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我们短暂生命的限制一直是人类最深刻、最发自肺腑的渴望之一,无论这听起来显得多么傲慢。顺便说一下,查看动词“desire”[渴望]的原初拉丁词根,由“de”和“sidus”组成,“de”表示“缺乏某物”,而“sidus”则是“星星”。渴望的字面意思是“缺失星星”,感到需要它们。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超人类主义者想要满足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渴望,伸手摘星,而且是在字面意义上。抵达星辰,居于其间,变得像神一样,当然还有长生不老,永远无须邂逅死神。
在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先驱中,我们可以提到形形色色的人,如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士,他们痴迷于对点金石和与之相关的长生不老药的研究,据他们说,这些东西能够予人永恒的青春;还有中国的道家,以及他们所有的冥想、医药和健身练习;甚至还有古埃及人,他们推动对法老的身体进行木乃伊化处理,姑且算是是当代低温保存术的先驱。 我们可以持续数小时地讲下去,但是这样将迷失在历史的曲巷中。作为替代方案,我决定从哲学史中选择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在超人类主义者眼中对他们自身的文化运动是“基础性的”。那么,超人类主义者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家谱呢?如果我们询问牛津大学的学者尼克·博斯特拉姆,当代最负盛名的超人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会告诉我们,其起点可以在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86年的演讲稿“论人的尊严”(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找到,作者在演讲中声明人“既不是天上也不是地上的造物,既非必朽的也非永生的”,作为自身存在的自由而自豪的塑造者,人应当“再次上升至拥有神圣生命的更高阶。”
在超人类主义的万神殿中,博斯特罗姆还把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列入其中,这是因为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这位英国哲学家不仅提出了基于经验数据的科学方法,还提出科学应该用于征服自然,改善人类的生活,其最终目标是“使一切皆为可能。”文艺复兴的理念、科学和理性主义将构成超人类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
在这一运动的精神祖先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孔多塞侯爵(Marquis of Condorcet),他曾经思索通过改进人类种族来延长生命的可能性,尽管只是期限不定的,而不是无限的延长;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梦想过和一些朋友被保存在一桶马德拉酒中,以便看到他所建立的国家的未来。
最后但依然重要的是,让我们来提一提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根据超人类主义者乔治·德沃斯基(George Dvorsky)的说法,狄德罗认为“人类或许最终能够将自己重新设计成各种类型,其未来和最终的有机结构是难以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