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女儿

“我们越是爱一个人，就越容易因其而变得脆弱和不安。” 阿丽娜和劳拉是亲密的好友，她们都不打算生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丽娜开始被“成为母亲”的想法吸引；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的她，却被医生告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与此同时，劳拉与母亲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而新邻居及其儿子的到来悄然改变着劳拉的生活， 阳台上出现的一窝鸽子也带来了奇妙的发展……

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1973— ） 墨西哥当代作家，长期为《格兰塔》《国家报》《纽约时报》等知名报刊供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真正的孤独》《红鱼之姻》《离群鸟》、长篇小说《我从中出生的身体》《冬天之后》《独生女儿》等。 曾入围2016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决选名单、2021年牛津-韦登菲尔德翻译奖短名单、2023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获安娜·西格斯奖、杜埃罗河岸短篇小说奖、埃拉尔德小说奖等。 童亚星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副教授。在《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译作，另译有《回家的路》《我的文档》《黄雨》等作品，多次荣获重庆市翻译成果奖。

1 几周前，隔壁公寓搬来了新邻居，是个带着儿子的女人。那小男孩看起来过得并不开心——这么说还算客气的。其实我一直没见过他，但哪怕只是听声音，都能有这种感觉。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家散发出的食物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楼道上时，他会放学回来，总是不耐烦地按响门铃，左邻右舍都能听到。每次一关上门，他就会高声抱怨饭菜。从气味上判断，他家的食物肯定既不健康也不美味，但这孩子的反应无疑也过头了些。考虑到他这个年龄，他那满嘴的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安。他还经常用力摔门，把各种东西砸向墙壁，而且往往折腾很长时间。母子俩搬来后，我已听到过三次，但没有哪次能忍到最后，所以我还真没法说每次都是怎么收场的——那孩子的尖叫如此刺耳，充满绝望，我不得不离家避开。 我得承认，我向来不太擅长跟孩子相处。如果有小孩向我靠近，我总会避开；如果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我就会手足无措。我是这样一种人：只要在飞机上或者候诊室之类的地方听到婴儿的哭声，就会精神紧张；只要哭声持续超过十分钟，就会抓狂。倒不是说我特别讨厌孩子，看到他们在公园玩耍或为了一件玩具在沙坑里打闹，我甚至觉得挺有意思。孩子是活生生的例子，展示着但凡不受礼仪和道德的约束，我们人类将会是什么样子。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说服我的闺密们，生育子女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告诉她们，一个孩子，无论乖巧起来有多可爱、多甜蜜，总是会限制自由、带来经济负担，更不用说会使人身心劳累：十月怀胎，半年或更长的哺乳期，在孩子的幼儿期夜不能寐，随后在整个青春期又焦虑不安。我总是言辞犀利地向她们解释：“何况，这个社会的规则是让我们女人——而不是那些男人——负责照顾孩子，这往往意味着牺牲事业、个人爱好、性爱，甚至牺牲掉伴侣关系。真的值得吗？” 2 旅行对我来说也曾是至关重要的事。降落在那些我知之甚少的遥远国度，步行或搭乘破旧的巴士穿越它们的土地，探索它们的文化和美食，是我绝不会放弃的一桩人间美事。我的一部分学业是在国外完成的，尽管当时身无长物，但回头来看，那段日子远比现在轻松。些许酒精，三五好友，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夜晚其乐无穷。