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分野：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

1929年春天，马丁·海德格尔和恩斯特·卡西尔在瑞士达沃斯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话，这两位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交流了涉及哲学史上最紧迫的问题：人类的有限性是什么？客观性是什么？文化是什么？真理是什么？ 《欧陆分野：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采用历史叙事与哲学重构相结合的方法，避免将达沃斯争论简单寓言化或政治化，试图以中立的视角观察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交锋，揭示这场对话在20世纪欧陆思想史中的分水岭意义。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书不满足于简单的二元对立解读，而是着重探讨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点与分歧，深入分析他们的核心思想，同时考察争论前后的历史背景，将哲学思想的流动与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结合在一起分析。

作者|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和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欧洲现代社会理论，聚焦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黑格尔主义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相关主题。他的著作《罗森茨维格与海德格尔：在犹太教和德国哲学之间》（Rosenzweig and Heidegger: Between Judaism and German Philosophy）荣获四项国际大奖。 译者|郝苑 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译有《哲学如何塑造了我》《作为哲学家的尼采》《苏格拉底》等多部哲学作品。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 1929年春，马丁·海德格尔与恩斯特·卡西尔这两位哲学家在瑞士达沃斯镇公开对话。可以说，他们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们交流的话语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即便在今日，哲学家与欧陆思想史家仍然不得不全面评估那些话语的真正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达沃斯争论凸显了现代哲学史上一些最基本和最有争议的问题。本书重构了这次对话，以及其起源与后果。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争论一直是哲学记忆中的重要试金石。它在欧陆哲学史中经常带来分歧和讽寓。不同学科与意识形态阵营的学者，都试图将之视为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启蒙与反启蒙、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决裂的最后时刻，就好像20世纪最典型的思想斗争都在这起单一事件中成形。迈克尔·弗里德曼这位精湛的康德学者，利用这次争论，有力阐明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所谓的“分道而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则以这起事件为核心，试图根据所谓的“政治存在论”来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不过这一尝试多少有些靠不住。德国思想史家汉斯·布鲁门贝格甚至更为大胆，他曾表示，应当将这起事件解读为对路德与茨温利之间神学争论的世俗报复。从最表面上看，这些解释没有任何错误，大概来说它们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即使在当时，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会面的传闻也承载着大量象征意义：新闻报道与学术期刊从代际角度将这场争论称为“新旧思想”间的代表性交锋。海德格尔的学生奥托· 弗里德里希· 博尔诺后来回忆说：“人们有一种崇高的感受，觉得自己亲历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就像歌德在《随军征法记》中说的那样：‘此时此刻，世界史的新纪元开启了’——就这次的情况而言，开启新纪元的则是哲学史。”当时在德国生活的伊曼努尔· 列维纳斯还是埃德蒙德· 胡塞尔的学生，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他回顾道，他从卡西尔缺乏创见的表现中感受到了“某种人道主义的终结”。“年轻的学生，”他补充说，“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见证了世界的创造和末日。”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争经常作为欧陆观念史上的关键时刻而被铭记。究竟为何如此，值得仔细考察。这场辩论的概念内容继续引起哲学的兴趣，而且理当如此。但它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场辩论如此突出，一直作为参照点，牵动着有关欧洲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场辩论。要得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必须解决如下问题：哲学概念与历史意义是如何近乎根深蒂固地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在研究达沃斯争论时，我试图提供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视角。首先，我从哲学上重构了观念史上的这场关键辩论；其次，我探索了一种更加宽泛、更加费解的现象——哲学记忆，它是一种复杂的过程，由多种因素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向自己讲述曾经的往事，以求理解哲学自身。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既是历史重构，也是哲学分析。 在当前的导论中，本书的开篇从总体上描绘卡西尔与海德格尔。随后的第一章大致描述了1920年代的哲学趋势，第二章详细讨论了达沃斯高校课程的各种缘由与事件。对这类叙事没有耐心的读者不妨立即翻到第三章，我在那里讨论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独立讲座，并在第四章从哲学层面为辩论本身作了注解。为了进一步分析，第五章考察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辩论之前那些年的对话。第六章探究了辩论之后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最后，第七章详述了这场辩论如何在多个层面令欧陆哲学记忆念念不忘。简而言之，本书的总体论点是，达沃斯争论阐明了哲学观念的“分化”（ramify）方式，即它们是如何获得各种文化和政治意义的。