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的密信将甲骨文专家杨鸣条推入安阳的迷雾。安阳城中暗流涌动：伪刻高手蓝保光的青玉雕刀划过甲骨，加拿大牧师明义士骑着白马出没在洹河岸边，日本人青木的军靴踏入隐秘的后花园，而杨鸣条的前女友梅冰枝在戏台上甩着水袖唱着古戏，城郊麻风病村的老人用指甲在墙上刻写天书…… 历经几十年，跨越惊险诡谲，在地宫月光穿透穹顶的刹那，杨鸣条终于读懂了这座城市本身才是最大的甲骨——所有生灵皆是古人刻下的裂纹，而真正的宝库就藏在黑衣人坚守的地底深处。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曾任温州市作协副主席。一九九四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一九九九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我是一只小小鸟》等，长篇小说《误入孤城》《米罗山营地》《红白黑》《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等，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我有一个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习惯，自己的一本书出版之后，除了会好好把玩一下，看看封面，再也不会去读书里的文字。这一回为了给本书做修订，只好打开之前出版的书《甲骨时光》重读一下，让我宽慰的是重读这书没觉脸红，故事和叙述都那么新鲜生动，十年的光阴让书更有一层“包浆”感。这要归功于书里的甲骨文故事所包含的巨大文化意义。我一九九四年出国，那时走出国门旅行的人还不多，出国办事的人为了省外汇都会带方便面充饥。我一出国就游历多处世界文明古迹，一九九五年去了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常被当成日本人。三十年间我眼见中国地位快速提升，全球都在用“中国制造”，世界各地有中国建造的铁路、高速公路、大桥、水电站，美国、加拿大的主要港口塔吊都是中国制造的。为什么这三十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中华文化肯定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甲骨文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源头文字，是中国人生命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基因。我十五年前在安阳第一次看到出土的甲骨上刻的文字，心灵受到巨大冲击，震撼于它的美。那是先人对宇宙万物的描摹和抽象，那些铭刻和安阳的洹河、太行山和树木河流、星辰日月都有对应的关系。它既是象形的，又有象征意义。岁月流逝，甲骨文从祖先的祭祀中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了中国文化中常用的符号工具。相比世界其他古文明用的楔形文字、字母文字，甲骨文自顾自美丽地发展演变，三千多年没有中断。中国古人用它占卜记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体系和传统。而文字本身也是一门重要的书法艺术。我有一回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黄庭坚和宋徽宗的笔墨真迹，那么美丽飘逸，内心真是说不出的感动。 关于中国文字的学问和掌故太多了，我所能采撷的只是大森林里的一片叶子而已。有一件事情我想提一下。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有专家主张废除中文改用字母文字，认为中国文字笔画复杂，太难普及。但我觉得中国文字真正接受考验是在电脑时代。像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一开始都畏难，如何在电脑上输入中文，有些老作家到现在还干脆手写，不用电脑。现在我们看到中文打字已经不成问题，复杂的中文在电脑时代变得更好用了。全国人民都能用手机打字，显示了中国文字有永远的生命力。甲骨文最初是极少数祭司、占卜师手里的记载工具，如今已化为普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甲骨文有三千年历史，但发现它的历史才一百多年，特别重要的就是以河南人董作宾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田野考古队对殷墟的发掘。我当初决定写这本书，就是因为被董作宾等人的事迹所感动。这些人其实和三千年前的贞人祭师一样，在书写和继承中华文明，一代接着一代。而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这一个链接里面，有幸为甲骨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冥冥之中觉得和先人们有一种心灵感应，仿佛有一种使命感。甲骨文世界是个艰深至极的领域，我的使命是运用扎实的史料，用通俗易懂的小说写法，带领读者对甲骨文世界做一次艺术漫游。 2024年4月24日 后记 梦境和叠影 那是一个神奇的夜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天晚上，我在长沙的街头漫步。那年我刚退伍回家，因为当兵错过了上大学，所以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心里长出一棵文学的幼苗，其力气如初春的竹笋可以顶开上面的石头。参加工作不久，单位派我去长沙做外调。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差，要找的人刚好也出差了，单位指示我在当地等待。等待期间成了我的文学之旅，我去了岳阳楼、洞庭湖、岳麓山、马王堆遗址、湖南省博物馆等文化圣地。而其他的时间，我则在长沙五一路附近的书店里泡着。夜幕降临，马路边有好吃的夜市开张，越来越多的人在街上转动。这个时候的街道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充满快乐而神秘的气氛，天上的星光和云图也似乎充满了文学的琼浆。