不像现在，那时我们都还年轻，熬点夜不会有多伤身。哪怕经济拮据，旅居法国也让我有机会去了解别的大陆。在巴黎时，我常花上大把时间去图书馆读书，去看戏剧，去泡酒吧或夜总会。这些事没有半点是与生育兼容的。有孩子的女人过不了那样的生活，至少在孩子幼年时期不行。哪怕只是下午出去看场电影或外出晚餐，她们都需要提前规划，找好保姆或说服丈夫来照看孩子。因此，每当与一个男人的关系变得认真起来，我都会跟他说清楚：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后代。但凡他试图争论，或者流露出任何悲伤或不满的表情，我便会立即引用地球人口过剩这个理由。这是一个既硬气又足够有人情味的说法，免得我被攻击为“愤世嫉俗”乃至“自私刻薄”——人们经常用这两个词来描述我们这些决定逃避女性传统使命的人。 我母亲那一代人若是不生孩子，简直是离经叛道；现在不同了，和我年龄相仿的许多女性都决定放弃生育。拿我的闺密们来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考虑割舍自由，为了人类的繁衍而牺牲自己；另一部分则无惧社会和家庭的责难，决意捍卫个人的独立自主。每个人都有雄辩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我更倾向于后者，阿丽娜也是。 我和阿丽娜是在二十多岁时认识的，在很多社会的观念里，这是生育的黄金年龄，但我俩都对这件被我们称为“人生枷锁”的事情深恶痛绝。当时我正在念文学博士，不管是奖学金还是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都远不足以在经济上给我任何安全感。阿丽娜则在一所艺术学院工作，收入不错但要求也高，她正努力提升自己，想往文化管理领域发展。尽管她的收入是我的两倍，但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要用来养家：她父亲患病多年，在韦拉克鲁斯的一个村子独居，母亲则还在从中风的后遗症中艰难恢复。阿丽娜已经迅速进入了被父母依赖的人生阶段，她有什么能力再去照顾一个孩子呢？ 那段时间，我狂热地迷恋着占卜，特别喜欢读手相和塔罗牌。我记得有一天，在一场漫长的派对后，除了阳台上残留的两个摔碎的杯子和一堆空酒瓶，公寓里只剩下我和阿丽娜。冷清清的圣殿街上，响起了最后一位朋友离去的脚步声。我问阿丽娜可不可以让我给她占卜，她答应了，但只是为了让我开心，毕竟她一直是个务实的女人，对她来说，从虚幻的力量中接收信息这种事完全是天方夜谭。在她眼里，塔罗牌大概和别的普通游戏没有区别。那晚，我选了一种雄心勃勃的牌阵，可以读取她余生的命运。阿丽娜反复切牌后，按照我的指示将它们摆在桌上相应的位置。塔罗牌全部就位后，半是出于醉意，半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我开始慢悠悠地翻牌。就这样，如同浸泡在硝酸银中的底片慢慢显影一般，阿丽娜的宿命也一点点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女皇、宝剑六、死神和倒吊人。死神是第十三张牌，在许多塔罗牌中甚至没有名字，它虽并不总是意味着死亡，却预示着彻底而深刻的变化。一切都指向一场悲剧，阿丽娜的人生将因此改变，甚至可能戛然而止。我不得不努力掩饰自己的不安。阿丽娜一定注意到了我茫然的神情，于是担心地问我读出了什么。 “说你要当妈妈了，你的生活会成为一场修行。” 我带着顽皮的笑容回答。 阿丽娜一边大笑一边拼命摇头，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但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看向我，充满了疑惑，也透露出些许不安。我们继续喝酒，直到几小时后喝光了最后一瓶。我在大楼门口送她离开，然后上楼回家，躺倒在床上，依然为之前看到的牌面感到恐慌。 几个月后，阿丽娜在一家画廊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决定回到墨西哥。而我则在法国多待了一年。课程结束后，我去了南亚旅行。我徒步穿越重重峡谷和山间小径，也参观了一些寺庙和佛教圣地。我钦佩那些剃度出家、身着棕色袍服、专注于禅修和冥想的尼姑。我常常静坐在离她们几米开外的地方，聆听她们吟诵那些讲述解脱之道和终结苦难的经文，嗓音与喇嘛们的喉唱截然不同。距离是友谊的试金石，有时，它会像霜冻摧毁丰收般破坏友谊，所幸这并没有发生在我和阿丽娜身上。我们继续频繁通信、打电话，互相告知重要的事情：她和奥雷利奥的关系、她父亲的健康状况、我的论文选题……如此，我们的关系愈发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