以下是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 概念如何分化 欧陆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自身历史条件的敏锐意识。康德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黑格尔认为他自己的哲学简直就是思想所理解的当下世界。尼采的立场更具对抗性，宣称他的洞见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时代：那位疯子在《快乐的科学》中宣布“上帝已死”，但他很快就陷入绝望，意识到他的宣告来得太早。哲学被理解为一起事件，其意义随时间展开，这种做法一直是欧陆模式的决定性特征。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意识首先划定了欧陆哲学的分野，使它成为与“分析”哲学并行又分离的独特传统。这种历史意识的现象既不那么正式，又比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更为宽泛。但这种意识实际上如何影响哲学论证呢？哲学又如何确立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呢？ 当哲学家开始设想自身的论点与其所居住的世界间的多重关联时，会发生什么？探索这一问题是本书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个过程并无不寻常之处。要我说，这是解释和概念阐述的常见策略，借此，哲学引发了从概念到文化的运动，以此主张自身具有更大且看起来更为精深的意义。要观察这种策略，就得理解观念的历史铭文。然而，要理解这一运动，却并非要去否认概念本身的内在生命，或用关于观念的还原式的社会学来替代哲学。哲学概念本就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当这些概念的意义涉足这个广阔世界时，理解这一运动需要追随这些哲学概念本身。需要理解概念如何分化。当然，任何给定概念的分化都是多样的，而且永远存在变化的可能。哲学论证通过关系与联想获得额外意义，关系与联想既是论证的结果，也是想象的结果，在追踪它们的发展时，人们追踪的并非必然的蕴含关系，而是解释的各种策略，通过这些策略，便可理解给定观念的发展、转化与修正的潜在可能。然而矛盾的是，一个概念在被构想的那个时刻就立即开始分化；纯粹的思考每一刻都会马上延伸出新的意义。因此，概念的分化并非某种“外在”之物。它就是概念本身，它根据概念的某一历史可能性孕育而生。 现在我得承认，在战间期的欧陆哲学中，哲学家异常关注其观念的历史铭文，这无疑是由于许多人将其时代理解为历史转型或历史危机的时代。事实上，在战间期，德国的智识处境看起来几乎就在要求哲学家表明观念意义的立场，要求他们解释哲学主张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尽管方式不同，但海德格尔与卡西尔都把自己当作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工作既出自现代性状况的危机，又是对这种危机的回应。二者都力图解释这种危机，诊断它的问题，并为历史性存在展望一种与众不同且更加有益的存在方式。但由于他们都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刻，要恰当理解他们的分歧，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分析的层面上。他们的分歧是不可化约的哲学问题，但这种分歧也关乎哲学作为人类活动的根本意义。他们最终陷入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哲学讨论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人是什么？ 人性的两种形象 为了解释我眼中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基本分歧，我想引入“人性的规范形象”这个概念。本书将自始至终求助于这个概念，以便汇集争端中的各种更为局部性的观点，并强调争端中最重要与最明确的对立。但首先，应当为这个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 规范形象，我在这里想要的，是一种直观概念，它为哲学论证提供初始的方向感。一则与该观念相关的阐述，可以在康德1785年论文《何谓“在思考中定向”？》中找到，康德提出，就像存在着一种最初用来为个体身躯在空间中指明方向的基本方向感（诸如上下左右这样的日常措辞暗示了此类方向）那样，也存在着一种位于哲学反思根源的心智方向。这种定向是形成概念的先决条件，尽管它本身并不以概念为形式。这样一来，康德的主张就是，这种初始的定向由理性来给定。根据康德的观点，正是人类的理性本身，为我们的思想赋予了最初的方向感。然而，根据我自己的定义，我得提出一种更宽泛的概念：这种定向或许是理性的，但并不必然是理性的。人性的规范形象更多地以直观的形象出现，它是一种先天的确信，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我将之称为一种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论证往往以某种基本图像为基础，这种图像是理性的，但同样也是感性和隐喻性的。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到了一种能够俘获哲学的心灵“图像”，它阻碍了我们恰当地理解心灵实际运作的方式。这个观点既过于狭隘，又过于大胆，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被困在关于我们自身的虚假形象之中，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摆脱这些形象，以便获取直达事物真实样貌的视野。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性的规范形象可能只是思考我们自身的一个条件。但我应当告诫人们避免一种可能的误解：我不会断言这种形象只不过是一种感性的手段。我的观点实则是，这种位于概念论证核心的定向看起来如此之强，以至于很难将其吸引力解释成纯粹概念性的。这种最初为思考定向的形象，通常看起来先行于思考；它们向我们显明自身时最初并不通过概念层面，而是通过前概念层面——我们不妨如此称呼——这种原始层面包括隐喻与情感在内，不过并不局限于这些。 本书的一条主导性假设是，哲学论证由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形象所激发。但它并非仅仅是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形象。这种形象还起着一个额外且确实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激发与引导我们形成一种关于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形象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现在，我并不是说我们将规范性仅仅视为我们希望实现的图像。我的观点仅仅是，无论其真实来源为何，规范性都是某种牢牢把握住我们的东西，而这部分要归功于我们在解释其影响时所运用的隐喻和例证。但显然这并非某种严格的决定论。知识分子会改变想法，也会改变他们的隐喻，将它们从一种形象带入另一种形象。事实证明，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是工具，我们通过它们来分化直观，有时则说服我们自己完全更改这些直观（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频繁）。

序　言 导　论 第一章　危机中的哲学 第二章　搭建舞台 第三章　独立讲座 第四章　达沃斯的交锋 第五章　达沃斯之前：神话、科学、现代性 第六章　达沃斯之后：启蒙、政治、宗教 第七章　哲学与记忆 结　论 经常引用文本的缩写 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