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

2024年9月，哈迪亚·海达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文章，被中国网友大量转发。2025年，哈迪亚在中国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本阿富汗女性基于自己的见闻写就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含18篇短篇小说，以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展示阿富汗女性的生活状况，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阿富汗女性面对的不同困境与心态。书中的女性面对战争、信仰带来的磨难，有些在努力冲破枷锁，有些无奈随波逐流，有些只能陷入无尽的祈祷……而故事之外，已经逃离阿富汗的哈迪亚在中国出版本书，是想让世界听到她的声音：“我认为，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大马士革并不总是一片废墟，加沙的人们并不总是在不停地寻找食物，阿富汗并不总是在战争贩子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也曾有机会蓬勃发展。这些地方的女性也曾有过没有被枪口对准的日日夜夜”。

[阿富汗]哈迪亚·海达里 毕业于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阿富汗地方治理专家，2024年身居海外，现为全职作家。

她们没有那么遥远 文/洪蔚琳 我是在去年九月认识哈迪亚的。那时，我看到一则新闻：塔利班在阿富汗颁布新法，全面剥夺女性的权利——不能上学、工作、进入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最骇人的是：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 我想起曾遇到的阿富汗女性：Zahra Nader。2021年塔利班接管后，她创办了由女性主导的媒体Zan Times，报道阿富汗人，尤其是女性的遭遇。她很快流亡到加拿大，我在2023年的海外活动中见过她。我问她能否介绍还在阿富汗的女记者，和我们谈谈现状。她推荐了哈迪亚。 我与哈迪亚开始通信，起初只能用邮件，不能视频、打电话，甚至不能加好友，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于是，我们把邮件用成了当成了微信用。32封邮件中，许多只有短短几个词，两分钟就回复一次。 哈迪亚有时写下塔利班接管以来的日常，有时按我提供的访谈提纲作答。她用波斯语写，我用AI翻译。我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她34岁，毕业于阿富汗最好的大学，曾在政府任地方治理专家，却在塔利班到来后，与全国女性一同失去工作，逐步丧失自由。 她提到女性必须穿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脚踝的一点皮肤，都可能被巡逻的塔利班逮捕。 新法颁布后，她很少出门，很少大声说话。女性不能进入健身房、公园、游乐园，不能没有MAHRAM（男性监护人）出行超过72公里。一天，她的孩子生病需要远行就医，丈夫恰巧有事，不得不委托司机假扮亲戚。途中，她发现车上有塔利班成员，吓得双手发麻，还没到家就跳下车。她想起为安抚哭闹的孩子，她曾让司机播放音乐——音乐也是塔利班禁止的。她担心塔利班知道她的住址，半夜闯入，担心他们“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但在这种境况下，她依然坚持写作，用笔名为Zan Times供稿，已近三年。她写自己和其他女性的遭遇，赚取微薄的稿酬。这笔钱不足以维生，但写作是她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为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女性的权利而战。” 这些内容最终整理成文章《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我想起选题通过时的难题：为什么中国读者要关心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有多少人会关心？塔利班新法的颁布曾给出答案——2024年，竟还有如此压迫女性的明文规定。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人们开始讨论新法落实的可能性和阿富汗女性的未来。 但在我与哈迪亚合作完成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到距离在消弭——不需要即时、刺激性的新闻背景，人可以跨越国界，天然地关心另一个人的命运，而这对一个绝望中的人很可能确有意义。她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受到这一点，她写道： “昨晚我不记得是几点，Zahra给我发消息说：‘一位中国作者想访谈一位阿富汗女记者。’我们几乎忘记了，甚至忘记了一个访谈，或一个来自国外的地址会让我们多么兴奋。我欣然接受了，并暗自高兴和充满希望。” 三周后，文章接近完成，哈迪亚让我加她的Whatsapp。她发来许多她和家人、朋友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一个比我大5岁，在塔利班到来前会穿彩色衣裳、微笑露齿的美丽女性。我们开始闲聊，谈喜欢的书。她说喜欢村上春树，盼着他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也为韩江获奖感到高兴，“这意味着我们亚洲女性终于被看到了”。我突然感到这些话击溃了我——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此相似，但她却生活在一个女性连发声都是违法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如何能承受这种分裂。我曾在通信中问：中国读者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她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能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现在我体会到“知道”的分量。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在我任职的平台“正面连接”发布后，结果远超预期：近40万人“知道”了她的状况，其中四位向她捐款，共计1001美元，这笔钱和稿费帮助她渡过难关——临近文章发布前，她和家人成功逃出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重建生活。 还有这本同名的书。文章的传播促使许多家出版社联系哈迪亚，想在中国出版她的作品集。6月我拿到书稿样书，阅读让我仿佛重回一年前的通信——她的文字总是平实，但自带强烈情感。 她在书中写了更多塔利班到来前的日常、鲜活的身边男女。一个历经四次失败婚姻、承受流言蜚语的女性，最终靠加入国民军找回自尊；另一位女性会在某天突然谈起逝去的爱情，“她的黑色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个人的眼神曾照亮了她的眼睛”。 如哈迪亚在自序中所写，“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阿富汗女性的生命里，并非只有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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