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文集6：小说香港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倾”的是哪一个“城”？ TVB、跑马、武侠的商业主流文化里，香港的纯文学如何展现惊人的韧性？ 当全世界的摩天楼、名牌店、酒吧氛围日益雷同，如何找到香港文学独特的魅力？ 许子东教授在《小说香港》中，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的腹地，凭借多年对香港社会的洞察与敏锐的批评眼光，勾勒出一幅特别的香港图景。 这里的故事，浸透着“此地是他乡”的精神危机；这里的爱情，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此中既有“坐洋监”的漂泊、移民心绪，也有本地人面对香港急速变迁（社会转型、城市改造）的陌生与抗拒。许子东教授以文本细读方式，不仅评述黄碧云、李碧华、也斯、西西、董启章、刘以鬯等香港代表作家及其重要作品，更将香港文学置于与台北、上海的比较视野中，从张爱玲对香港文学的重大影响，到香港纯文学在主流“俗”文化的挤压下走出新的道路，穿透文学，探寻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脉络。这里少“呐喊”，多“流言”。这一次，在小说里找到“香港”。 本书作为“许子东文集”系列之一种全新推出，由知名设计师汐和操刀全书装帧，封面插画选用大师比亚兹莱精美版画烫黑，“胭脂红”潘通专色印刷，传递香港都市底色。

许子东，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2008—2014）。著有《郁达夫新论》《细读张爱玲》《重读鲁迅》《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等。《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人文谈话节目常驻嘉宾。

香港的纯文学与流行文学 …… 二、香港通俗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流行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别其实只是在小说、音乐领域比较重要，诗歌创作界似乎没有太多关于流行诗歌、通俗诗歌的讨论，散文创作中的流行文学与纯文学界线也不太明显。如果放在20世纪中文文学的文学史框架里看，香港的流行的通俗文学似乎比香港的纯文学更加重要。诗歌、戏剧、短篇小说等当然也有成绩，但比较能够代表香港文学贡献的，还是以金庸为代表的现代通俗小说，以及香港散文（包括专栏）对“五四”散文传统的发扬光大。 我在一篇题为《假如没有“五四”》的短文中提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大致有四条发展线索。第一条主线从陈独秀编《新青年》、鲁迅写《呐喊》，到茅盾、丁玲、巴金、夏衍、沙汀、艾青等作家的集体努力，经过抗日救亡与延安的转折，发展为后来的作协文联，一直到“文革”后“干预生活”的主张，以及90年代张承志等人的“以笔为旗”……相信文学应该唤醒民众、疗救社会，是这些主流作家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基本诠释。第二条发展线索从胡适、周作人及鲁迅的《野草》开始，经过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施蛰存、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傅雷等很多作家合力维护，坚守艺术本分、坚持文人道德的传统延续至今。这条线索与启蒙救世传统既常常对立又每每互相纠缠，很多作家都要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做“艰难的选择”。这条线索也包括周作人的散文后来通过《雅舍小品》的发展，一直影响延续到余光中、董桥、刘绍铭……这就是香港散文的纯文学脉络了。 努力启蒙救世的作家大都是“职业文学工作者”，崇尚艺术的文人大多在大学教书，两派作家都是高调知识分子，也都共创并分享欧化白话文的语言现实。但在第三条文学发展线索中，却有很多人办报，或者常为报纸写作：从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鸥、张恨水，一直到金庸、倪匡、李碧华……鸳鸯蝴蝶派及武侠、科幻、当代言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不只拥有着20世纪大多数识字的中文读者，而且也在文学语言及艺术功能两方面有意无意构成了对“五四”文学的补充与挑战。