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修订版）

18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推动了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并进一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与此同时，对个体及其世俗生活给予特殊关注的小说，也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虚构的力量积极参与着对公共领域各种议题的讨论与探索。 本书敏锐地捕捉到18世纪英国小说与彼时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梳理了1688年至1789年一百年间重要作家及其小说文本中的自我观念，以具有洞察力的笔触呈现了18世纪英国小说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问题的书写、回应、反思与批判，并进一步探讨了彼时的作家如何通过虚构人物的“自我塑造”对个人主义的弊端进行修正，从而调和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本书首次出版于2003年，收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八辑，2015年推出修订版，至今已成为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对知识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黄梅 1950年生，1968年从北京赴山西雁北“插队”。1973—1989年先后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和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英语系学习，获硕士、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有《女人和小说》、《不肯进取》、《双重迷宫》、《起居室里的写者》、《码字的女人》、《灰姑娘梦的演变》（英文，在美国出版）、《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现代主义浪潮下》（编著）、《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并参与翻译《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与陆建德合译）等。

18世纪英国小说与现代人的自我塑造 * 本文为《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修订版）》绪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文丨黄梅 近二十年来，有不少中国学者把目光投向18世纪的英国。 18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英国则“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以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就随着“走向未来”和“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哲学思想探索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和思索。 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亲身经历的诸多思想危机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这些活生生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近期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笔者力图在介绍并评议18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世纪末叶，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本书与西方诸多研究18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笔者试图重读18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指归。 在18世纪末长大成人的简·奥斯丁（1775—1817）敏锐地意识到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诺桑觉寺》（1818）一书第五章中就小说发了一段不短的议论。叙述者“我”先是责备某些批评家甚至小说家信口贬低小说，然后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一种流毒更广的成见。她设想一位埋头读书的姑娘被人打断时会作何反应： “小姐，你在读什么呢？”“哦，只不过是小说罢了，”那位年轻的女士答道，一边假装毫不介意地把手中的书放下，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是赛西莉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或者，简言之，不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对人的复杂性的最精妙的描绘；它们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最生动活泼、恣肆汪洋的机智和幽默。 读小说读得忘乎所以却被人撞见，想象中的那位姑娘一时慌乱，窘态毕现。这表明，在一些绅士眼中（也即以曾经是主导的观点看来），小说以及小说阅读还有点低人一等，不大上得了台盘。然而，叙述者“我”随即毫不含糊地以一连好几个“最”字概括小说的性质和特征，又说明这种文学形式已经深入人心。 在18世纪，小说还没有成为“艺术”，还没有从相对混沌的社会生活中被放逐，因而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时的小说写作者大都不是职业“小说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长时间里是工商业主；理查逊（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长期担任神职；菲尔丁（1707—1754）和麦肯齐（1745—1831）是法官；斯摩莱特（1721—1771）曾经做过船医；约翰逊博士（1709—1784）则很接近现代报人和学者，如此等等。或许是出产“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余泽，这些尚没有和主流社会实践疏离、躲进象牙塔的文化人几乎个个都是精力充沛的多面手。 在他们生活、写作的年代里，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身处变迁之中并面对种种疑惑和问题的公众自然对现实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一书中指出，在那个时期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绝后）的发展，文学即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文字构筑“空间”里，作家写虚构故事的目的是复杂多样的。斯威夫特不会忘记政治斗争。笛福肯定想到了挣钱。指望借此养家活口的夏洛特·史密斯（1749—1806）更是不会忘记经济效益。斯特恩与华尔浦尔（1717—1797）显然存自娱并与同好者共娱之心。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会忽略正在身边进行的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探讨，也没有哪个会小看或否定文学教育公众的作用。于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在这方面，小说与画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风靡一时的雕版讽刺组画，如《娼妓之路》（1732）、《浪子之路》（1733）、《时髦婚姻》（1745）和《勤与懒》（1747）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勤与懒》一组四幅画表现了两个学徒的人生——一个兢兢业业工作、娶了东家的女儿、继承作坊产业并最后当上了伦敦市长；而另一个懒惰贪杯，后来沦落为罪犯并最终被送上绞架——其惩恶扬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跃然纸上。尽管艺术媒介不同，但画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叙事”都是对经验的表达，对世事的评述，对未来的构想，对信仰的探讨以及对读者的劝和诫。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说教意图，因为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对那时的英国文化人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人来说，以虚构文学思考、应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乃至介入政治时事是从文的正路。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写起讽刺文来劲头十足，理查逊和约翰逊承担道德说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再版前言 绪言 第1章 贝恩和复辟时代的遗产 一 复辟时代的两种文学 二 “老”故事中的“新”角色 三 “贝恩的追随者” 第2章 笛福笔下的精神飘流 一 新世界的创业英雄 二 鲁宾孙的“在场”和“不在场” 三 罗克萨娜的“罪”与“罚” 四 笛福对“人性”的推求 第3章 讽刺的机锋 一 “南海泡沫” 二 哈哈镜里看英国 三 审视语言和思想 四 “憎恶人类”？ 第4章 《帕梅拉》风波 一 帕梅拉的双重人生设计 二 菲尔丁的反诘 三 《帕梅拉》与妇女问题 第5章 克拉丽莎的“战争” 一 哈娄家族同根相煎 二 拉夫雷斯的选择 三 “演示”死亡 四 追求的悲剧 第6章 从汤姆·琼斯到阿米丽亚 一 世相全景 二 “英雄”与“小人” 三 权威的声音 四 《阿米丽亚》和写作的“断裂” 第7章 《拉塞拉斯》和奥古斯都风格 一 东方故事中的“人欲” 二 文本内外的对话 三 文化大师，传世箴言 第8章 斯特恩和“情感主义德行的困境” 一 无法无天的叙述 二 “解构”，还是炫示？ 三 多情的姿态 四 逢源一时的情感主义 第9章 “观者”的喜剧 一 且行且议 二 为什么是克林克 三 边缘处的女人 第10章 哥特小说的出现 一 华尔浦尔别树一帜 二 堕落的寓言 三 说不尽的哥特小说 第11章 伊芙琳娜和她的姐妹们 一 “蓝袜子”作家群 二 伊芙琳娜的语调之辨 三 女人的爱与怕 四 艾米琳的抗争和“胜利” 五 小说与革命 余语 参考年表（1688—1789） 主要参考书目 初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