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一直在工作

长期以来，妇女的劳动被限定在家庭内部，其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工业化进程让男性确立起家庭经济支柱的地位，而妇女则依然要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即便二战后她们大规模就业，也只被视为在补贴家用，而非养家糊口。歧视性的观念和惯例，既限制了妇女经济独立，又掩盖了她们的社会贡献。 本书作者凯斯勒-哈里斯打破了妇女“被动依附”的传统叙事，真实再现了美国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发展历程，讲述其劳动形式、家庭形象和社会职责在进入19世纪后发生的剧变。从家内到农场，从工厂到商店、办公室，从专业技术领域走向政治舞台，妇女始终是生产性劳动的重要参与者，她们一直在工作。然而，低薪低技能、同工不同酬、晋升天花板、职业隔离与分层，以及妇女内部巨大的差异和分歧等，无不揭示着性别、阶级、种族与族裔等因素对她们的交织压迫。面对不平等待遇，妇女们从未屈服。她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一系列改革和立法，为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持续抗争。 时至今日，妇女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仍被不断调整与重塑。书中那些普通劳动妇女的故事，与当代职业女性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为我们在更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审视妇女劳动价值、推动性别平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著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以及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本科、博士分别毕业于美国古彻学院和罗格斯大学，曾获古根海姆奖、班克罗夫特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著有《出门工作：美国工薪妇女史》《追寻公平：20世纪美国的女性、男性和对经济公民权的追寻》等。 蔡萌——译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劳工史、社会史，著有《多尔战争：美国的政治变革与论争（1790—1840）》等。

