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035·世界不是平的：地理与人类的命运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的流动性、互联性和一体化程度都大大加强，一种观点变得愈发流行：不同地区的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平等。然而，本书意在论证，不同人群生长在不同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这些环境塑造了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世界仍然崎岖不平，数十亿人的命运仍因地域而截然不同。 作者采纳了全球核心-全球边缘的地域划分框架，将全球人口分成国际化人口、本土化人口以及流向全球化人口三类。通过语言、宗教、健康状况、两性权利、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等方面的对比，本书说明了，地理位置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极大地制约了人们的发展，影响了不同地区人们的命运。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些意在弥合分歧、让世界变得更平等的建议。

哈尔姆·德·布莱（Harm de Blij）生于荷兰，环境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以及宗教学学者，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成员，牛津大学《北美地图集》编辑，曾长期担任迈阿密大学文理学院地理系主任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顾问。他将地理学带入大众视野，倡导在学校开展地理教育，被誉为“地理学界的巨人”。他的著作包括《地理学为何重要》《地理学：领域、区域和概念》等。

在地理功能方面，地球上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正不断缩短，但是具体到生存条件方面，地区与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从自然资源分配的不等到机会的不均，地方的力量正一如既往地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亚洲和非洲的江河流域，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沿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并未惠及他们。他们（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各方面都很难得到安全和充分的保障，尤其是要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而在世界各地那些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山区——从安第斯山脉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山脉到克什米尔地区，有数千万人仍在困守故土，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地球号”邮轮上的70亿乘客中，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踏出他们脚下的那方土地——尽管有很 多人误以为大规模移民已是普遍现象。 大多数人一生中的穿着打扮、语言习惯、宗教信仰、卫生医疗条件、教育背景、为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所传承的其他的一切，都取决于地方的力量：换句话说，囊括了各种因素的地理决定了我们这颗星球的样貌，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无论全球化发展得多么风风火火，迄今仍有无数人被地方性贫困的阴影所笼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会一直深陷于这种困境中，难以逃脱。至于横亘在那些幸运儿和非幸运儿之间的“财富鸿沟”，时至今日仍然主要由幸运之神或命运之手来掌控。随着特权和权力日益集中在所谓的全球“核心”国家及其全球领地，这条“财富鸿沟”眼看着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难以逾越。放眼全球，形形色色的差异无所不在，尽管程度不一。随着愤怒情绪的不断滋长和武器破坏效率的不断提高，全球的危机必将不断升级。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驱动下，世界即使不是‘平的’，也至少正在‘变平’”这一说法正在深入人心。正如本书序言所指出的，对于地理环境将持续影响人类的多元化进程的说法，国际化人口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世界正不断朝着同质化和无国界化迈进。近些年的很多书刊和文章的标题似乎都在暗示人们：“扁平化”正在成为一种假定，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预期（Fung et al., 2008）。 的确，在全球范围内，某些领域的竞争正趋于公平化。但倘若我们因此就认为人人皆可从中受益，就不由得让人担忧了。我们所享受的福祉和我们所承担的负累皆由地方这件“大行李”所赐，这件行李里装着我们的出生地、母语、信仰体系、医疗卫生条件、环境标准以及政治环境。哪怕是在同一个地方，男性和女性所拥有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尽相同。当我们急切地想要分得全球“扁平化”带来的红利时，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在未来能够拥有什么样的机会，仍然取决于我们将踏上一片怎样的土地。 因此，本书将着力从环境、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世界各地的巨大差距。本书试图说明，地方的局限性仍将严重制约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导致（在某些情况下仍在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和家庭到社区及地区，概莫能外。这些差距是如此显著，不是一句简单的假定——“世界是平的”或者“世界是个大熔炉”——就能抹平的。这些差距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地方的影响力仍无所不在。在某些地区，这种差距可能正以某种方式缩小，比如在全球化的节点和途经之处（从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到印度的孟买），到处都是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多车道高速公路、商务“园区”以及购物广场。但在有些地方，这种差距仍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在印度，受到新闻媒体大肆宣传的正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也许会吸引数十万合格的工人前往班加罗尔和紧邻新德里的古尔冈，甚至是加尔各答，但这一切与居住在恒河下游偏远地区的数千万无地农民关系不大。