新文学当初的起步就是《小说月报》更换主编，向“礼拜六派”娱乐消闲游戏文学宣战。半个多世纪后刘宾雁在上海所有弄堂都听到连续剧《上海滩》主题曲四处回响，他说他十分心痛：我们新文学奋斗几十年，难道人民群众就喜欢这些？——正是在香港通俗文学的冲击之下，很多内地作家才开始反省新文学的道路。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真正做到所谓“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其实是金庸，而金庸小说也是“先普及”（连载、畅销、盗版），“后提高”（近年来迅速成为大学研讨会及研究生的课题）。金庸说他喜欢张恨水，他的境遇与张恨水不同。张恨水后期努力写抗战，颇希望进入启蒙救亡主流行列。听说后来张恨水的家人很不喜欢研究者将他们的父亲归入鸳鸯蝴蝶派——“五四”传统的意识形态压力由此可见一斑。金庸近年来也称道巴金等忧国忧民，在岭南演讲时虽然明言对“五四”欧化语言之不满，却又对诸如残雪之类的纯文学表示困惑，显示出“大侠”对自己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的某种关注。 其实“大侠地位”早已确立。或许无须纳入启蒙救世主流，金庸的价值恰恰在于将鸳鸯蝴蝶派张恨水传统发展到一个可以挑战与补充“五四”文学的角度。第三条线索也要和前述的“救世责任”“文人格调”联系起来，才能显示“大众口味”的重要性。 三、纯文学在香港 诚然，从20世纪中文文学的背景看，金庸等人的通俗小说影响广泛，贡献独特。但是从香港文学乃至香港文化环境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我以为更重要的应该是香港的纯文学。 前面简单谈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有四条发展线索，启蒙救世的社会文学与文人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学主要在内地一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娱乐通俗的流行文学从鸳鸯蝴蝶派一路发展到香港，而香港的纯文学从历史脉络看，主要和第四条都市感性文学与现代主义的线索有关。具体地说就是和张爱玲有关。 张爱玲和钱锺书同样在40年代的上海开始写作，他们笔下的读书人也都全无救世姿态。《围城》《传奇》当然各有拥众，但《传奇》的后继者显然更多。因为钱锺书居高临下的嘲讽，也还是周作人、梁实秋的高调士大夫立场的延续，再加上比林语堂更加欧化的幽默，而张爱玲则像她所欣赏的张恨水一样，不避通俗，且不以小市民价值观为耻。张爱玲多了英语写作能力与现代主义视野，所以不会像张恨水那样在“五四”主流前自惭形秽，反而能将张恨水的章回语言变成对“五四”的有意反拨。实际上，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她将我所谓的第二（文人立场、艺术尊严）和第三（大众品位、市民趣味）线索交织在一起，然后自然开出一个新路向：张爱玲像周作人、沈从文、施蛰存、钱锺书一样怀疑“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与过于急切的救世责任，又从张恨水那里获得改良“五四”欧化语言的方法。后来很多既不满“五四”传统又关注“五四”课题的作家，都在张爱玲那里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性。这些作家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四条发展脉络，从张爱玲到白先勇、苏伟贞、李昂、朱天文，到西西、钟晓阳、李碧华、黄碧云，到王安忆、贾平凹、苏童、须兰…… 国内学界对任何将张爱玲和鲁迅并论的可能话题都很敏感，这恰好说明了张爱玲已成为鲁迅之后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前者是一个离开乡土的、以西方小说格式感时忧国的高调知识分子的男性叙事神话，后者则是一个迷恋都市的、混合现代主义技巧与《红楼梦》语言的市民趣味的女性感官“传奇”。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却被后人越读越大。他和她都是内心极其孤独，却都有很多追随者。张爱玲对香港纯文学的影响之大，很像鲁迅之于内地文坛。 为什么张爱玲对香港文学影响深远？