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古代当考生

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我在古代当考生》以明清的科举考试状况为基本背景，描绘了一个考生需要如何“打怪升级”，才能走通这条漫长的道路，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人会在这条路上给他提供帮助。学者陆蓓容以考试路径为线索展开，援引诸多历史实例，从白居易、王引之等学霸的考试故事，到普通考生的科举梦想，辅以种种考试主题的书画、文物，图文并茂地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中国古代考生的生活世界。

陆蓓容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绘画 史、鉴藏史研究。 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宋荦和他的朋友们：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更与何人说》《书画船边》《唐诗岁时记》《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等，参与注译《世说新语》。

上海的学生考试，英语口试之前，有一段中文的试听音，内容是，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在古代中国做一个考生就是这样，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以后，竞争愈发激烈，明清时代的考生的处境可谓难上加难。这也是我相对比较熟悉的时代，积累了大量鲜活案例，可供描述这个悲惨世界里的泪与笑。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要谈论考试，还须简单地介绍一下历史渊源。 考试制度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任何时代都需要人才，在考试的法子出现之前，选人这件事也是存在的，只是先后以世袭、推荐两种主要方式来完成。后来，一方面世袭、推荐制度因各自的弊端而渐渐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上位者的需求也逐渐变化。考试选人的办法在隋唐时代现出雏形，经宋朝的实际运行，至明清时期成为定例。这本书里所说的考试，特指秀才、举人、进士三级考试，其他各类考选，例如贡生之类，暂置不论。 中古时代以后，科举直接主宰了无数男青年的命运，自然也间接影响了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甚至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与他们组成家庭。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有时我们会无意识地把自己设想成著名的才子文豪，进则致君尧舜，平章天下；退则鲁叟乘桴，行遍人间。可其实，最近一千年里，才子文豪发迹之初，经常要先被科举折磨一通。从“考生”设想起，才是普通人的历史散步。 通俗地说，“选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选出来的人“当官”，去为国家的运行服务。那么，对被选的人来说，它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纯粹的世袭时代，投胎是最关键的技术活。到了推荐时代，运作空间自然出现，但主导牌局的往往还是世家大族。科举时代，考得好些，就能少走许多弯路，因而可以报名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长，普通人也许还是要承认，新的办法曾在一段时间之内带来过新的可能性，从此，“成功”和“努力”之间，隐隐有线相连。 当然，没有什么新东西能一下子挣脱此前全部的约束，横空出世。科举诞生未久时，仍带着推荐时代的遗风，白居易（772—846）的遭际可以为例。 白居易原是大家族的子弟，籍贯在今陕西渭南，离长安不远；因其父仕宦，他出生于河南新郑。当时唐王朝的统治已经不太稳定，他年轻时过得不好，流徙各地，清苦度日，算是落魄的世家子弟。 如此，他十五六岁时就决定考进士。功成名就之后回忆往昔，白居易自述说：当时下定了决心，要以进士为开端，展开一段光辉灿烂的人生，于是拼命读书。学写文章，学写字，学写诗，没有时间休息（就像今天的高三学生一样）。为记住所学内容，他朗诵到口舌生疮，因频繁写字，胳膊和手上都长满了老茧，直到用尽精力，未老先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眼睛也有飞蚊症——终于还是成功了。 白居易考试之际，个人的努力与历史的进程还平分秋色，制度允许考生先将诗文呈送给当道大员，以谋求赏识，制造声势，增加考中的几率。总体来说，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是匿名的。