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的商业公司与政治文化

本书围绕美国建国初期商业公司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与冲突，探讨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商业公司的演变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美国早期商业公司由公共机构转变为私人经济组织，由特权机构转变为一般性公司。本书将商业公司的演变置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阐述随着政治文化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与观念，及其引发的关于商业公司建立与运行中的争论。通过考察他们的话语与行动，分析商业公司“去特权化”与“去公共化”的演变过程；透过商业公司的演变过程，考察美国建国初期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董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美国政治文化史、美国资本主义史。入选国家级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术带头人”计划、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共4项。研究成果获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提名奖。

追逐私利对“精英统治”观念的挑战 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中，“精英统治”的观念一直存在，然而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党派和区域利益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对各种私利的追求同样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精英统治的观念与追求私利并存且交织，共同塑造了复杂的政治文化，也造就了两种面目共生的商业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精英统治”的思想，显然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这种滞后使“精英治国”的观念遭到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18世纪末政治生活领域的政党之争，而且体现在商业公司的建立过程中。个人、党派和区域利益交织在商业公司的建立过程中，向“精英治国”的理念发起了冲击。 从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交织的各种利益可以看出，依靠少数精英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社会“共同福祉”只是政治精英的设想。在很多情况下，银行的建立、桥梁的铺架、运河的开通以及道路的建设这些推进公共利益的项目都是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中进行的，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和区域利益才是建立商业公司的主导因素。个人、党派和区域的私利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18世纪末，追逐私利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目标。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北美殖民地人口数量不断扩张，与欧洲贸易往来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对于很多殖民地居民来说，将他们的资源投入市场，获取更多财富，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对此，早在美国革命前北美殖民地商人就承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很难抗拒个人利益。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制造业者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每个人在做他们看来正确的事，追求个人利益与自我保护。很多政治精英也深深感到追求个人利益才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革命时期，汉密尔顿也认识到，追求私欲是人们的天性。他表示，就是不停地宣讲在共和制国家人们保持公正无私的必要性，就是一直讲到厌倦这个话题，也不会有一个人改变初衷。人们“根本的动机就是自身利益”。建国初期，还有人评论道，财富与利润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每天人们都在为财富而忙碌，互相阻碍与抢夺，在所有的地方，个人利益都占主导。而且，追求个人利益不仅是普通人的目标，也是社会精英的诉求。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曾提到，很多国会议员“要么是身不由己地利用职权谋取利益，要么是从他们的职责中脱身”，卷入投机活动。据说，约翰·杰伊曾纠结于做首席大法官还是国务卿，而薪水的高低是他纠结的重要原因。建立商业公司过程中的利益争夺也表明，社会精英摆脱不了私利的巨大诱惑。 在人们普遍追求私利的社会中，强调“精英统治”的思想观念无疑遭到了巨大挑战。在政治领域，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否定派别和政党的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18世纪末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普遍相信社会存在“共同福祉”，他们的各项行动与举措都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于党派，他们则大多持排斥与厌恶的态度。约翰·亚当斯曾表示，“共和国被划分为两个政党”是“最大的政治罪恶”。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国家制定宪法，是为了推动整体利益和为全体公民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服务，党派则是宪法推进目标的对立物。总之，在大多数人看来，党派的成员只关注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他们渴望权力，希望通过“掌控政府”，为个人利益服务。 然而，批评党派的政治精英却在18世纪90年代身陷党派斗争。因为内政与外交上的分歧，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联合组成联邦党，与以麦迪逊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展开竞争。他们在国会辩论与各种公开言论中相互指责。到了1800年的总统竞选，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党派竞争达到巅峰。尽管当时的政治精英仍然坚信自己拥有美德，组成的是“爱国者联盟”，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拯救国家，但是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激烈斗争却表明，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正在不断被政党政治所削弱。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来自纽约州、时任国会参议员的马丁·范布伦公开承认党派利益的必要性，他提出，“政党是自由政府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它能更有效地监督政府，防范政府滥用权力。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也遭遇挑战。在18世纪末，相当一批政治精英秉持“精英统治”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一套依靠精英治国的话语，构建了权力体系。这些政治精英包括了具有共和精神的政治家，也有很多种植大宗农产品的种植园主、大农场主、出口和进口大宗货物的商人、金融人士以及律师。他们宣扬自己为广泛的群体服务，而不是为任何派别谋取私利。他们几乎从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主张中包含个人利益，而是通过竭力展现他们的优越性，证明自己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他们的公共言论中充满共和话语：“秩序是脆弱的，所有人都有权力欲；美德被野心和欲望侵害；只有那些每天免于生活压力的人才能被信任，肩负职责。”然而，精英治国理念在商业公司上的运用却遭遇挫折。各种私利影响着商业公司的建立，精英的监管和精英并没能确保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超越对私利的渴望。在精英对复杂利益的追逐中，依靠精英推动公共利益的想象被瓦解，甚至被摧毁。可以说，在商业公司建立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对“精英统治”话语与理念的一种“解构”。 （选文有删减，注释从略）

引言 第一章 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设想 一 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特许公司 二 建国初期各州对商业公司的界定 第二章 各州建立商业公司的实践过程 一 围绕商业公司的利益竞争 二 相信美德与追求私利交织的世界 三 各领域商业公司的建立 第三章 商业公司引发的争论 一 各种反对商业公司的“声音” 二 关于商业公司授予权归属的争论 第四章 商业公司引发的社会冲突 一 乡村居民与商业公司之间的冲突 二 城市工匠与商业公司之间的冲突 第五章 商业公司属性的再界定 一 1819年经济危机与民主化呼声 二 建国初期财产观念的变化 三 商业公司属性的变化与社会民主化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