我跟随着人群在交叉如迷宫一样的街区里打转，迎面而来的每一张脸庞都滋润着我的想象力。当时，我还没写出一个字的文学作品，一切都还在想象之中。但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今生我要写一本有神奇故事的好看的通俗小说。这个想法和当时自己追求的所谓纯文学的意愿有冲突，因此把它想成是很久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想到，这粒被埋在很远的时间里的种子没有死掉，多年之后居然开始发芽了。 二○一一年我到北京参加活动，这时离上面所说的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我一直在写作的路上坎坷行走，前十年写出了一些作品，但是青黄不接，后来出国谋生，中断写作十多年，直到二○○五年才开始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来写作，有了一些成果。这回我来北京为新书出版做宣传，接下来还要参加全国作代会，中间有一段空隙。我安排了这个时间去河南安阳看殷墟。关于殷墟以前了解甚少，小学的时候听人说郭沫若厉害，破译了甲骨文。此后我虽然长了很多岁数，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小时候相比却没多大进步。我事先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准备去玩一次而已。 到了安阳，我找到了殷墟博物馆，只见大门处一片新建的气派建筑。在售票处之外的远方，我看见了一条河流，就立即过去察看。凡到一个地方，我总要看看当地的河流，觉得从河流里最能看出一个地方的气息。我从岸上看到，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河，河床被深深地切开了，河岸陡峭地披着绿色植被。那河底的水在静静流淌，呈现着黛绿的颜色。河中有洲渚，开着水生植物的花。我见过的北方的河冬天都是枯竭的，但这条河明显水量丰沛。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忙去问一个扫地的老大娘。她的话我听不懂。好久，我才听出了这条河叫洹河。这个名字我虽然不熟悉，但是知道它是《诗经》里的河流。这河立刻让我有了时间的感觉，兴趣倍增。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不断发现让我惊奇的展品和事情。我知道了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内容包括占卜国家战事、播种甚至国王的牙痛。作为甲骨文的佐证，我看到了深埋在地下的守护宫殿底层的武士，他们是被处死后埋在地下的，保持着执戈跪立的姿态。我还看见了两个青铜鼎，里面都有人头骨，说明上写着这些人头都在青铜鼎里煮熟了。让人最为惊叹的是一个挤压成球的甲骨库房，一九三六年出土时，甲骨球上伏着一具尸骨，像是个看管甲骨库的人。这个甲骨球当时被整体挖出，运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剥离出一万多片完整的龟甲。在博物馆的土地上，我四顾殷墟遗址，感觉到了历史的巨大气场。如果我没有在博物馆里一个礼品摊子上买到李济写的那本《安阳》的话，或许这一次的旅行也就成了一次普通的旅游。李济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哈佛人类学博士。这本书他用英文书写，一九七七年出版，翻译成中文是十几年后的事。这本书讲的是一九二八年，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出一支考古队前往安阳发掘。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里把玩古董，不会到田野去发掘研究，认为那是盗墓贼的事情。当时的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都是外国人主持的。傅斯年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目光远大的学界领导人，他知道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在当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组织了安阳考古。李济的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个过程和成果。当天晚上，我在安阳宾馆里读完了这本书，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在书里，李济首先写了六位对中国考古文化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这样就把安阳考古的历史背景展开来，让人耳目一新。他写道：傅斯年最初选了一个河南本土出生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先遣去安阳。董作宾初到安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安阳聚集着一批有国际背景的文物贩子，常有土匪绑架人质。他在一家古董店里遇见了一个叫蓝保光的当地伪刻手，此人吸食鸦片，没读过书，不认字，却能刻出以假乱真的甲骨文。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作里的寥数语，但蓝保光这个人物就已经显得活灵活现，让我难以忘却。李济在这本书里非常推崇董作宾，说他在发掘的同时正写一本叫《殷历谱》的书。董作宾试图用甲骨文中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来推算出商朝的准确年代。李济的这本书叙述了考古队在安阳长达十几年的考古过程，而最后的结局让我觉得十分神奇。考古队因为国内抗战形势紧迫，准备结束在安阳的发掘。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这是考古队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们竟然有了最重大的成果，在H127号坑发掘到了那个巨大的上面伏着一具尸骨的甲骨球。