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象征秩序

在《母亲的象征秩序》中，意大利哲学家路易莎·穆拉罗回顾了自己曾经遭遇的“哲学陷阱”，她发现作为一名女性，自己“并不处在任何位置上”，而且“哲学也让我对抗我的母亲”。她意识到，所有的人，无论男女，从很早的阶段开始，就被教育去寻找母亲的替代品：父权制、语言、律法、秩序和道德等等 。 区别于以往的语言学或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穆拉罗认为母亲是孩子获得存在、习得语言的第一来源，也是所有文化和政治的真正根基。而父权制和将一切货币化、符号化的市场制度抹去了我们与母亲在语言、身体、象征等层面的继承关系，窃取了母亲的成果，并让母亲丧失权威。在此种象征秩序下，女性经验被剥夺了自我言说的可能性，而女性对母亲的依恋，被视为是一种病态的“固着”。 穆拉罗揭露了哲学、语言学层面的这种颠倒，并且呼吁要摆脱女性在象征领域的无力和被剥削的状态，我们要学会与母亲协商，掌握赋予自己、赋予母亲意义的能力。最终，穆拉罗将“爱母亲”上升到一种哲学的概念，鼓励我们在承认母性谱系的前提下，创造一种真正有力量的语言和象征秩序。

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1940— ），意大利女性主义思想家，曾担任意大利维罗纳大学哲学教授。1970年代意大利女性运动的思想先驱之一，1975年参与创立米兰女性书店（Libreria delle donne di Milano），1983 年参与创立女性哲学团体迪奥蒂玛（Diòtima），主要作品有《游戏的女王》《古列尔玛和迈弗里达》《女性的上帝》等，《母亲的象征秩序》（1991）是其代表作。

