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好如初的名字

故事，从一个道德难题开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杀人才称得上正义？

退役间谍托马斯·内文森回到故乡马德里，试图修复破碎的家庭关系。然而，前上司图普拉找到他并提出“蕞后一项任务”：从三个普通的女人中，找出并处决那个曾协助恐怖组织制造惨案的隐藏身份者。

内文森以英语教师的身份接近三人，试图找出蛛丝马迹，但关于这次任务的一切都很模糊。面对难以甄别的目标和图普拉的“全部清除”命令，内文森陷入巨大的犹疑与焦虑：如果杀一个人能救更多人，他是否应该扣下扳机？他该如何选择，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命？

一个拒绝成为棋子的“幽灵”，渴望回到虚无人生的真实起点，找回他完好如初的名字。

当个体被裹挟于不可见的战争，如何在忠诚与背叛、行动与良知间寻找支点？小说延续了马里亚斯对秘密、谎言等主题的书写，探讨正义与暴力的矛盾，以及个体寻求自我的努力。《完好如初的名字》以其冷峻的深度与悲悯，成为马里亚斯文学生涯的厚重终章。

哈维尔·马里亚斯

Javier Marías

西班牙著·名作家、翻译家，1951年生于马德里。1979年因翻译《项狄传》获得西班牙国家翻译奖。1992年出版《如此苍白的心》，英译版于1997年获得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另著有长篇小说《万灵》《明日战场上想起我》，短篇小说集《不再有爱》等。

2022年9月11日于马德里病逝。

圣德尼在被罗马帝国皇帝瓦莱里安追捕时不幸殉道，惨遭斩首，他把自己被砍下的头颅夹在腋下，从蒙马特一直走到了埋葬他的地方（这极大减轻了搬运工的负担），足足走了九公里，后来那里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或堂。这桩神迹令这位红衣主教目瞪口呆，他保证此事千真万确，但实际上他在转述时没少添油加醋，一位听故事的聪明女士打断了他，只用一句话便让这件英雄事迹大打折扣：“啊，主教！在那种情况下，难的只是第一步而已。”

难的只是第一步而已。也许，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许至少适用于那些需要付出努力，而人们带着不情愿、厌恶或保留态度去做的事。我们能毫无保留地去做的事少之又少，我们几乎总会因为某种原因无法采取行动，迈不出那一步，出不了家门，动不了身，不跟任何人交谈，也避免别人跟我们交谈、盯着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有时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包括那些野心勃勃、躁动不安、急切贪婪、渴望干预甚至统治世界的人——只不过是一种存在已久却迟迟没有实现的渴望：渴望回到我们出生前那种不被察觉、不被看见、不被听见、不会释放出任何热量的状态；渴望沉默和安宁，回溯我们走过的路，撤销已成定局、无法挽回的事，以及那些只有足够幸运才会无人提起、被人遗忘的事；渴望抹去能证明我们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印记。遗憾的是，这些印记仍然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我们的现在与将来。然而，我们无法实现这种连自己都不承认的渴望，或者只有某些勇敢、强大、几乎丧失人性的人才能做到：那些自杀的人，隐退和等待的人，不告而别的人，彻底隐匿的人——那些真正永远不想被找到的人；天涯海角的隐士，摆脱旧身份（“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并毫不犹豫地接受新身份的人（“蠢货，别自以为了解我”）。逃兵、流亡者、篡位者、失忆者，那些无法回忆起自己本来的面目，并说服自己相信不再是出生时、年幼时、年轻时的样子的人。那些回不去的人。

最难的是杀人，这是没有杀人经历者尤为认同的常识。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无法想象自己拿着手枪、尖刀、绳索或砍刀的场景，大多数犯罪之举都需要时间，需要铤而走险（我们的武器可能会在争斗中被对方夺走，最后没命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是近身肉搏的话，还需要有体力。但人们早已习惯于在电影里看到角色使用配有瞄准镜的步枪，只需扣动扳机便能命中目标，干净利落、几无风险地完成任务。现在，有人能在距离目标数千公里之外操控无人机，终结一条或数条性命，就好像这一切是虚构的，是想象的行为，就像是电子游戏（在屏幕上观看结果），对于那些老古董来说，这就像是打在翻板上的大钢珠。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出现鲜血四溅的情景。

人们认为杀人很难，还因为结果无法逆转，一旦做了就成定局：杀人意味着死者什么都不会有了，他不会再做任何事，他思维的河流枯竭，思想的明灯熄灭，他无法改正、无法弥补、无法挽救任何伤害也无法被说服；他将永远不再说话或行动，没人能再指望他做任何事，连呼吸和睁眼都不行；他会变得完全无害，或者更糟，变得毫无用处，仿佛一台变作碍事玩意儿的坏电器，一件碍手碍脚、必须挪开的废品。大部分人都觉得杀人过于极端、激烈，他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能被救赎，在他们内心深处相信所有人都能改变和被原谅，相信瘟疫会自行消失，无需我们来消灭。而且，我们对他人会有难以言喻的怜悯，我怎么会结束别人的生命呢。然而，面对现实时，怜悯之心会减弱，有时甚至会突然消失——哪怕我们自己没有粗暴地遏制这份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