在非洲，每年都有成千上万陷入绝望境地的难民挤上毫无安全保障的小船，试图偷渡到欧洲大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尝尽了人间疾苦。对这些试图末路求生的非洲难民以及其他无数想要打破藩篱的人而言，“世界是平的”不过是一句空话。没错，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平——对于那些掌控现代化进程、走在现代化道路上、能够接触到现代化主流动向的少数人而言，情况的确如此。但他们只是少数。人口预测表明，在21世纪末全球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之前，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将出现最大幅度的人口数量增长。这就意味着本土化人口（那些最贫困、流动性最小、最容易受地方的力量束缚的人）和那些幸运的国际化人口之间的数量差距将越来越大。对后者而言，世界施加的束缚要少得多。 按照某些经济模型的预测，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富裕，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几乎都将激增。然而，前文的论断似乎并不符合这种预期，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人口增长预期也纳入考量。在当下这个“崎岖不平”的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25%，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1.46%（Cohen, 2003）。众所周知，日本和德国这类最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反，四十多个最贫困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达到了约7亿）的人口数量却在以2.4%的年平均增长率激增。不仅如此，在一些人口大国内部，虽然总体的统计数据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但各地区的人口增速并不同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增长保持稳定，另一些地区（通常是相对贫困的地区）的人口却仍在快速增长。以印度为例，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人口增速在1.0%左右徘徊，最贫困且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人口增速却高达2.55%（比哈尔邦和恰尔肯德邦这两个邦的人口增速甚至更快）。根据预测，全球人口的增长将持续放缓，全球总人口数有望在21世纪末稳定在100亿左右。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的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目前最贫穷的国家和省份。将在未来几十年陆续登上“地球号”邮轮的30亿乘客绝大多数都将是本土化人口，只有极少数是国际化人口。 流向全球化人口及其动机 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本土化人口融入全球化网络，而且是出于自觉自愿而非迫不得已。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当今，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低工资国家的纺织业血汗工厂：它们是为妇女们提供了摆脱愚昧的社会环境的机会，还是应该被视为压榨劳动力的企业怪兽？但无论怎样，这些工厂都犹如一艘船上闭塞的内舱和视野开阔的甲板之间的走廊，为女工们提供了一丝欣赏风景的机会。诸如此类的艰苦工作岗位带来了社会和财富的流动性，最终本应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但研究表明，这些流动性也加大了贫富差距，让员工们陷入了文化错位的困境。可尽管如此，全球化与流动性本是同义词，即使是条件最艰苦的工厂流水线岗位，也有望让本土化人口流动起来，转型为流向全球化人口。正是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孟加拉国的农民走进了纺织厂，中国的农民流向了东南沿海地区，巴西的农民则涌向了圣保罗。 流向全球化人口都是甘冒风险的人，他们愿意离开熟悉的一切，去崭新而不同的环境中冒险。他们迁徙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人是合法移民，也有人无证过境。他们迁徙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就业，有的人是为了寻求庇护。他们当中既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也有非技术工人；有医生，也有家政人员；有银行家，也有泥瓦匠。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跨境移民，换言之，他们跨越了边境——他们是变革的推动者。与数以百万计的只在自己的家乡及周边迁移，从未远离自己熟悉的家园的流动人口不同，流向全球化人口希望拥有更多的机会（往往是命运的诱惑），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被迫跨越国境寻求庇护的难民不能被归为流向全球化人口。在苏联出兵阿富汗和随后的塔利班当权时期，数百万普什图人逃离了饱受战争摧残的阿富汗，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地区找到了避难所，等待着还乡的那一天。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大多数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样，在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后，200万伊拉克难民逃往了邻国叙利亚和约旦，他们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园。跨国难民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流向全球化人口则受到了潜在的机会和现实的需求的吸引。 地球在与时间赛跑。流向全球化人口则在挑战地方的力量，带着故乡给予他们的“资产和债务”，在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为生计和安全闯荡。他们的世界正在迅速走向城市化；“本土就意味着乡村，全球就意味着城市”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绝大多数新出生人口将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大都市，其数量将达到5,000万甚至更多，规模庞大的都市圈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根本转变。他们将是移民，是21世纪伟大的国际化者（internationalizer）。他们当中将有足够多的人得偿所愿，他们的本土价值观将得到接纳，他们的努力将得到回报。