只要重复刚才那段有关张爱玲的描述就可以了——第一，迷恋都市：香港文学本质上就是都市文学，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总要在“乡土”安身立命有很大不同；第二，现代主义与传统小说语言的结合：海峡两岸及香港之中，香港蕞早介绍实验现代主义，香港也蕞少受“五四”欧化影响，文化、文字都比较传统，比较“鸳鸯蝴蝶”，所以蕞容易出现从旗袍袖口花边剪出的现代主义；第三，蕞重要的所谓“市民趣味”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通俗形式商业包装（张爱玲是极少数不回避流行杂志和通俗出版社的现代作家），二是对小市民生活价值的理性肯定（以市民阶级的历史社会观挑战“五四”主流意识形态）；第四，女性感官：张爱玲作品既有女性主义的立场（《自己的文章》认为“常人的文学”表现人类的妇人性与神性），又从生活感性层面批判理解女性弱点（应该花男人的钱，婚姻乃长期卖淫等）。从浅水湾酒店的“倾城之恋”以后，爱情故事的主战场便从男女与社会之间转到男人与女人之间，“爱情战争”的结果并不重要，游戏过程便是一切。 回到今天的题目，我想蕞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大俗之雅”。张爱玲把作品交给“皇冠”包装，自己却在洛杉矶自我流放，悲壮凄凉。她虽不拒绝“流行”，骨子里却是真正的“纯文学”。这使我想到，今天受她影响的香港作家，是否一定要在“流行”的“市民趣味”或者“小众”的“纯文学”两者之间做痛苦选择呢？ 我在中文系课堂上问过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结果回答说坚持小众文学与致力流行文学的同学人数差不多，但更多同学说：可不可以先写流行文学赚些钱，以后再弄纯文学？行不行呢？我很怀疑。 环境的确不利于“纯文学”，职业作家很难做。香港虽然报业发达，中文稿费（与平均生活水准比较）却不高。不少专栏作家每天要写几千字。经济文化环境使得《素叶》的作者们一年版税稿费不超过大学讲师一周人工费。像李碧华等这样有天分的作家，每天定时限量流出灵感。他们仍然常有佳作，真不容易。我总觉得他们或许应该写得少一点——为了文学的理由。美国的流行小说作家在经纪人的帮助下，有时一本书赚数百万。但纯文学作家（尤其诗人），很多都有别的职业，比如在大学教书。回想30年代上海，作家也大都是“皮包教授”。写流行小说的则多数与报纸有关系，比较容易“共创”。香港的作家当然不必也不可能像内地作协那样成为“专业作家”，但偌大都市，有十几个人因创作成就而获得一些与文学、教育有关的公务员位置或教职，应该也不是过分的要求吧。 当然，怎样知道谁的创作成就，便是另一个复杂问题。我蕞近在为“三联”编小说选，读了几百上千篇作品。我发现香港不是很少人写小说，而是很少人评小说，很少人谈论小说（是否真的很少人读“文艺小说”，我不敢说）。说起来我们都有责任。香港报纸那么多专栏，有没有比较固定的“新作评介”？每年或每两年都有中文创作奖，有没有报纸约人写专业一些的评论总结比较？对于艺术发展局的资助成果，有没有系统的文学角度的评论？ 评论其实主要不是为了作家，而是为了读者。有教授在北大，辛苦说服大学生金庸作品和鲁迅一样出色；可是他在香港的大学却要同样辛苦才能说服大学生鲁迅作品在某种角度看和金庸一样出色。我问过刚入大学的学生蕞喜欢读的文学作品，回答除了李白、苏东坡等古典文学外，主要就是金庸、倪匡、亦舒、张小娴，也有少数提到张爱玲。值得注意的是，很少同学提到翻译小说——偶有提及，也是村上春树，而不是川端康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已读作品当然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再加上从事流行文学还有很多现实的好处，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香港流行文学的繁荣前景［我反而觉得香港的大学生，已经对流行文化（尤其是电视）缺乏批判意识］。我有时在想，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也不读《素叶》，这是谁的错？香港的文学爱好者可能学张爱玲“流行”的一面比较容易，学张爱玲“悲凉”的一面比较难。

【第一辑】 论“失城文学” 1997年的香港短篇小说 香港的纯文学与流行文学 20世纪90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 “上海文学”与香港文学 “无爱”的新世纪？ 香港小说中的“北方记忆”与“革命想象” 2000年香港文学一瞥 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北京与香港 【第二辑】 长篇短评：李碧华的《烟花三月》 也读董桥 白先勇的两种文字 西西选大陆小说 许荣辉的小说与香港的写实主义 今天的“酒徒” 四篇重要的香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