这个H127号坑我在遗址博物馆看到过，看了书后觉得更有意思了。李济的这本书里还写到了安阳三千年前的生态环境、人种构成、气候和农业等。它让我感觉到安阳是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我的潜意识开始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故事。 一个月后回加拿大时，我已经买下了一大堆的书，有上下册的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等等。书的重量超过了国内航空行李的限制，我只得先把书打包快递到上海，让一个记者朋友送到浦东机场给我。回到了加拿大，我开始阅读这些有关甲骨文的著作。通过专家的注释，阅读甲骨文显得并不困难。我并不拘泥于文字学，我想要了解的是当时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阅读的过程充满喜悦，从岛邦男的书里，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我看到，岛邦男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而复原的地图，商朝的帝王带着军队整年在大地上行走，留下一个个地名。那些地名的甲骨文字特别好看，只是因年代久远，地名变迁，这些文字已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唯有记载黄河和淮河的甲骨文字依然可辨。阅读的时候，《诗经》里描写的生活浮上我的心头。我知道甲骨文的年代虽然早于《诗经》，但我相信甲骨文年代的生活一定是留存到了《诗经》里的。《诗经》里有一首短诗《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这诗中跳舞的巫女是我心里最美的一个女性形象，诗中表达的情绪也是我觉得最为伤感的爱情。当我阅读有关甲骨文的著作时，宛丘巫女这个形象不时会浮现在我眼前。古希腊人在那些陶瓶上画下了美丽的人形，把一种美固定在陶瓶上，而这个画在《诗经》里的古代宛丘女子则有无限想象的可能。 另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情是，在甲骨文发掘和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从一九一四年起就在安阳当传教士，是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据说当时世上流传的甲骨片约十万片，明义士就占了五万片。我在网上查到了明义士当年在上海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的前言，是明义士写自己的，写他骑着白马在洹河的河床上淘古陶片，那些在河边摘柳芽的孩子向他推荐甲骨片。那是一篇画面清晰的文章，让我对他的那本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在加拿大的图书馆网络系统上寻找明义士的这本书，在多伦多的中心图书馆找到了书的幻灯胶卷，放到投影仪器上观看。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当时只印了一百九十册。明义士从自己所收藏的五万片甲骨中选出两千三百六十九片，亲手临摹，用先进的方法影印出来，没有注释和讲解。这样的书超出了我的阅读能力，但作为和明义士著作的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是让我很满足。我后来在亚马逊书店买到一本明义士传记，是一个华人博士董林福写的博士论文Cross Culture and Faith：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Mellon Menzies（《信仰和文化的交叉：明义士的生活和工作》），讲述了明义士坎坷的一生。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了明义士和他的上级怀特主教的冲突，因此，我又开始去研究怀特主教。怀特当时是河南教区的主教，但他在中国还有一个任务是为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集文物。怀特在他的一本书中写到了在山西的古庙里收集到三幅巨大壁画的事情。我还看了他的关于开封犹太人的历史的书和图册。这些阅读和资料收集已经超出了原来的甲骨文阅读范围，但是，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没白花时间，它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我来到了位于多伦多布罗街的皇家博物馆。这里有明义士带到加拿大的虎骨甲骨文和一些青铜器，但怀特从中国运来的器物几乎占了东方馆藏品的一半。他带来的安阳青铜美丽非凡，有一组有大象符号的青铜用具，是专门给一个商王女儿用的。我看到东方馆里的镇馆之宝是那三幅巨大的壁画，气势磅礴，非常精美。那壁画画的是佛教的故事。但是，我知道这三折画是和安阳有密切关系的怀特主教从山西古庙偷运过来的，我在心里把这三折画和甲骨文以及商朝的历史联系起来。我的脑海中产生了这三幅画里隐藏着商朝某些密码的想象。那天在博物馆内，我的心里不时翻着波澜。 在加拿大找加拿大人的资料相对容易些，但是我在读了自己带来的有限的书之后，想读更多的书时却困难重重了。我还想读很多的资料，最迫切的是，我要读董作宾的《殷历谱》。我在北美的大学图书馆系统上查找，发现加拿大没有此书，美国的一些大学有，显示距离最近的是三百公里外的康奈尔大学里有一本。我前些年写过非虚构的《米罗山营地》，在寻找资料方面有些经验，会像一个渔夫一样耐心地在网上查找。不久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有个人说可以有偿提供古籍文献的数据库。我在他提供的目录下查找，发现他的目录里有一个甲骨文研究的子目录。打开之后一层又一层，几乎包括了所有甲骨文研究名家的文章，董作宾的《殷历谱》赫然在目。我像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样兴奋不已，忙着和那人取得联系。