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爱的“三棵冷杉树”

《至爱的“三棵冷杉树”》是德国战后文学重要作家、毕希纳奖得主玛丽？路易丝？卡什尼茨的作品集。在本书中，作家如同一位文字魔术师，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一个个现实与幻想如经纬交织、神秘和荒诞都真实可信的瑰丽故事。奇幻诡谲的象征、别具一格的巧思、暗藏锋芒的幽默，共同构筑了其独特的文学世界。

玛丽·路易丝·卡什尼茨，德国当代诗人、小说家和广播剧作家。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广泛涉猎多个文学体裁。早期主要创作诗歌和长篇小说，二战后转向短篇小说创作。1955年获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1984年，德国政府为纪念其成就，设立了玛丽·路易丝·卡什尼茨文学奖。

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 去年五月，一种神秘的疾病在我们城市蔓延开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部分居民都被感染了。医生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和特性一无所知。他们用常规的强化剂和抑制剂治疗病人体力衰退和异常焦躁的症状。据说，他们在等待第一个死亡病例，打算对其解剖，以便根据结果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在研究诊治期间，他们自己也病倒了，但他们仍在努力安抚病人的情绪。这些病人尚无须卧床休养，大多数患者几乎每天都会去诊室看病，生怕错过新的疗法，或遗漏新的消息。医生们向病人保证，尽管他们异常虚弱，还会神经抽搐，但他们的器官是健康的，没有必要担心。只要医生还与他们交谈，病人就会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情绪高涨，甚至还能开玩笑。但这种欢愉并不会持续太久。当他们走到街上，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愁云密布、因刺激而抽动的面孔时，就会再次陷入往日的阴郁和恐惧之中。 待到夏末，整个城市的氛围已经降至冰点。由于潜在的感染风险，夏天期间任何人都不可离开市区，这一措施让我们所有人陷入异常低落的情绪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狂妄地认为，旅行是治疗的唯一良方，就像重病患者坚决地想要远离病床一样，因为他相信自己终会且只会在那里撒手人寰。死亡通常被视为最后的解脱，但至今仍未有人去世，我们开始互相观察，并在我们最亲爱的朋友脸上寻觅死亡的阴影。 我要告诉你的怪异事件发生在十月的某三天，发生在我医生的候诊室里。这位医生非常有耐心，所以很多病人反复来就诊。第一天，早上九点钟，候诊室就已座无虚席，许多人只能站在座椅之间。室外阴冷潮湿，充当候诊室的大前厅却灯火通明，挂钩上的冬衣们紧密相拥，它们的主人却蹲在旁边，面无表情地沉默着。突然，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人讲起了故事。没有人愿意听他讲故事，毕竟我们又不生活在东方国家，这故事和我们的处境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站在后边、靠着墙的男人并没有被我们愤怒的清喉咙声打断，刚开始，他的声音听起来和我们的声音一样虚弱枯败，可它随着他的讲述变得越来越有力，这让我们既惊讶又愤怒。我转头看向他，他脸色苍白，和我们一样；身材中等，中年模样，衣着寒酸，长着一双孩子般明亮而充满好奇的眼睛。他讲述的故事令人作呕，那是一个人在监狱里被老鼠吃掉的故事，其中还穿插着其他各种同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是，就凭这位叙述者讲述这些可憎故事的倔强勇气，我们最终都专心致志甚至兴致盎然地聆听起了他的讲述。 当天的问诊时间提前结束了，所以到了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候诊室里的人和昨天相差无几，其中又有那个异乡人。他还是靠在那堵镶板的墙上，位置和昨天一样。当他打算再次讲述时，立刻就收获了一批聚精会神的听众，他们像在剧院或音乐会上一样，对踏入候诊室的听众发出愤怒的嘘声。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不知是因为虚弱还是不情愿，这个异乡人压根儿没想讲故事。他说完一句话便停顿很久，然后再说一句话，接着又继续停顿，如此反复。这并不会让人兴致盎然，因为他说的话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认真地倾听，为什么每个被叫去问诊的人起身时都犹豫不决，甚至有些勉强。或许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唤起我们的某些记忆或希望，可以说，这些记忆或希望矗立在虚空中，变得异常巨大又无比沉重。 接下来的一天，候诊室里的气氛轻松愉快，甚至是幸福洋溢。那位异乡人想出了一个大家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并已经开始发布指令了。游戏需要用到很多椅子，其中一些还得从医生的餐厅搬来。我突然想起，这里应该摆放一架钢琴，有人演奏《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钢琴声戛然而止，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到椅子上，椅子太少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在候诊室里做这样的事情也太疯狂了，难道我们是小孩子吗？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站了起来，开始和其他人一起围着一排椅子转。虽然没有钢琴，但异乡人用手指敲着一面可能是从医生餐厅拿来的鼓，发出令人既陶醉又害怕的节奏。我们向前走着，咯咯笑着，窃窃私语着，随后不再交谈，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小步奔跑，蹭来蹭去，一直在等待鼓声停止。时候到了，我们冲向椅子，恐慌和愤怒取代了欢快的笑声，仿佛找到一个座位是最重要、决定生命的大事。突然间，所有人都坐了下来，没有人站着，椅子根本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异乡人摔倒了，他竖卧在门边的地板上，死了。 从我们在候诊室里玩幼稚的游戏那天算起，这件事已经过去快一年了。这种疾病几乎被治愈了，即使是最糟糕的病例也在好转。有可能，但不能完全肯定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得救要归功于第一个死去的人，那个讲故事的人，那个演说家。当时在其他地方，比如美国或澳大利亚，可能已经找到了治疗这种险恶疾病的方法，毕竟医生对此研究已久。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个特别的异乡人。我试着回想那个不愉快的故事，用手指敲打他击鼓的迷人节奏，努力记下他在长长的停顿间隙说过的语词：黑莓树篱，雨，冰花，午夜……事情就仅仅是我所说的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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