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茶馆是成都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地人习惯在那里打麻将、掏耳朵、约会、看戏等。 本书为著名学者王笛新作，通过考察20世纪下半叶成都的茶馆，探究大众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兴衰起伏，从而透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剧变。书中，作者将历史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利用档案材料及田野调查，聚焦茶馆业主、顾客、艺人、掏耳匠等底层人物，以白描式的手法勾勒他们在茶馆这一公共空间的喜怒哀乐、命运抉择，从而展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的城市生活图景。通过本书，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及其逻辑，还可以从这些细节背后，重新触摸一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理解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变迁。

王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学术代表作有《茶馆》《袍哥》等，历史非虚构作品有《中国记事（1912—1928）》《消失的古城》等。其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亚洲周刊》“2022全球华人十大好书”、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首届吕梁文学奖等奖项。

市场经济给城市面貌、日常生活等方面带来了改变，街角茶馆为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乃至谋生机会。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生，他们以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理发匠等角色，试图在茶馆周围讨生活。尽管他们生活艰难，但和以往的乡村相比，生存状态已有所改善，他们有了改变自己经济情况的机会。流动人口的存在，帮助了城市的日常生活维持运转，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编者按 挖耳匠——进城谋生的人们 挖耳匠（又叫采耳师、挖耳师、掏耳朵师傅、掏耳匠等）也是茶馆中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职业，从晚清至民国，成都几乎每一家茶馆都有掏耳匠。1949年以后，他们也仍然在茶馆谋生，只是和茶馆一样，数量大大减少，“文化大革命”时期跌至谷底。改革开放后，挖耳匠随着茶馆的复苏，也逐渐回到茶馆。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手工匠或小贩，来自农村，在城市里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只好以此为生。挖耳是一项技术活，至少比做重体力劳动要轻松一些。过去这是男性的职业，但在20世纪末，女性也逐渐进入了这个行当。 顺兴老茶馆里的掏耳匠30岁左右，来自川南的一个小镇，从事这项营生已经七八年。他六七年前来到成都，首先在府南河边的茶馆里为顾客服务，每月能挣大约1，000元，交给茶馆200元作为场地使用费。当顺兴老茶馆开业后，老板知道他手艺不错，于是请他来这里服务。他每年要付给茶馆六七千元。虽然他挣的并不比在府南河边的茶馆多，但是他说这里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有空调，不受日晒雨淋冷热之苦。他穿着白褂，胸前挂有一牌子，上面写着基本价10元，若用一次性工具则收20元。他说顾客多是成都本地人，因为外地人不习惯掏耳朵。其中大多数又是中青年，因为老人觉得这价钱太贵。这个茶馆与旅游单位有合作关系，有些外国游客也找他掏耳朵。他还会按摩，全套活做下来可收取四五十元。 在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内也有一位驻场挖耳匠，看起来四五十岁，他手里拿着一只金属掏耳夹，一边用手弹出清脆的金属声音，一边在桌子间来回揽生意。显然，他与茶馆的工人很熟，当没有生意时，就和他们坐一起喝茶。如果顾客付钱时找不开，他便拿着那张大钱去找掺茶师傅换小钱。他说之前在理发店干了几年，17岁时跟着父亲学了这门手艺，然后在文博大茶园干这行九年。这位挖耳匠还把手艺传给了他姐夫，他姐夫现在在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谋生。他说学徒必须学习一年后，方能独立工作。他住在成都郊区的双流县（今双流区），每天骑摩托车往返，把车放在二环路姐姐家，因为外县的摩托不能进城。他和妻子每天中午去大慈寺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只吃稀饭馒头，两人才1.5元。他们进大慈寺也不需要门票（1元），门房认得他们。他在文博大茶园从早上9点做到下午，当下午4至5点钟，这里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会到府南河边的茶馆揽生意。在那里，他不用给茶馆交钱，不过得和其他同行竞争。 他回忆说，九年前他只收1.5元，但现在新客户收4元，回头客收3元。服务时间不超过10分钟。这项工作不需要营业执照，只需每月5号向茶馆交200元即可，他从来都是按时缴纳。他称这个茶馆是他的地盘，其他同行如果想进来，会被茶馆工人赶出去。他每月可挣六七百元，向茶馆交费后还剩四五百元。他的妻子在茶馆里替人擦鞋，擦一双鞋收费1元，每月也可挣五六百元。他有时会遇上蛮横的顾客拒绝付钱。有一次，他给三个年轻人掏耳朵，但那三人说对他的服务不满意，拒绝付账，引发了纠纷，还有人受了伤。他当时很生气，掀翻了他们的桌子，打翻了茶碗，在其他茶工的帮助下，把那三个年轻人送到派出所，他们不得不付了12元的服务费和8元的损失费。 他使用五种挖耳工具。大金属夹子是他的招牌，招揽顾客时便弹出声来。一个是细长有柄的刀子，因为耳朵里有汗毛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必须先用刀子去毛。最重要的工具是“启子”，为一细长的铜片，用来刮内耳壁，给人舒服的感觉。一个是小夹子，用它来夹出耳屎。最后是一把小毛刷，用鹅毛做成。掏完耳朵后，用这把刷子将残渣清扫干净。他说这一套工具大概值四五十元，有些是他自己做的，有些是找铁匠定制的。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现在正放暑假，所以他两个儿子整天都待在茶馆里。他说不想让他的孩子学习挖耳这门手艺，而是想送大儿子去学修汽车。他打算钱挣够了以后，在他家乡开一家汽车修理铺，因为那里位置很好，做修理汽车的生意一定不错。他还谈到了农村老家，他承包了七亩田，即使是收割农忙季节，也只需三天活便干完了。他家里还养了二十余只鸡、二十余只鸭、二十余头猪和一头水牛。鸡鸭蛋经常拿到集市上卖。他们外出时，他父母帮助照看农田和家畜。农田加副业年收入约1万元，加上挖耳和擦鞋，整个家庭年收入1.6万至1.7万元。一年总开支约1万元，剩下的存入银行。 许多挖耳匠都像这位男人一样，来自农村，一边管理着老家的田地，一边在成都打工。整个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新的收入渠道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然而，与其他农民工不同的是，这位挖耳匠充分利用家乡在成都郊区的有利条件，仍然选择住在农村，避免了在成都租房的额外花费以及和家人长期分离的痛苦。此外，他和妻子在同一家茶馆里谋生，每天一同来，一同回，一起吃午饭，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完整的。无疑，农民工进入城市，可以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见识，例如这位挖耳匠很早便规划了儿子的未来。当然，他也得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一些代价。他的孩子整天待在这种人来人往，充斥着烟味、嘈杂，有各种粗话，也有各种诱惑的地方，很难安下心来做暑期作业。这样的环境对小孩是不健康的，缺乏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过早进入熙熙攘攘的社会，还可能遇到许多幼小心灵难以理解的事情，都阻碍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纵然我们可以说，社会也是一本教科书，但是这不过是对他们无奈处境的一点心理安慰而已。他儿子缺乏正规的教育，和其他孩子相比，这是一个劣势，也许有一天，他还是会走他父亲的老路。 本文节选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第一章导言：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城市政治转型 第二章 同业公会的终结与小商业的困境 民国时期的茶社业公会 第三章 国家力量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 第四章 茶馆生活的衰落 第五章 改革时期茶馆业的复苏 第六章 公共生活中的市民与外来工 第七章 麻将与社区生活 第八章 结论：国家、茶馆与公共领域 征引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