妇女的分离领域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一系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论据，以证明妇女被排除在带薪劳动之外，并被降级至美国人所说的“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里是合理的。当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奴和自由黑人妇女继续在不停劳作的时候，以白人为主的城市妇女则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妇女“天生低劣”“脑袋小”“缺乏体力”“多愁善感”等说辞被用于证明妇女被迫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合理的。这套说辞掩盖了19世纪本该显而易见的事实。剥夺妇女的有偿劳动制造了一个经济上的依附阶层。依附性反过来催生了一系列的行为特征、人格特质和文化期待，而对试图从事带薪劳动的妇女的持续歧视，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特征和期待。 带薪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分离领域”的论调。如果城市工人不需要妻子在土地上与他们一起劳动，那么他们确实需要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他们保持竞争力。 一个依附性的妻子不仅能证明男人有能力挣钱，而且还能提供干净的袜子，做好可口的饭菜，以及教育遵守纪律的孩子，这些都是辛苦工作的丈夫无暇参与的。到19世纪，对城市中产阶级妇女的经济期望下降了。中产阶级妇女不再在家里生产产品，而是把时间花费在生育、照料孩子和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上。 “分离领域”对于很多妇女一定很有吸引力。对于需要工作挣钱的妇女来说，她们只能选择那些最卑微的工作种类。研究18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艾维·平奇贝克(Ivy Pinchbeck)指出，工业革命首次让妇女从两份工作的负担中解脱。她们(主要指的是白人妇女)不需要既生产家中所需的某些产品又操持家务，而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到后一份工作上即可。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一个维系家庭意味着要做种类繁多的杂事的时代，不必从事带薪劳动的可能性看起来的确有吸引力。 以维系家庭为己任而不从事工资劳动的妇女会保有一点点自由。家里尽管有时候贫瘠，却是一个避难所，可以让妇女逃避严苛的工厂纪律，或它的替代品——有偿家政服务的持续压力。在一种有点奇怪的道德权衡中，妇女成了家庭道德价值观的守护者，使男性能够承担竞争性角色。妇女的任务是在一个个人主义和竞争的社会中维系其人道的、养育的、集体性的、关怀的方面。待在家里的妇女也要工作。然而，她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少数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工作的人。她们从事的工作使她们能妇女的身份是以家庭角色为基础的。尤其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的地位，甚至自尊，都来自男性，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男人以成就论英雄，女人以行为获认可(man does, woman is)。虽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妇女从丈夫和孩子那里得到满足，但有证据表明，相当多的妇女渴望更大的自决权，并怨恨她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就。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1843年写道：“很多妇女都在思考，哪些东西自己需要但不能拥有，哪些东西如果自己需要的话可以拥有。”18然而，由于缺乏经济自主的机会，只有极少数杰出的妇女才能按照男性的标准取得成功。其中有一些最成功的妇女，比如寡妇莎拉·约瑟法·黑尔 (Sarah Josepha Hale)，她主编了一本名为《戈迪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的杂志，广受读者欢迎。还有作家莎拉·佩森·威利斯·帕顿(Sarah Payson Willis Parton)，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范妮·弗恩(Fanny Fern)，两人都主张妇女 应当沉默寡言，而她们自己并没有这样做。 面包和玫瑰 对于大多数普通妇女来说，缺乏吸引力的工资劳动使她们宁愿待在家里的火炉边。19世纪末 20世纪初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让大多数男女工人的工作经历变得沉闷无趣。从事工资劳动的妇女对自由和合作仍抱有充分的期待，她们不仅要求足够的工资，还要求有乐趣的生活。1912年，一群女工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大街上游行，罢工妇女举着横幅并宣告：“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目睹此次游行的诗人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er)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不朽的名句：“心灵像身体一样忍饥挨饿。” 对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正如19世纪一位工厂经理写的那样，“妇女不吹毛求疵，也不像男工那样拉帮结派与工头作对”。敏感和期待限制了妇女对于满意工作的预期，但同时也鼓励她们去争取更人性化、更舒适的工作条件。非裔美国妇女，像许多外来移民妇女一样期待持续性的劳动力参与。与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相比，她们在家庭内外都表现出了更大的独立性和雄心。 无论种族或族裔出身如何，妇女的工作方式都牵涉到妇女生活的两个领域——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我们理解妇女工作生活的关键所在。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仅仅说成是对工资劳动的辅助，或者说一些妇女“不工作”，是忽视了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在维系劳动力方面的价值。与此同时，把妇女的工资劳动说成是“偶尔为之”或者“个人选择”，是忽视了妇女一直需要赚取收入的历史，以及工作在塑造男女期待和愿望方面所起的作用。工资劳动和家务劳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过于强调一面，就会损害另一面。 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陷入“妇女如何工作”这一难题，那就是：将妇女在家庭和市场上所做的工作分为“非工作”和“辅助工作”两种。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情，由于没有报酬，很容易被忽略。当她们开始大量进入工厂工作时，她们低工资和卑微的境遇被认为是合理的，理由是她们的工资劳动仅仅是为承担家庭角色而做的准备。用这种方式界定妇女的工作对经济是有益的。它确认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或辅助地位。由于妇女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一个家庭被迫依靠男性的收入。而且妇女不太可能去找带薪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根本就没有吸引力。这些条件也保证了，在劳动力短缺时始终有廉价劳动力供应。 虽然很多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只是暂时的，但大多数妇女都会根据家庭需求而选择时而加入，时而退出。直到1900年，14岁以上的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在任何时候都不到20%。黑人妇女几乎没有机会选择只在家工作，她们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甚至是移民妇女的3倍左右。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人数直到一战以后才显著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虽然很多妇女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时从事过工资劳动，但对白人妇女的普遍期望是让她们成为没有报酬的家庭主妇。在白人妇女看来，工资劳动不过是她们生活中一个暂时性的、次要的部分，她们至少希望自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摆脱工资劳动。而绝大多数黑人妇女和很多移民妇女则恰恰相反，她们期待成为家中的挣钱主力，她们的心态与很多白人妇女不同。 自二战以来，技术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妇女外出工作的可能性。那种以家庭需要为理由要求妇女待在家里的论调已经站不住脚了。1970年，10位成年妇女中就有4位从事19工资劳动；十几年后，一半的成年妇女都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到2000年，有60%的妇女从事工资劳动，而此时男性从事工资劳动的比例只有不到70%。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育有学龄儿童的已婚母亲从事工资劳动的总体比例攀升至75%，然后回落至70%左右。抚养孩子并从事工资劳动的单身母亲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个新的现实让黑人和白人妇女的观念与目标更接近了。这两个群体如今都质疑了家务问题：谁应该做家务且在什么情况下做家务?家庭需求仍然要求妇女必须比丈夫从事更低要求的工作吗?有没有可能改变所有的工作，让伴侣双方(异性恋和同性恋)都能分担经济责任和家务劳动?家庭能否做出改变以适应成员们不断变化的个人需求?如果妇女要适应新的劳动力需求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从这些质疑中产生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同工同酬、平权运动、日托中心、带薪探亲假、新型家庭、对家庭的新定义。关于这些问题的很多争论，都与妇女工作的陈腐观念相关。本书将借用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1973年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定义来界定“工作”的含义。该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写道，工作是“一种为他人生产价值的活动”。报告里没有提及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被出售还是免费分发，在后来的报告中，委员明确地将家务也纳入到“工作”的范围之内。该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人们熟悉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工作回报”。工作是身份的来源，帮助人们在社会中自我定位并感受到作为贡献者的价值感。工作能够提高自尊，提供一种对自我和社会的掌控感。工作能够提供经济保障，而经济保障往往又与家庭稳定息息相关。工作有助于创造一种结构和秩序感，使人们能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决定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没有工作，人们无依无靠，祸患无穷，就像在经济萧条时期那样，社区建设停摆，人们流离失所。 可以说，在过去的200年里，妇女所从事的工作创造了不同于男性的情感。多年来，妇女已经把她们的“分离领域”变成了一个培育家庭生活的工作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正受到威胁。大多数妇女和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她们不可能再无偿从事这项工作。妇女能放弃自己的“分离领域”，或者与男人分享这个领域，而不放弃她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吗?如果家庭工作(比如养育孩子)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商品化”，或者服从市场报酬和市场需求的话，那么合作的价值观会发生什么变化?妇女有没有可能在与男人平等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队伍，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造它?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工作的男人，有没有可能充分分担养育的责任?本书将要帮助你思考这些问题。

第一章：工作在妇女生活中的意义 第二章：家务劳动 第三章：为工资而工作 第四章：妇女的社会使命 第五章：改变劳动力的形态 第六章：平等与自由的矛盾 注 释 索 引 致 谢（2018年版） 致 谢（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