他大概是一个国家级图书馆的数据库管理员，手里掌握着库内古籍数据化后的资源，想卖点数据挣点外快，他只要不多的一点钱就可以把那些文件给我。因为我急着要，他就先把《殷历谱》发QQ邮件给我，其他的则做成光盘寄到温州去。于是，当天我就看到了董作宾的手写体版的《殷历谱》了。 找到了这个资料库，我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这里面有齐全的史语所当年在安阳的发掘日记，有多名队员的回忆文章。比如，之前我看到别的资料里提到的董作宾的《获白麟解》，这下就可以一睹为快了。我慢慢读董作宾的著作，看到了他那篇写在侯家庄获七片整甲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他一直在追踪着一个叫大犬的商王的占卜师，从大犬小时候在龟甲上练习刻字到老年时的随心所欲的字刻，他都一个个收集来。他还写道：在侯家庄又一次获得的七块完整的龟甲上全是大犬的字刻。文章里，董作宾把大犬的字刻一一列出，对比着前后期的变化。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心里有深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在和大犬对话。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在古人和今人之间有一种对应的联系。董作宾和大犬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前世今生的联系，而那个我梦想中的《诗经》中的宛丘巫女也和大犬以及董作宾有一种前世今生的联系。基于这个想法，我觉得如要写好这本书，应该安排古代和当下两条对应线索。那不是简单的穿越，而是需要精心的安排和合理性。 资料和想法越来越多，多得让我以为可以开始写作了。但是，我对这本书明显信心不足。当时，我还有另一个长篇在构思，一时拿不定主意先写哪个，于是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我第一次掷硬币的结果是先写别的书。这个结果让我很不满意，于是我自己对自己作弊，说再来一次吧。第二次的结果还是让我先写别的。我顺服了这个结果，开始写别的书。但是，我下意识不愿放弃甲骨文的事情，因此那本书总写不下去。我只好再次反悔，正式开始了安阳故事的写作。最初几章写得很顺利，以致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能长驱直入。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写到考古队到了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时，我的思维就掉进了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找不到推进故事的情节。毫无疑问，我决定用掷硬币的方法，说明我内心顾虑重重，现在障碍正式出现了。那段时间，除了干坐在书桌前写不出一个字，我就在住家附近那条专门用来散步的林荫小径上来回行走，脑子里一直想要找到突破口。那个时候，我的状况像是一条狗，闻到了那梦想里的小说气息，却找不到它在哪里。长时间的受挫让我对有没有能力完成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好几次想放弃，但心里又丢不开。 这里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在二○一三年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某博物馆，导游让我们赶紧参观一个主要的厅，说下午一点这里就要闭馆。我参观时留意到这里将要举行一个活动，布置有座位和文宣广告牌。突然，我发现，原来这里正要举行的是丹·布朗的新书《地狱》的发布会。他这本书写的正是佛罗伦萨。而此时，我还看到了丹·布朗本人已经在厅里和读者见面。虽然我不是布朗的崇拜者，但是作为畅销全球的《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他还是让我心怀尊敬。这次的巧遇让我在后来的旅程中有所领悟，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神灵的一种暗示，暗示我去写一本好看的书，而我已经开始写的这个艰难的稿子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这个时候，我还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长沙之夜的梦想。那时想着将来要写一本好看的有通俗故事的书，现在到了为梦想成真而努力的时候了。 自此之后，我又苦写了两年，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花了多少心血，终于写成了这本书的初稿。然而，初稿的完成没有让我感到欣喜，因为它还不是我梦想中应该有的那种状态，但我又觉得已经没办法去改动，已经到了我能力的极限。忐忑之中，我把稿子发给了我尊敬的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他仔细看了文稿，认为这本书有出人意表的新奇之处，构思新颖，结构精巧，气质很好。但他也指出，目前整体叙述上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打个比方，感觉像读宋代江西诗派的作品，枝干瘦劲，细节不够丰盈，骨肉不够丰满。韩敬群先生的意见对我启发很大。这本书的好处已经显现，问题是过多的学术资料限制了我的虚构想象力，以致太过拘泥于事实。我找到了方向，决定再修改一稿。 在我以往的资料阅读中，我注意到了甲骨学大师罗振玉曾经到过安阳一次，并写过一本书《洹洛访古游记》，里面记载了他第一次到安阳的见闻和经历。这本书在我得到的那个甲骨学数据库里是没有的。二○一四年年底我回国时，想起了这本书，于是在温州的图书馆系统中查找，结果在古籍部找到一本，一九三〇年的版本，供内部研究，不外借。我通过图书馆的张东苏先生进入了古籍部，在里面翻阅了这本被蛀虫吃得都是洞孔的书。我发现这本书不是罗振玉写的，而是他的弟弟罗振常写的，以前是没看清名字。这是一本日记，写了罗振常受罗振玉嘱托前往安阳收购字骨和其他古董。这书让我觉得非常新鲜。罗振常这人很有文学情怀，所有的叙述都很动人。