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精装珍藏版）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它们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 历经十年调查，作者以这四大机构的创设发展为主线，讲述考古学如何在中国诞生，重温陈寅恪、赵元任、丁文江、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一代大师如何于乱世中奔走，在荒野上开拓。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乱局夹缝里，学人却默默耕耘，不懈进取。他们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张泉，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编，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中华文明访谈录》《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合著）等，纪录片《辛亥》撰稿，《五大道》和《大上海》总撰稿 ，多次获得“金鹰奖”“星光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和“中国纪录片年度作品”等奖项。 最新作品《荒野上的大师》，获2022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入选阅读之城“2022年请读书目”、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第一次漫游 车厢里人头攒动，遇到干涸的河流，就得下车，在鹅卵石和细沙上步行一阵；倘若开上泥泞的路，更要下来帮忙推车。这样走走停停，直到黄昏，梁思成一行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河北蓟县。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长时间在中国的农村漫游。 此前的一年间，他一直沉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工部颁布的《工程作法则例》。这部则例问世只有两个世纪，读来也如同“天书”一般。梁思成打算先破解清朝营造的规则，再尝试着去揣摩宋代的风貌。他把《工程作法则例》当成“课本”，将故宫的建筑作为“标本”，拜老工匠们为“老师”。跟随匠师杨文起，他学习了大木作内拱头昂嘴的做法；跟随祖鹤洲，他理解了彩画作的规矩。他的效率高得惊人，一边向老工匠们请教，一边勤奋地画图， 二十多天就累积了一大摞。根据这些寻访与研究，他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总结古代营造，这部专著开了先河。 他也开始勘察北平的一些隐秘角落。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这座古都。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落，甚至每块城墙砖，其实都暗藏玄机，并与他血脉相连。许多年后，他大声疾呼，试图保卫这座古城，正是因为这里埋葬着他一步一步丈量出的旧日时光。 前往河北，则是一次偶然而又必然的旅程。日本学者关野贞带着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独乐寺的照片拜访朱启钤，提出中日双方合作考察，由日本团队负责测绘，中方研究文献，加以考证。关野贞相信，独乐寺或许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建筑。朱启钤没有正面回复，而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梁思成。勘探过北平的明清建筑之后，梁思成自然不愿放过任何机会去寻找更古老的木构。 1932 年春天，梁思成带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起前往蓟县。独乐寺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寺庙重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比唐朝灭亡晚了七十七年，但比《营造法式》刊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对观音阁和山门进行测绘时，梁思成发现，辽代的寺庙果然与他熟悉的明清建筑全然不同。他兴奋地写道，它“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尽管观音阁是辽代遗构，但其形制更像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唐代建筑。它的斗拱和柱式都与寻常所见的明清建筑不同，尤其是斗拱，大而结实，各种斗拱还承担着不同的作用；相形之下，清代的斗拱越变越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彻底沦为装饰物。梁思成早年骑摩托车时遭遇车祸，右腿和脊椎的伤困扰了他一生，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爬上山门，兴奋地测量每一个斗拱的尺寸，逐一记录。他还发现，山门脊饰的变化，特别是上段的鳍尾和下段的吻，都清晰地展示出从唐到宋建筑风尚的演变。 不久，他完成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起笔即开宗明义：“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因此，他断言，“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独乐寺可以帮助他解开《营造法式》的一部分奥秘，而他希望通过更多的实地寻访，对照辽金遗构，对《营造法式》进行比较研究。