他们将致力于维持秩序和稳定，而秩序和稳定正是继续主宰世界的国际化人口的目标。在各种武器（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强势掌控是唯一的出路。 四分五裂的国家 因此，国际化人口与本土化人口之间的角力将决定我们这颗星球的未来。在从达沃斯到多哈的环球航行中，国际化人口（无论是来自政界、工业界、商界还是来自其他决策机构）都在为彼此谋求平等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可能有损本土化人口利益的行为，八国集团一类的组织会通过立法使其合法化，或为其提供其他支持，本土化人口微弱的声音则会被忽略。建立安保和设置移民壁垒的是国际化人口，而非本土化人口。出兵干涉他国事务的也是国际化人口，而非本土化人口。正是国际化人口把工厂从工资低的地区搬到了工资更低的地区，让工人们难逃血汗工厂的梦魇。正是国际化人口主宰了本土化人口和流向全球化人口的命运，他们往往心狠手辣。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如今规模发生了变化。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还不像今天这样紧密时，针对殖民国家和作为少数群体的统治者的国际监督也比今天少得多，“国际化人口—流向全球化人口—本土化人口”模式的运行还有着很大的自主性。20世纪50年代，我在南非生活时就见证过令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种族隔离（apartheid）是在南非盛行已久的一系列做法的正式称谓，但它直至此前不久（1948年）才被该国列为正式的国策。1948年年底，我们一家人从刚恢复独立不久的荷兰来到了这个国家，我很快就发现，某些地区施行的实际的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措施比其他地区的措施更为严格。尽管各地都存在歧视，但在当时的开普省（尤其是开普敦）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尤其是其主要城市德班），还是有些灰色地带。尽管歧视性规定理所当然地占了上风，但种族隔离的程度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内陆省份的情况比沿海省份更糟糕；农村和小城镇的情况比大城市更糟糕，相关规定未得到严格落实的情况在大城市也更多——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拥有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该事务所除了他全是白人。在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旧称“布尔人”）占多数的郊区和城镇，种族隔离早在成为国策之前就已经全面施行了。这类乡村和小镇的名字往往就象征着其文化遗产，比如克鲁格斯多普（Krugersdorp）和路易-特里哈特（Louis Trichardt）。出于不同原因，各地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程度不一，这种地区性的调节机制在一个缓慢走向融合的社会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Mandela, 1994）。 在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时代，南非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缩影：一小群白人建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框架；黑人工人在金矿、钻石矿、农场和公共项目中辛苦劳作；白人侵占了生产资料和大部分良田。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以及共谋者不仅包括阿非利卡人，也包括许多讲英语的南非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国际化人口”。他们在豪华会议室里主导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在联结了所有白人城市中心和高档郊区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并根据劳动力需求操控境内非洲人口的流动。 南非的“本土化人口”则是那些发现自己被欧洲白人划定的政治边界困住的非洲民族。其中有几个是名副其实的大部族，他们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的白人统治者，包括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祖鲁人、东开普省的科萨人（曼德拉的族人）、居住在南非高地的索托人以及内陆的茨瓦纳人。这些非洲民族都拥有历史悠久的故乡以及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矿山、农场和城市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离开故乡，涌向新经济地带，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留下。这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留守者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人口。对于与世隔绝的他们而言，现代化的南非是远在天边的另一个世界。 在阿非利卡人主导的政府将种族隔离制度强加给南非后不久，这种本土文化地理就成了该制度延伸的基础。根据一项名为分别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的宏大计划，南非黑人的家园在地图上被重新定义，在政治上被指定为国家实体，在实际中被称为“共和国”。它们还有一个名字——班图斯坦（Bantustan），这些班图斯坦拥有功能完善的首府、议会大厦、学校和地方工业。但当一切尘埃落定后，（人们发现）它们只占南非领土的不足15%。所谓的班图斯坦实为国内殖民地，从未实现自给自足。当然，南非所需的大部分劳动力都由它们提供。不过，它们是如何促成南非的国际化人口对本土化人口的统治的呢？每一名南非黑人都不得不登记注册，成为自己的祖辈所在的“共和国”的“公民”。这就意味着，每个外出生活和工作的南非黑人倘若恰好待在划定给白人的那80%的土地上，就会成为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成为注定迟早要“回家”的临时移民工人——即使他出生在约翰内斯堡等地，他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个遥远的“共和国”。依此类推，任何非洲黑人都不能指望在“白色”南非投票；祖鲁人只能是祖鲁“共和国”的选民，仅此而已。

序 言 / i 第一章 国际化人口、本土化人口和流向全球化人口 / 1 第二章 帝国时代的语言遗产 / 37 第三章 决定命运的宗教地理 / 63 第四章 高低不平的人类健康地形图 / 97 第五章 危险境地的地理 / 131 第六章 开放的地方和闭塞的地方 / 165 第七章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命运 / 191 第八章 权力与城市 / 223 第九章 次国家单位的机遇和危机 / 255 第十章 降低壁垒 / 287 参考文献 / 317 出版后记 / 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