比如，他写到大雪天在北京如何赶火车，到了安阳之后旅馆的人如何接他到旅馆，旅馆里面的土妓如何接客。他写到了安阳的古城门，东门关得早，南门关得迟，因为城南有个演戏的地方，人们看完戏要散场出城。他还写到在泥泞的街道上翻了马车，写到在山野迷了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描写，给我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和意象的想象空间与依据。我找到了这本书所需要的最后一口气。我在初稿之上增加了五万字，而这些内容正是这本书的肌理和血肉。当我放下了笔，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自己心里的目标。 尽管我是在写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在处理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每一个甲骨文字上，我都尽力去做到真实可信，不随意杜撰。然而出于整个故事结构的需要，在某些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年代上我还是做了一些人为的安排。比如，书中写到商王帝辛征人方途中在树林里从车上坠落下来的事件，是记录在武丁王时代的一片甲骨上，显然坠车的是武丁王，而不是帝辛。因为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而且有当时刻下的甲骨保存下来，我就把它写到帝辛王头上了。还有贞人大犬，他是个真实存在的商朝占卜师，留下了大量带着他鲜明特征的签名的骨版。但他是廪辛至武乙时期的贞人，比帝辛时期早了好几十年。为了故事的需要，我把他拉了过来。在纣王拘周文王于羑里和周武王克商复仇的构思上，我参照和引用了《读库1205》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中《文王八卦》一文的观点，在此特向作者李硕深表感谢和敬意。 五年时间过去，我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期间遇到无数的挫折，走了很多弯路，还经常无路可走。最近，我常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话，“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一部小说的创作，真的应该“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来到”。我还想起了博尔赫斯的那个观点，他认为，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了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这个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埋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像那些甲骨片深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或者说这个小说在甲骨文形成的时期，已经存在于银河系一个星球上，在时空中飘浮着。这样的小说只有付出坚韧不拔的劳动，加上时间和耐心，还要有来自星云外的运气，才有可能把它发掘出来。 正文摘录： 从下午起，天色变得阴郁，彤云密布，北风怒号，一副下大雪的样子。杨鸣条坐在四合院东侧客房内望着窗外越来越阴沉的天空，心里开始有点焦急起来。 下午四点光景，天变得很黑了，雪气越来越重，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杨树上呱呱叫着。杨鸣条听得院子外面的街路上有马车接近的声音，还听到了赶车人勒马的吆喝。须臾，他看见了院门打开来，一个戴着黑呢礼帽、穿着棉袍的人走了进来。这人就是这四合院的主人傅斯年，刚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班。他没有回院子西侧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先去敲了杨鸣条住的客房的门。 “彦堂兄，大雪将至，行路不便。我看你去安阳的日程是否改后几天？”傅斯年进屋后脱下棉袍，点上了烟斗，对着杨鸣条说。 “孟真兄，我看不必改期。下雪对火车开行影响不大。即使大雪封了路，我就在车上等几时也不要紧，北方人还怕什么雪的。”杨鸣条说。 “彦堂兄不畏风雪，那就最好了。”傅斯年说着从公事包里拿出一袋子银圆放在桌上，说，“这里是一百银圆，从丁文江那里‘化缘’得来的。这老兄到了最后时刻才把钱交给我。钱不多，你先凑合着用吧。” “孟真兄放心，这钱够用了。我会尽量节省，把钱用到刀刃上。”杨鸣条说。 “那最好不过。兄弟先休息，用膳之后早点睡觉。明天一早我来送你。”傅斯年说着，起身告辞了。 这个晚上，杨鸣条早早熄了灯上床躺着，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是在一周之前被傅斯年一封加急电报从河南南阳召到了北京。傅斯年没让他住旅店，而是住到了他自己的寓所里。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让杨鸣条去做，所以要和杨鸣条说很多的话。杨鸣条急急忙忙从河南南阳赶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傅斯年带他去参加了北京外交使团一个隆重的招待会。 这是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瑞典公使官邸里面灯火通明，透过精致的巴洛克式花窗有耀眼的灯光射向外面的夜色。官邸的外面摆着很多辆早期的轿车，还有一长排马拉的厢式包车，车夫缩着脑袋在冷风中等候着。那从蒙古方向吹来的西北风里夹着沙尘和冷气，路边高大的杨树在风中摇晃着……

第一章洹河水边的殷墟 第二章挂着盾牌的墙下闪过王的影子 第三章夜色下的安阳 第四章古寺里的三折画 第五章获麟解 第六章在南方的征旅上 第七章在洹河的北岸 第八章寻找消失的星座 第九章沉沦之城 第十章逃亡 第十一章牧野之战 尾声 后记 梦境和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