或许，我对哲学的热爱从一开始就并不纯粹。或许从一开始，我就被一种无意识的东西所推动，想要削弱母亲的权威，抹去她的成果。我对哲学的爱好将证实这一点：我转向了哲学家和哲学概念，而它们又与所有属于生命起源的东西处于明显敌对状态，至少哲学采用的语言是这样。想想柏拉图，他坚持反对在“生育的王国”（regno di generazione）寻找真理和实在。 然而我很确信，自己并不是出于对母亲的排斥而转向哲学的，虽然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这两样东西缠绕在一起。我的确信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选择专业时，我是得到母亲的许可之后，才第一次走进哲学的大门；第二个原因是，我在陷阱中寻找到了出口，哲学立刻有了新意义，对我的新研究方向很有益。 但我并不是通过哲学，而是通过女性政治找到的新出口。我从中确切地认识到，一个女人要获得自由的生活，在象征层面需要母性力量，就像一个人的出生需要母亲一样。一个女人通过爱和感恩，完全可以从母亲身上获取这份力量。可是在女性政治出现之前，一边是母亲的力量，另一边是我的需求，我一直缺乏通往爱和感恩的通道。没有这个通道，我会一直觉得自己对象征独立的渴望与生命的缔造者所属的那个无序、任意的世界背道而驰。 我之前所说的恶性循环，就停留在母亲扭曲的形象上。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和表现，就好像那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女人，是我象征独立的敌人，就好像这种独立必然会带来我与母亲、她的结局的分离。这种思考方式很普遍，很多女性都这么想，但称之为思考并不准确，它更像是暗含的东西：一种内部框架，一种感受和行为的大概方式。涉及女性时，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驳倒这种思想：就好像女人排斥她的母亲、觉得自己受到母亲的厌弃是很自然的事。而事实上，这是象征严重失序的表现。现在我想知道，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了这种失序？毫无疑问，哲学史及其所属的文化都暴露出对母性权威和作品的敌意。柏拉图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塑造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forma mentis），包含了第二次诞生的比喻。这个比喻没留给读者任何凭直觉判断的空间，而是通过明确的勾勒表明这是一种正确、真实的政治概念，要把其他象征秩序排除在外——柏拉图将被排斥的这种象征秩序称为为生育王国，认为其本质是非正义、具有欺骗性的。 这种操作在后世重复了无数次，方法也足够简单，几乎让人把它和最常见的隐喻相混淆。它的方式包括：把母亲的工作和力量转移到文化生产中去（比如科学、法律、宗教，等等），剥夺她的属性，使她变得黯淡，没有形状。在文字中，处于主体的人（专家、立法者、传教者，等等）必须凌驾于她之上，从而控制她。正如胡塞尔所言：“悬置（epoché）给哲学家展示出一种体验，一种新的思想和理论化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哲学家处于自然世界之上，也在他的自然存在之上，他的存在、客观真（6）理、精神成果不会有任何缺失……”（黑体为胡塞尔强调部分）也许正如露西·伊利格瑞所说，弗洛伊德分析索福克里斯的《俄狄浦斯》时提出的弑父在我们的文化源头并不存在，却存在弑母，那是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所隐含的内容。露西·伊利格瑞这样写道，男性群体将其性别作为统治母亲力量的工具。 哲学语言确认了这一点。父权制和哲学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谋。当我为了实现象征独立而转向哲学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如今我看到，哲学家所说的生育王国和自然世界，——不管它是好的或者坏的，有序的或者混乱的自然，这并不重要，而创建另一种不会剥夺母亲特质的象征界很重要。我还认为，哲学家的宇宙论也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甚至比所谓的政治论述还要强。 但还是有一种风险，就是我为了对抗母亲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在哲学上犯同样的错误：为了把自己从匮乏和极端中解脱出来，把一切归咎于她。因为她无法成为的样子，谴责她的匮乏，又因她原本的样子指责她的过度。还有一种风险：这种想法会不断重复下去，让我永远无法达到象征的独立，周而复始，陷入一个死循环，因为我缺少一个符合逻辑的开端。我投身哲学，就是为了摆脱事物盲目的专制（以及，依据我的错误观念，想要摆脱母亲），但事实上，哲学只能让我停留在自己的错误里，让我的思想更加混乱。但这个结果能归咎于哲学吗？这只能归咎于对哲学的错误使用。我在前面也承认了，我对哲学的热爱或许一开始并不纯粹，或许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母亲的权威，抹去她的成果。 许多哲学家都考虑过哲学被误用的可能。柏拉图不赞成年纪尚小的孩子或是品性不良的人学习辩证法，“他们会将辩证法变成游戏，一种娱乐，不停否定别人”。模仿真正的哲学家，最后就会“觉得他们之前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Repubblica 539b-c）。这不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吗？在这之前一段，柏拉图明确指出，女性不应该被排除于政治之外，因此也不应该被排除于哲学学习之外，这对于城邦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Repubblica 540c-d）。而后像是说给男性的，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是指那些有天赋的女性”。一个没什么天赋的女性会选择投身哲学，而她学习的目的也和真正的哲学家不同，比如她的目的是和母亲抗争，取后者而代之。这也就解释了她为什么无法从哲学中得出任何成果，无法符合逻辑地去生活、思考。 如果我去看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我几乎会认为，问题在于哲学被不适合搞哲学的人（女人，我）误用了。他们写得特别好，沉浸在怀疑的深海里（笛卡尔的形象），完全不会被淹没，并在短短几页之后重新又浮出水面，精神焕发（这是笛卡尔的情况，其他人可能时间更长一些）。他们规划并进行广泛、激进的解构，没有什么可以幸免，语言则成了他们最强有力的助力。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按照安全标准对事实进行选择和排除。他们远离当下的现实，却又不与之失去联系，就像他们远离传统，却又不放弃传统对他们的滋养（在这一点上，我想到的是基督教哲学家和希腊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在所有这些事里，他们展示出自己一点都没有受到母性力量的影响，没有发生任何扭曲变形。关于这一点，我要批评这些哲学家，他们在模仿、盘剥了母亲的力量之后，却保持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