他更想打破古籍记载中所谓“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而要寻找更精确的“于建筑之真正印象”。他深信，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建筑遗构，能够帮助他洞悉失传千年的隐秘，让他曲折地抵达消逝的年代。 独乐寺之行以后，梁思成等人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实地考察、测绘和研究，这实际上也促使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真正的蜕变。 他们相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辽代的一块木头 独乐寺的考察，还带来意外之喜。与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教员王慕如闲谈时，梁思成得知，王慕如的家乡宝坻县有座西大寺，其结构和独乐寺有些相似，或许也是辽金时代的遗构。 回到北平，梁思成找到了西大寺的照片，他断定，它应该也建于辽代。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发，然而，六月已是雨季，前往宝坻县的长途汽车突然停运，考察计划被迫延宕了一个多星期。 终于盼到雨停，长途车重新开通。出发那一天，清晨五点不到，朝阳尚未升起，一行人就抵达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车站在猪市里，两千头猪的哀号声此起彼伏，陪着他们等候晚点两小时的长途车。沿路遇到桥梁或者沙滩，依然要不断地下车步行。八个小时后，笼罩着宝坻县南大街的臭咸鱼味和滚滚飞扬的尘土，裹住了这群满怀憧憬的客人。 西大寺却让梁思成无比失望。天王门变成了“民众阅报处”，完全是一座现代建筑。配殿、钟楼、鼓楼也明显是明清以后修建的。三大士殿倒确实是辽代遗构，可是殿前堆满稻草，工人们在给城里的骑兵团轧马草，四十五尊神像都被尘土笼罩。摆在供桌前的一口棺材，冷冷地等候着这几个不速之客。 梁思成无比失望，然而，抬头仰望的瞬间，头顶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后来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时，他依然难以掩饰狂喜的心情，“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他们急忙开始测量，在堆积如山的稻草间爬上爬下。三大士殿的内部梁枋结构精妙绝伦，“似繁实简，极用木之能事，为后世所罕见”。瓦饰，尤其是正吻和四角的“走兽”，也让他印象深刻，它们都和他所熟悉的清代风格完全不同。 根据殿内的碑文，他尝试着还原出这座寺庙的历史演变。它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虽然比独乐寺晚四十一年，但仍比《营造法式》刊行早了七十八年，无疑又是一处难得的实物证据。 参考《营造法式》和《工程作法则例》，他尝试着分析三大士殿的建筑结构和特点，从平面到立面，从柱、梁枋到斗拱，从外檐到内檐，及至墙壁、装修、塑像、匾、碑碣、佛具等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拍摄、描述、解析；对于难解释的特征，则做了假设与推论。他试图通过比较辽代、宋代和清代建筑的异同之处，寻找“其间蜕变的线索”。考察得越细致，他越发惊叹古人的智慧，“没有一块木头不含有结构的机能和意义的”。 辽金遗构从此令他魂牵梦萦。 他们满怀欣喜地工作了四天，才告别宝坻县。梁思成并不知道，有生之年他再也无法重见这处古迹。十几年后，这座辽代遗构将被拆毁，一千年前的木头被用来造了桥。那时，他无能为力，只有哀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他对古代匠人与遗构所有的敬意和歉疚，都藏在字里行间，无法化解。 ·先抑后扬的幸福 经过在河北的几次漫游，梁思成一行不仅目睹了一些辽金时期古建筑的风貌，更坚定了田野考察的决心。 尽管梁启超曾鼓励梁思成关注中国建筑，但他在世时并不认为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是明智之举。梁启超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何况中国正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很难外出进行田野考察。大概只有北京周边可以做一些调研。不过，梁思成像父亲一样执拗而天真，终究要把脚步迈向更远方；何况，他也别无选择。 梁思成怀着更大的野心。 破解《营造法式》的最终目标，是要书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但他深知，“由于在文献中极少或者缺乏材料，我们不得不寻找实例”。他不可能坐在书斋里考证出《营造法式》中每个术语的来历与意味，更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国建筑史。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建筑遗存，却能为他理解《营造法式》和书写中国建筑史提供大量直观的证据。 通过河北之行，他逐渐摸索出一套调查、研究古建筑的方法：首先在图书馆里研读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筛选一些可能存世的古建筑，整理出名录作为参照，以便拟定行程。有时，民间俗语也能带来不少线索，比如，正是因为民间流传的“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他们才踏上了寻访之路。为了节省成本，他们会先设法找到建筑的照片，初步预估其建造或重修的年代，再判断是否值得实地考察。 他们每次外出都会背一个电工式的背包，方便攀爬。包里放着绳子、伸缩杆，以及测绘和摄影器材。