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

《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纵贯四代人的一百年，横跨三世纪的光影线索，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让读者对时代的离合、家庭的悲欢、命运的跌宕，产生近距离的认识。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县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 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与理念》《今天我们怎样做书》，随笔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翻书忆往正思君》，回忆录《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等。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第十节（P227-231） 反右运动开始了。按理说，父亲不至于在运动中挨整。他信奉马列主义，真心拥护共产党，一直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虽然有群众说他搞翻译是走“白专”道路，但是他知过就改，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平息了。他和党员干部相处得也很好，教研室里的党员，对他都很尊重，他也不会像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是因为对个别党员有看法，发牢骚惹祸。他一直在争取入党，主观上希望向党靠拢，哪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呢？尽管入党始终不能如愿，也是因为自己不够条件，怪不得人的。 他仍然说了错话。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具体工作问题的是是非非，而是因为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和人较真。 教研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理论依据是，毛主席讲过，知识分子是附在资本主义的“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观点，已经是那几年的流行说法了。当会上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时，父亲开口了，谈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可以变一变了，因为经过1949年以后几年的改造，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了。其实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平时很注意政治学习，清楚地记得，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报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许，是他没有直接引述周恩来的原话，而只是说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或许，是他的发挥直接针对了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论断，结果引起一片哗然。当场他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拒绝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不过，这个错误并没有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周恩来说过类似的话。他的问题，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被定性为认识错误。但是，另外一次讨论，让他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了。 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党内整风依然继续。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主持各种有关整风的会议。一天，教研室的上级主管单位基础课教学部党总支副书记对他说，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很多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的事。现在清华里面，也有别的系在讨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如果清华的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会不会亡国亡党？副书记希望他组织开会讨论。父亲照办了。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好不热闹。很多人在联想，如果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那说明反革命活动很猖獗，被吊起来的肯定不是蒋校长一个人，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当然就要亡国亡党了！这个观点最终成为讨论会的主流看法。 父亲做总结，他是做了冷静思考的。他说：“蒋校长和革命事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蒋校长上树’和亡国亡党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时散会，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他们办公楼前，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场，平时大家都在这空场的四周贴大字报。第二天，父亲去上班时，忽然发现，大字报区的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有人贴出标志，这里叫做“李相崇的西瓜园”。 他顿时就觉得，这件事背后是有人组织的。他落到陷阱里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大字报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光看大字报，不听他自己解释的话，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制造者，杀气腾腾地要把蒋校长吊在树上！ 事后多年，父亲无数次地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失误，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大姐夫是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父亲比较信服他的意见。但大姐夫说，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拿出来讨论，是无法回答的。蒋校长被吊在树上，你说没关系肯定不行；但是你说就真的亡国亡党了，恐怕也不对，因为毛主席、周总理毕竟还在呀。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测试，测试父亲，当然也是测试大家对于蒋校长的忠诚度。 父亲显然没有通过测试。领导上对他失望了。他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几次。好在此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该戴帽子的右派都戴过了，他没有当上右派，只是被插了“白旗”。 他的群众威信扫地，主任当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辞职就会被免职。他的教研室有两位党员副主任，一位名叫马迅，另一位名叫李宗福，都是1949年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力保父亲继续当主任，到上级党委据理力争，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批评。 紧接着，学校党委开会，各系各教研室领导参加。主持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谈到近期思想斗争动向，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李相崇是没戴帽子的右派”。马迅和李宗福都在场，他们当场站起来和这位副书记辩论，批评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只有戴帽子才是右派，“没戴帽子就不是右派”。弄得副书记一时很尴尬。事后，党委做出组织处理，马迅和李宗福都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他们两个人和父亲，被定性为“三人小集团”。 为了自己的事情，牵连了马、李，父亲一直心存歉疚，但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人？马、李二人，自知在清华难以翻身，不久之后，两人都相继调出清华。

序一：直陈磨难，信史可期 郭世佑 序二：家族史与集体记忆 雷颐 自序 我的曾祖父李征庸 第一次广州起义中的李征庸 李准人生中的两个焦点 附录：有关李准的几个疑问 冤家恩公——李准与岑春煊的恩恩怨怨 李准与汪精卫 我的祖母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吊诡人生——我的癌症故事 我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