体的一条逸出之路 康德政治哲学的若干问题 ——谈《法、自由与强制力》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读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 当下语境中的汉娜·阿伦特 ——从《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谈起 专访 技术政体与现代个体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