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高级的仪器， 胶卷也不多，需要省着用。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则大多是根据经验自己设计的。 正式出发前，他们往往会和省政府联络，以获得必要的支持。不过，有时当地的向导过于热情，也会带来麻烦。比如，当向导听说梁思成一行对文物感兴趣，就会自作主张，带他们去看碑刻，而不是建筑。当地人觉得，碑刻才有文物价值，而建筑不过是木匠的手艺活。中国社会对手艺的偏见，以及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之大，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在后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仿佛诗意盎然。多年后，史景迁在为《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中，就这样写道：“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事实上，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实无比艰辛。 长途汽车总是不准时，暴雨又时常不期而至。天灾或者人祸，都可能影响考察行旅。因为战乱，他们耽搁了半年才得以前往蓟县。在宝坻县结束工作后，回北平的长途车却因大雨停运了。他们乘一辆骡车，从凌晨三点一直奔波到下午四点，冒雨辗转了几个地方，才终于赶上一班开往北平的车。 他们逐渐习惯了在寺庙中投宿，连续多日吃素，梁思成还为此大发感慨：“我们竟然为研究古建筑而茹素。”有时连喝水都是奢望，他们曾在干渴难耐时突然发现一口井，可是，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微生物，他们只好忍一忍，宁愿冒着高温继续奔波。 在河北遭遇的这一切，只是漫长旅途的开端。未来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运的事。他们将不得不忍受突如其来的变故，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不懈奔走，只为了他们所期望的“先抑后扬的幸福”。 基于这些考察，他们也逐渐摸索出撰写调查报告的形式与结构：首先描述行旅的遭遇，因为他们深信，“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随后进入正式的调查报告，先介绍建筑兴建与修葺的历史，以及建筑与城市的关系，诸如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地位和影响，然后对建筑结构进行细节呈现与分析，最后再对未来的保护提出建议。作为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建筑学家，他们也会在调查报告中列举数据、图表和公式，计算梁的承重量等细节。 不同时代对古建筑的修葺，可能会改变建筑的风貌和细部。在考察现场，他们很关注这些“篡改”的痕迹。为了弄清建筑的历史渊源，他们会参考古籍、地方志和碑碣，也会询问乡绅与当地的老人。但梁思成并不深信二手资料，即便是古籍中的记载，他往往也会考证一番再做判断。《日下旧闻考》在描述独乐寺的历史时，号称引用了《盘山志》中的记载，梁思成为此特地查阅了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的《盘山志》，结果发现并没有这段记录。 不过，梁思成并不排斥民间传闻，甚至会把它们写进考察报告。清末曾有盗贼潜藏在独乐寺观音阁，历时多年才被发现。据说，盗贼是沿着东梢的柱子爬上阁顶的，于是，梁思成特地观察了一下盗贼攀爬的地方，确实“摩擦油腻、尚有黑光”。但是，对于那些与营造有关的传闻，他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各地长年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口头神话”，譬如，只要年代久远的建筑，人们就相信是尉迟敬德在唐朝贞观年间兴建的；又或者，尽管大量典籍和碑刻都证明赵州桥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当地人却宁愿相信，修建赵州桥的是鲁班。对此，梁思成从不惮于澄清事实。 北平、河北一带的考察，是万里之行的起点，更像是预演与序章。中国营造学社逐渐找到进行田野调查、测绘和研究的方法与节奏，直到能自如地运用它们，去开启更多震撼人心的旅程。

目 录 推荐序 不可磨灭的足迹 i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001 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021 第二章 先行者 031 第三章 “难稽”的洪荒 047 第四章 生死之际 066 第五章 最后的眷顾 078 清华国学研究院·告别乌托邦 第一章 际会 083 第二章 新思潮 098 第三章 纸上与地下 109 第四章 云散 118 第五章 欲祭疑君在 13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新发现中国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137 第二章 殊途同归 151 第三章 凿破鸿蒙 165 第四章 关山歧路 178 第五章 抉择 200 中国营造学社·被遗忘的“长征” 第一章 破译“天书” 225 第二章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233 第三章 山西：木构的温床 242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262 第五章 李庄：沙漠中的金鱼 269 第六章 寻求新“意义” 282 结语 走出书斋以后 287 注释 301 参考书目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