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鱼之姻

“与寄生物共生，便意味着要接受被侵占的现实。” 朋友送来的一对泰国斗鱼，预示着“我”与丈夫婚姻的走向； 寄人篱下的孤独男孩，在夜间活动的蟑螂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偶然收养的流浪猫，让意外怀孕的女大学生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两位坠入禁忌之恋的音乐家，发现身上同时长出了奇特的真菌； 从小被领养的剧作家去祖国访问，回家后痴迷于观察一条山蝰……

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1973— ） 墨西哥当代作家，长期为《格兰塔》《国家报》《纽约时报》等知名报刊供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真正的孤独》《红鱼之姻》《离群鸟》、长篇小说《我从中出生的身体》《冬天之后》《独生女儿》等。 曾入围2016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决选名单、2021年牛津-韦登菲尔德翻译奖短名单、2023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获安娜·西格斯奖、杜埃罗河岸短篇小说奖、埃拉尔德小说奖等。 周园 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博士在读，曾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访学。主攻阿根廷现当代诗歌研究。 周妤婕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西班牙语系讲师、西安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译有《床上抽烟危险》，合译《无人亮灯》《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等作品。

我小时候，母亲左脚的大脚趾指甲上长了真菌。从她发现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根治。每天早晨洗完澡后，她都会用小刷子蘸取碘溶液涂在患处，我至今都记得她脚趾上那层散发着刺鼻气味、微微发红的深棕色药水。她看过各种各样的皮肤科医生，包括城里诊费最高、最权威的医生，他们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几乎如出一辙，但均收效甚微：从传统的克霉唑软膏到苹果醋偏方，甚至还有一位用药大胆的医生给她开了小剂量的可的松，但这种激素药唯一的效果，便是让她发黄的脚趾变得更加肿胀。尽管母亲想尽办法要去除真菌，但它依然顽固地在她的脚趾上生存了若干年，直到一种中药在短短几天内将其彻底清除——对此谁都不太相信，包括母亲自己。面对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不禁思考，或许真菌消失并不是药物作用，而是这种寄生物决定迁居别处了。 在母亲的脚趾感染前，对我来说，真菌一直都是童话绘本里常出现的那种奇特的小蘑菇，它们的形象总能让人联想到森林和精灵。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它们与母亲粗粝如牡蛎壳的指甲联系起来。然而，相比于它那无可名状、变幻莫测的外表，或是它对被感染脚趾的顽固依附，我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它在母亲心里引起的厌恶和排斥。这些年来，我见过其他人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染上真菌。有各种类型的真菌感染：从让脚底变得粗糙、干燥的脱皮，到厨师手上常见的红色圆形真菌斑。大多数人对真菌感染表现得逆来顺受，有些人则用坚忍的态度对待它们，甚至也有人对此完全不在意。 然而，我母亲却将真菌感染视为一种令人羞耻的不幸。一想到真菌可能扩散到整只脚，或是（甚至更糟糕一些）扩散到全身，她就感到无比恐惧，因此，她用一块厚厚的棉花裹住感染的指甲，以防病趾碰到相邻的脚趾。她从不穿凉鞋，也从不在旁人面前赤脚——除非是至亲。如果不得不去公共浴室，母亲便总会穿上塑料拖鞋；而去游泳的时候，她总会在钻入水中前的最后一刻才脱掉鞋子，以免别人看到她的脚。这样做确实是明智的，因为任何看到那只经过无数次治疗的脚趾的人，都会以为她身上出现的是麻风病的初期症状，而非简单的真菌感染。 和成年人不同，孩子可以适应一切。虽然母亲对真菌感染深恶痛绝，我却渐渐将那块真菌视为家庭生活中一种日常的存在。我并未产生与母亲一致的厌恶情绪，相反，那片涂着碘伏的脚指甲看起来无比脆弱，让我产生了一种带有保护欲的爱恋，就像对一只行动不便的宠物的怜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母亲不再因为这一病症大惊小怪，渐渐长大的我则彻底将其抛诸脑后。直到认识了菲利普·拉瓦尔，我才重新想起了真菌。 那年我刚满三十五岁，早已与一个耐心且慷慨的男人结了婚。他比我大十岁，是我学习小提琴所在的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我们没有孩子。尽管有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但并未成功。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痛苦。相反，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完成了学业，并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点小名气，每年都会有两三次被邀请到欧洲或美国举办音乐会。那时，我刚在丹麦录制了一张专辑，正准备再次启程，前往哥本哈根的音乐宫授课。课程为期六周，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生参加。 我记得，在出发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收到了一份名单，上面是即将和我参与同期课程授课的老师们的简介，其中也包括拉瓦尔的资料。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拉瓦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我的朋友们曾不止一次对他的舞台表现，以及他用小提琴指挥乐队时从容不迫的姿态大加赞赏。通过那份资料，我得知拉瓦尔是法国人，住在布鲁塞尔，经常出没于温哥华，因为他在当地的一所艺术学院授课。 那个周末，我丈夫毛里西奥出城参加一个会议。当天晚上，我没有任何安排。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有关拉瓦尔的演出信息。经过一番浏览，我最终付费下载了他多年前在卡耐基音乐厅现场录制的贝多芬协奏曲。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那场演出时内心的震撼。那天天气很热。我打开阳台门，好让新鲜的空气流进室内，但激动的情绪甚至一度让我无法正常呼吸。那首贝多芬协奏曲是每个小提琴家都熟悉的曲目，甚至很多人都能背诵曲谱，但拉瓦尔的演绎让我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仿佛我终于探知到了它的深度。我的内心交织着敬畏、嫉妒和感激的复杂情绪。那首曲子我至少听了三遍，每次都能产生同样的战栗。接着，我又开始搜寻其他受邀到哥本哈根授课的音乐家的演奏作品，虽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有极高的水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带给我像拉瓦尔那样的震撼。关掉音乐后，我仍然会不时想起拉瓦尔。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没有再听他演奏的那首协奏曲。 那并不是我与毛里西奥第一次需要分开数月，但这种习惯并未减轻离别的悲伤。跟以往的每次长途旅行一样，我坚持让他陪我一起去。驻留课程是允许家属同行的，而且我相信他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尽管他对此一再否认。他本可以在为期六周的课程中至少陪我两周时间，或者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各来探望我一次。如果他当时同意了，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然而，他觉得那样做毫无意义。他认为，对我们来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最重要的是我得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在他看来，那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与其他音乐家交流的宝贵机会，要好好利用，不能被干扰。那确实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只不过结局与我们原本的预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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