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灵

牛津是个古怪的地方，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冰冰，如同封存在糖浆中，人个个都跟鬼一样。我在那里待了两年，那两年总结下来无非是这样——

在大学当留子：在这里，我是一个无人了解、无人在意的外国人，没人知道我人生履历中重要的部分，但都知道我不会永远待在这里。

在课上当混子：好多我这辈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单词，尽管这么说显得我像个白痴。直到今天，我仍惊叹于这些单词的存在。

在街上当溜子：我没完没了地闲逛，终于有勇气和力气去做一件事——承认并且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像个乞丐。

意义？没什么意义，这两年注定在我人生中没有任何位置。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竭力回忆、努力写作，我也许会说我不知道，也许会骗你说：

一切都将被抹去，但一切都需要被讲述至少一次。

——————

1983到1985年，马里亚斯在牛津大学讲授西班牙文学。四年后，他出版了小说《万灵》。

书中，一个从未透露姓名西班牙人来到牛津的“万灵”学院任教。这位叙述者“我”和马里亚斯一样，都担任了两年外教，讲一样的课，住一样的金字塔形房子。他们都爱在旧书店找奇奇怪怪的书，和神神叨叨的人打交道。不仅如此，这两位都于9月20日出生在马德里，都有三个兄弟姐妹，也都是作家。

不过相似之处就此打住，马里亚斯表示一切仅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书基本上由以下两部分组成：1）“我”的胡思乱想；2）“我”的胡说八道。虚虚实实、迂回绵密而充满黑色幽默的叙述，令读者既困惑又着迷。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马里亚斯错失奖项，却赢得王位——因《万灵》的问世，他于1997年被正式加冕为国王（King of the Kingdom of Redonda），《万灵》也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传奇之书：文学不仅照见现实，还改写了现实。

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

西班牙著·名作家、翻译家，1951年生于马德里。

1979年因翻译《项狄传》获得西班牙国家翻译奖。1992年出版《如此苍白的心》，英译版于1997年获得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另著有长篇小说《万灵》《明日战场上想起我》，短篇小说集《不再有爱》等。

2022年9月11日于马德里病逝。

“那克莱尔·贝斯呢？她在想谁？”

“哦，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是男人的思想，男性的思想，我只了解他们，很确信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只有很细微的、无关紧要的差别。我估计克莱尔在想她的丈夫、儿子，肯定还有她父亲。据我所知，她跟父亲的关系紧密而复杂：既有怨恨又有无条件的爱，既充满期待又满是愤怒，大概是这样……她的童年是在埃及和印度度过的，身边都是女人，却恰恰缺失母亲，缺失这个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她从来不说，至少从来没提起过她母亲；我猜想是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分娩时去世的，我不知道，她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她也很少去看望她的外交官父亲。据她说童年时有一个保姆总陪着她，肤色黝黑，穿着拖地的长裙。她如果在大街上看到哪个外国女人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还来自她生活过的那块土地，她的目光就会变得柔和……她到这儿来上学，之后便留下来教书。这并不常见。我们的大部分学生都会从事真正能挣钱的职业，金融或者管理，尽管他们了解最多的是贡戈拉或塞万提斯。在这里学习就是有这样的好处，人们会认为，经受了我们的教学法和规训后（尽管越来越宽松），他们就能胜任任何工作，就算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不过是分析十四行诗的格律，在关于卡尔德隆或蒙田的口试中结结巴巴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只有那些最不擅长在这世界上生活的人，比如我，才会穿着这身愚蠢的长袍回到这里。”

说到这儿，他终于把自己的长袍脱了下来，我也趁机摆脱了我的袍子。克罗默 -布莱克小心翼翼地把这堆黑色的布挂在门后，又坐了下来，继续喝波特酒，抽完我点的第一支烟后又点燃了第二根，他醉醺醺的，差点把烟从中间点燃。空中弥漫着未经肺部过滤的烟雾，比我时不时呼出的（过滤了的）烟更恢宏、更浓烈。克罗默 -布莱克醉了，很可能醉得比我更深，但说话依然坚定而流畅，正如他在泰勒院每周的研讨会上想把外校来宾辩倒在地一样（他对给加西亚·洛尔迦歌功颂德的传记作者尤其刻薄，认为洛尔迦是个头脑简单的“诳诈之徒”———他非常喜欢用古旧的词语）。但克莱尔不同，她为人处世游刃有余，完全可以像她父亲那样胜任外交官的工作，而且父亲肯定会帮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最终留在了这里，也许是为了特德，毕竟我没看出她对教学有什么激情。虽然我们有多年的交情，相处得一直很好，还有很多共同点，但我认为我并不真正了解她。她身上有种奇怪的、不透明或者混沌的东西，仿佛她过去在国外待过，就让人无法彻底看透她，让她最终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人。

我承认我只想着那些属于我的年轻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那些年轻人，真的只有这些，尽管从我的活动和职业来看，我的兴趣是西班牙文学（其实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或者说，并不比对其他地方的文学更感兴趣；事实上，甚至还不如对某些地方文学的兴趣呢），是学术上的晋升（其实我只有一半的兴趣，不是因为有追求，而是为了避免风险，让工作能轻松舒服些），还有这座城市里时时刻刻都在编织的阴谋诡计。我承认，对最后那项我的兴趣更浓些，不过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毕竟，搞这些的终极目的都是金钱，就是钱。可是，学院经手的大笔资金都属于机构，谁也不能占为己有或谋取私利。我自己已经掌管了足够多的钱，经手许多以学习、研究和旅行为名义的资助，但我只是用益物权人而已，就像出纳和院长一样。有些出纳经手并决定上百万英镑的使用，通过他们的管理这些钱还能很漂亮地翻个好几番；可到头来，他们自己的丧葬费还得靠募捐。这些人一旦退休或死去，所管理、分配、调拨、使用、看见、抚摩并增益的钱便消失了，不给个人带来任何利益，不留任何痕迹，又转移到了新的用益物权人手中。在这里，只有机构才算数。你只要是一个机构的成员或代表，就可以有权有势，但如果没有机构，或者你在机构之外，你就一文不名。所以，你最好永远跟院长保持良好关系，更不必说和出纳了。我们拥有的、享受的一切，包括在伦敦的不管是政治还是金融方面的靠山，都会随我们的职务、活动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仅此而已。托比最常念叨的就是，几乎已经没人就伦敦的事跟他咨询什么了。职务可以被解除，继承却毫无可能。此地之所以有这么多单身汉，我想这就是原因之一。你如果知道，在度过了自律、奉献、充满威望而又富足的一生后，给家人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大学教授的一点可怜的退休金，你就不会有什么心情去组建家庭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成为这所学院的出纳。我知道，到了该放弃那些钱的时候我不会太遗憾。我很清楚，我不会有缺乏教养或劣迹斑斑的儿子，指责我在度过辉煌岁月后让家人陷入极端的贫困。我不存在组建家庭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