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1931—1937)

本书聚焦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 沟桥事变这段历史。这六年间，中国国内由动荡纷 争到团结御侮，日本由侵占中国东三省走向全面侵 华，美、英、苏等西方大国的对华对日政策不断调 整。作者对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线索、历史事件 与人物做了分镜式描述，从一个更加全面、更为系 统的视角，展现了那场恢弘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到底 是如何打响的。

王旸，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主要作品有《新时期党的干部制度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优选与严管：解读中国干部制度》（外文出版社2011年中英文版）、《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党代会代表：从一大到十九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

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在确立分离华北的方针后，关东军具体策划了分离华北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要求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华北，使华北政权陷入真空状态；第二步，选择傀儡，实行由日本军人操纵的自治；第三步，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指导地位。1935年“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出笼，使日军分离华北三步骤的第一步宣告完成，下一步是寻找傀儡，实行华北五省在日军操纵下的“自治”。为达到这一目的，日军在华北炮制了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制造了大大小小的“自治”事件，并在1935年12月使“自治运动”达到顶峰，迫使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置了半独立于中央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此政权的出现，预示着华北政局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矛盾冲突中。 （一）宋哲元崛起华北 宋哲元（1885—1940），山东省乐陵人，从1913年起一直在冯玉祥部队任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溃败，余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为军长，防地为晋南解县、运城、离石、翼城、曲垣及侯马等地。1932年8月，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抗战，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和在喜峰口、罗文峪用大刀与敌血战而名扬天下，后回任察省主席。在察省坚持保卫国土，对日、伪军的侵袭活动进行了坚决抗击。 1935年1月，日军以第29军驻守热察边界的部队有碍行政为由，向第29军发动攻击，相继制造两次察东事件，引发热察边界的军事冲突。当第29军奋起还击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后，日军于6月5日又一次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再次和赵登禹的第132师发生冲突，并借此向华北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将矛头指向对日态度强硬的宋哲元。6月19日，在日军威逼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一职，令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为代理省主席，负责处理善后。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根据“秦土协定”的规定，第29军撤出长城以北地区，由察省另组地方保安队维持该地区内张北六县的境内治安。第29军被迫撤出长城以北。 宋哲元被免职，事前他毫无所闻，接到命令之后他非常气愤，由此对南京政府产生了极大不满。免职次日他便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居住。蒋介石为安抚他，电邀他去四川晤谈。宋称病，拒绝前去。在宋哲元被免职的前后，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何梅协定”已导致华北政治局面“真空化”，打破了国民政府希图把日本势力控制在长城以北的幻想。《塘沽协定》后暂时的平静状态不复存在，日本一跃而成为华北政治的支配力量。随着国民党机构和中央军、东北军退出华北，华北急需一支足以同日军抗衡的势力来填补这一真空。此时，日军正欲利用河北“真空化”这一有利局面，物色傀儡，策动华北“自治”，建立一个亲日的汉奸政权。日本人首先把目光盯在了那些极易被拉拢、诱惑的汉奸身上，妄图通过他们举行 武装暴乱，借机夺取平、津大权。 1935年6月27日，北平发生了“白坚武叛乱”事件。在察哈尔省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宋哲元，不失时机地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备空虚为名，迅速调第29军进驻北平、天津。 第29军的这一举动，打破了“何梅协定”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引起了日、蒋的不同反应。首先，引起了南京中央的不安。蒋介石虽然在宋哲元被撤职后对宋进行了安抚，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将宋安置在平津。早在汉奸白坚武策动北平叛乱之前的6月24日，蒋、汪已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袁良为北平市长，程克为天津市长，并做出了以商震的第32军和万福麟的第53军留守平、津和河北的安排。蒋的意图是想以晋军商震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这两支地方势力，来填补因中央军撤退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因此，南京中央对宋哲元部队进入平津并无思想准备，不清楚其意图是什么，不能不对此倍加关注。