如果主考官接收到四面八方的请托，决定让某个人考中进士，这事儿不算格外为难。传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就去拜访当时的大名士顾况（？—约814）。顾况起初并不在意，还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长安居，大不易。”要想在首都谋得一席之地，站稳脚跟，谈何容易！但是白居易向顾况呈交了一首诗——我们从小背诵的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 当一首诗成为尽人皆知的经典作品，它的“经典性”反而会在一遍又一遍的日常吟诵中自然消解。大家很难重新意识到，在它诞生的时代，以这样的思路写这样的诗，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按今天的意思来解释，诗题大意就是，以“古原草送别”为题，根据指定的韵脚完成创作。这是一种命题作文，属于当时的考试题型。如若轶事可信，白居易选择这样的作品呈送，真是其意昭然，而这首诗确实也妙。题目如此，正文中就要兼带古原、草、送别三重要素。诗人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想象行人的去处是古原的尽处，春草会带着送行者的离思，一路伴他到天边。 顾况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立刻改了口：“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写出这样的诗，足以在长安生活下去；说得明白些，也就是足以为自己挣出一份好前程。高位者一言之誉并非轻许，考生还没上场，便已经声名在外。制造舆情之后便可利用舆情，让这个进士中得实至名归。白居易成功考取，并且他在同榜的一十七人中年龄最小，这又制造出新的传说。 我们生在科举结束后的时代，被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一连串的毕业要求筛选和规训过，知道作弊后果严重，万劫不复。可若是翻翻专讲唐代科考轶事的《唐摭言》就能知道，时代不同，人们的观念也不一样。今日看来离谱的操作在唐代层出不穷，顾况对白居易简直算不得多么用心。名士牛僧孺（779—848）准备考进士时，先带着文章去拜见韩愈（768—824）和皇甫湜（777—835）。他们都是当时重要的文人，且都认为牛僧孺资质超妙，可以成为下一代的政治接班人。要让这个接班人一举得中，就得让他先成为热门的进士候选人，如此，便需要造势。 顾况只付出了一句话，韩愈、皇甫湜却亲自出了门。怎么做呢？他们先让牛僧孺住到一个寺庙里，再给他写封信，让他择日到青龙寺去游玩。就在他出门游玩这一天，两位大人明知牛僧孺不在，却特地联袂到他下榻的庙里相访。二人自然找他不着，就在门口留下条子，说：我们两个活文曲星，特来拜望这位默默无名的后生，可惜没碰上。第二天，整个长安的名士都去围观门上的便条，牛僧孺的名字立刻飞遍了千家万户。这样的才子考上进士，岂非题中应有之义？先套辞再下场的时代，事情往往如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其实是随着制度的变化，在几代之内逐渐转变的。白居易和牛僧孺都是中唐人物，时代相近。那时，考进士已经如此重要，值得考生早早为之筹备。这种认识当然并非一夜之间形成。进士科在武则天时代成为重要的考试。大致到开元天宝以后，人们开始承认，通过进士考试游进宦海是学而优则仕的最佳路径。再略晚一些，进士出身、制策登科才成为唐人心目中完美仕途的第一步。小说会这样安排男主角的身份，墓志也会津津乐道主人生前走过的这一段长途。 宋代科考制度趋于详密，有了完备的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而且考卷糊名，当道者很难知道考生是谁，也就无法任意拔擢，尽管每科考录人数增至数百，官员子弟不成进士的也大有人在。匿名考试之法被后来的朝代保留下来。此外，宋初以后，向当道诸公投文，经营声望，增加取中几率之举已遭禁止，伯乐相马再也不是容易的事了。宋元明清，世上难道没有新的小白居易、小牛僧孺？不过新的韩愈、顾况已经不能保他们直上青云。 视今世处处衰败陵替，想前朝都是鲜花着锦，那是文人的感慨，不是史家的真知。真论起来，即使有事前造势的机会，唐代的进士还是难中：以今天可以考证的史料而言，终唐之世，可考的进士数量不及七千，录取率百分之一二，每次只有二三十个名额。而宋代的记录是四万人左右，平均每科录取人数达到了唐朝的十八倍。考的人多了，考试的办法严格了，但是肉眼看来，考取的几率竟也不那么小了。每朝每代的录取率都不太一样，历史学者只看短期事件、长期趋势，不会为每一个置身事内的人操太多心。可是，对一名举子而言，每一次形势变化都和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就像每一次高考改革，都会牵动前后几届考生和家长的心。

1 极简版科举考试统治中国史 2 首先，您要有资格 3 学了些什么 4 爹的作用 5 考试，也是旅行 6 逆天改命的梦 7 失败者的出路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