而此时，日本却对第29军进入平津采取了静观的态度。日本通过对第二次张北事件前后事态变化的分析，已经得出宋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的结论。土肥原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局分析认为，宋哲元系具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积有宿怨，在经过察东、张北事变后，宋哲元对蒋介石积怨更深。在其丧失立足之地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发展，可能与日方合作。宋哲元“不会忠于国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乘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1］而此时，白坚武暴动失败，说明收买汉奸流氓和浪人武装暴动不能成事，日本人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游说华北地方实力派，以找到一些有实力的代理人作为傀儡。因而，日军希望利用宋哲元的这一特性，使其充当日军的傀儡。 土肥原策动华北地方实力派“自治”的计划是：“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韩、商（指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冀东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因此，还在宋哲元被免职前，他们即说服日本军部正式下令，不再坚持要宋部撤退到黄河以南的方针，并明确表示，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早日解决华北问题和将来可利用宋哲元”。因而日本人对宋进驻平津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平静态度，坐观局势的发展。 宋哲元的谋士萧振瀛从日本人的平静中敏锐地意识到其心态，因而，他建议宋哲元主动与日接触，抓住时机做出与日方缓和的表示。 要让宋哲元这样有过光荣的抗日经历和显赫声誉的将领做出与日接触、亲近的决定显然是十分为难和痛苦的，他曾表示：“对日本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能谅解，而且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但是形势逼人，宋哲元在狭隘的地方派别利益的支配下，为了争取在华北立足，不得不强己所难地表态，同意和日本人打交道。此中的苦衷，正如他所说：“当前形势危急，日寇已侵入华北，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我们应当挺身而出。不过，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 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宋哲元留驻华北，固然是在华北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慨然“挺身而出”的举动，其中也不乏“为国家计，为地方计”的忧时爱国动机。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这种不惜让日 方染指“小利”而自甘“逆来顺受”的做法，自以为可以为第29 军的生存发展及将来的抗日做准备，殊不知却由此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艰难之路。 正是在这种复杂思想的支配下，宋哲元一面默许萧振瀛与日方来往，表达“前次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捐弃前嫌，化敌为友”的意思；一面开始亲自与一些亲日政客来往，希望借此疏通与日方的关系。宋哲元的姿态使日军认为他有过反蒋历史，只要他在华北诸将领中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压力的立场，只要对他威胁利诱，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萧振瀛代宋表示与日谅解，正中华北日军下怀。他们遂乘机利诱宋哲元“与帝国合作”，并说服坚决反对第29军进驻北平的关东军。 蒋介石见宋哲元留守华北，日本方面非但不胁迫，借机生事，反而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使他下决心将宋部留在华北。在蒋介石看来，日军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使地方脱离中央，肢解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地方只能用“安抚”的办法，而不能采用“强制”的办法。他认为宋哲元虽与自己有隙，但一贯主张抗日的宋不会甘心受日本驱使，只要对他善加任用，第29军便可以成为在华北与日军抗衡的重要力量。为此，1935年7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向宋哲元及其部下高级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同月，蒋介石在南京专门召见宋哲元的代表秦德纯，对他当面交代：“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的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务必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的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 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遂将第29军军部迁至北平，将第37师总部和第38师总部分调至平、津、河北的军事要地。9月21日，宋哲元正式宣誓就职。至此，宋迈出了跻身华北的第一步。 （二）利用日、蒋矛盾谋取利益 刚刚获得进驻平津“许可证”的宋哲元发现，自己一下子就掉进了尖锐复杂的矛盾漩涡，置身于日、蒋的夹缝之中。日军自9月中旬开始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无论是由多田骏发起的上层的游说活动，还是由日本特务在下层操纵汉奸、土匪的暴动，都遭到惨败。10月20日，由日本收买的香河县劣绅武宜亭所策划的“香河事件”曾经喧嚣一时，以致引来“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人民急救会”等伪组织纷纷出笼，鼓噪响应，但这一闹剧也很快被商震派兵平息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华北联省自治的计划，改而做出以宋哲元为重点策动对象的决策，并把老谋深算的土肥原派来华北助阵。土肥原力主多田骏暂停“联省自治”这种普遍开花的方案，改而采取“中央突破”的策略，集中力量策 动宋哲元促成冀察平津的“自治”，然后以平津在华北的地位和宋哲元对同是西北军出身的韩复榘的影响带动山东、山西、绥远加入“自治”。 10月底，土肥原将新拟出的方案呈报给日本关东军。此后，一系列针对宋哲元的行动便在土肥原主持下出台。先是借清除“自治运动”障碍和“反日分子”名义，试探宋哲元是否与日本当局合作，后以“支持宋哲元为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诱使宋哲元率先搞自治。虽然这两件事都被宋哲元巧妙地应付了过去，但在日方威逼利诱下，宋哲元竟生出一个危险想法，那就是借日方进行“华北自治”活动的压力向蒋介石讨取权力，独揽冀察、平津大权。于是，10月29日，宋哲元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表示拟在不脱离中央的原则下自治的倾向。蒋介石回电告宋哲元不要在华北“自生异动”，希望宋“益加忍耐，幸勿为威胁所动”。同时，为笼络宋哲元，11月8日，国民政府又任命秦德纯接替袁良任北平市长，任命萧振瀛为察省主席。宋哲元看到自己这一招果然奏效，于是，为谋取更大权益，他继续采取一方面敷衍日本人，一方面借日本人的压力迫蒋放权的策略。 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这是一项旨在靠拢英美，抵制日本的金融政策。它规定全国各地银行应将所存现款悉数运往上海中央银行，以换取法币。这一改革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震动，认为币制改革的成功必将增加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利于中国统一，而不利于日本侵略中国阴谋的实现。日本断然表示反对。 11月9日，天津日本驻屯军经由武官高桥坦出面，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要求禁止现银南运。高桥坦还威胁宋哲元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贵方不自动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11月12日，关东军开始大规模向山海关移动集结，并确信这是“断然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在武力支持下，土肥原更加活跃，决心全力以赴进行所谓“以最小的牺牲谋取最大效果的工作”。他商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的同意，向宋哲元提出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方案确定，新出笼的政权名称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领域包括晋、冀、鲁、察、绥华北五省 和平津二市，这个政权的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贤二。方案还规定这个政权在政治上“与日满结一单位”；金融上“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融发生联系”；信仰上“代以东洋主义”；外交上“亲日防共”；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完全置华北于日本控制下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方案。土肥原极力鼓吹宋哲元接受这一方案，充当实施这一方案的傀儡，并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将以武力夺取河北、山东。 在日本胁迫宋哲元宣布“自治”的紧急时刻，蒋介石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保定会晤商震、宋哲元，传达他的意见，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举行特别军事演习，并让其中一部分沿津浦路向北佯动，以向日本表示他不能接受“华北自治”的要求。对日本要求白银不能南运，宋哲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对“自治”问题，他却左右为难。日本要“自治”，蒋介石坚持反对“自治”，他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他既不敢公开得罪日本，也不敢和南京弄翻，不论和哪一方关系破裂，刚刚到手的地盘、权力都有失去的可能，甚至会发生战争。第29军不怕和日军作战，但出于对南京中央的不信任，他怕南京借日军之手消灭他们。蒋介石也明白宋哲元这一心态，为使宋“坚定应付”日方，他曾电告宋哲元：“万一彼方因此不满，对兄等为局部之压迫，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宣布自治意味着和南京决裂，而必为国人所不容，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则更为可怕。宋哲元是绝不会做汉奸的。左思右想，他还是决定给南京施加压力，迫蒋放权。同时，迷惑日方，减轻压力。这样，11月13日，即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宋哲元致电大会，要求“结束训政”，“将政权奉还于国民”，“实施宪 政”。这个电报与其说是给南京看的，不如说是给日本看的，作为一种姿态给日本一种错觉，他要和南京分道扬镳了。而日本也的确是这样理解的，认为这是宋哲元走向“自治政权”的起点。日本操纵的一些所谓自治团体纷纷响应，多田骏还特意跑到济南促韩复榘响应。11月19日，宋哲元再次致电蒋介石，继续给南京政府施压，“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第一步亲善表示”。 蒋介石看了宋哲元的电报很是恼火，立即复电，让宋停止与土肥原的谈判，并警告宋不要中了日本人的“诱陷之毒计”。宋借此即令萧振瀛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自己则 避开土肥原，去往天津。 宋哲元虽躲过20日宣布“自治”这一关，但日方并没减轻对他的压迫。土肥原又追到天津，仍对宋百般要挟，逼宋宣布自治，宋则严词拒绝。因为对宋的工作很不顺手，土肥原决定全力扶植殷汝耕单独成立一个反南京的新政权，企图以此压宋屈服。 11月24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出笼。为配合和支持殷汝耕的行动，24日这天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唆使流氓、汉奸500余人以“民众自卫团”名义强占市宣传所，散发传单，又向市政府和津沽保安司令部请愿，要求宣布自治，交出政权，沿途狂呼“实行自治”等口号。 时在天津的宋哲元，24日晚得知殷汝耕异动的消息后，即于当夜10时许电告国民政府。25日，宋一面布置戒严，一面请津市长程克走访日方，请其设法制止。当天下午5时，宋回北平，表示“一切均听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宋哲元要让国民政府看看，他有能力制止“暴乱”。26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行政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明令通缉殷汝耕。日方对国民政府这一措置极为不满，日军事当局于同日训令关东军及各地武官，指示继续推行自治运动之方法与要领。土肥原遂再度限宋于30日以前宣布自治。2日，天津日军首次展开军事威胁与干预行动，原驻榆关之日军陆续入关，并扩建东局子机场，阻拦天津站27次车及75次车南开。28日，丰台车站为日军占领，平汉路列车被扣。 处于此境下的宋哲元，既不愿在日军威逼下宣布自治，又不能公开与日方弄僵，所以他坚辞不就冀察绥靖主任一职，并从自身利益考虑，对何应钦的北上采取了明迎暗拒的态度。何应钦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行政长官后，即同陈仪、熊式辉等拟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准备与日方商谈。可是当熊式辉将此六项办法去征询日领事谅解时，竟遭须磨拒绝。另东京陆、海、外三省亦通知其在华北人员，不与何氏相见。 日本不合作，宋哲元也没给何应钦面子。12月3日何应钦到北平，当晚宋偕部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见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宋表示：“华北时局于无办法之中已有一些办法，何部长北来后，个人责任可减轻……相信亡中国者中国人，救中国者亦中国人，将来如何部长能常驻北平负责处理一切，本人甚愿在何部长领导之下努力一切。”宋的谈话闪烁其词，他分明是要看看何此来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在何、宋商谈当天，日武官高桥坦派人对何表示“在私交方面，他对何氏表示欢迎，在公事方面，如果何留驻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 5日晨，宋哲元突然宣布赴西山“休息”，此举表明何、宋商谈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虽迄今未公开，但不难看出，分歧主要在对宋哲元的安排和谁主政河北的问题。何应钦坚持他从南京带来的方案，即何本人为行政院驻平行政长官，他的权力所及是华北五省二市，何无疑是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太上皇”，表现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而宋的绥靖主任仅是军事性质不说，其权限所及也仅是冀察，且冀省主席又是商震，商震还兼着津沽保安司令，津市长是程克。这样等于宋治平察，商理津冀，宋、商平分秋色，相互制约，何则统筹一切。宋哲元对这种安排十分不满，所以借日本之力给国民政府加压，他要得到更大的权力与地盘。 日、宋同时给何应钦加压，使何自感无力应付华北局势，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他只得急电国民党中央，报告华北局势。12月6日，蒋电何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冀察事全交明轩兄妥慎处理”。宋哲元和蒋介石、何应钦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终于达成协议，在征得日方同意后，12月1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代替程克任天津市长。加上一个月前就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这样，在日、蒋夹缝中求生存的宋哲元，在经过40多天的艰难历程后，终于统揽了冀察平津的军政大权，崛起于华北，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实力人物。 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万木萧瑟的凛冽寒风中成立，无情的寒风与冷清的场面似乎预示着冀察政权今后的道路着实并不平坦。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设在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地方政权组织，它的成立，是日、蒋相互妥协，又共同对宋妥协的结果。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它既不同于南京政府所管辖的其他地方政权组织，又不同于日本所扶持的殷洪耕的冀东伪政权。它是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肩负着与日折冲周旋的有相当程度自主权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其走向取决于该政权的核心人物对日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1931—1937）》第150—164页

序论 第一章 突变与耻辱 一、日军开启侵华之旅 二、“不抵抗”之下的退却与耻辱 三、日军进侵华北与华北政局的更迭 四、美英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政策 五、国民政府在日军进侵下的应对 第二章 妥协与抗争 一、抗日救亡与局部抗战 二、日军侵吞华北方针的确立与华北危局 三、英美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 四、国民政府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 五、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第三章 苦撑与蓄力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继续深化 二、宋哲元集团在日军侵压下的妥协与抗争 三、中日就华北问题的交涉 四、两广事件与宁粤纷争的结束 五、增强国力之举 第四章 希望与转折 一、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 三、地方实力派与国内的团结统一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五、西安事变与一致对外 六、冀察政权“中央化” 第五章 侵略与抵抗 一、大战前夕美英苏的对华政策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准备 三、日本确立新的侵华方针：“对华一击论” 四、宋哲元集团与卢沟桥抗战 五、“最后关头”与全民抗战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