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克·詹金斯（Mark P. Jenkins，1958—2017）
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詹金斯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德国马克期权交易所做过几年交易员，后获得西北大学学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普吉特海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分校教授哲学。
译者简介
吴芸菲
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译有《思想家：BBC哲学对谈录I》《威廉斯论评集：1959—2002》（合译）等。
精彩导读
第一章 导论 反对短视者
据威廉斯的老朋友且同为哲学家的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说，“伯纳德·威廉斯曾经提过一个难对付的问题，如果你不是不一般地擅长做哲学，那你做哲学的意义何在？”（Nagel 1995a:10）这似乎是说，虽然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卓越思想家需有佐证他们思想的随从，哲学领域最耀眼的名家却无需太多人——甚至无需任何人——来映现他们的荣耀：小工就不用来凑热闹了。内格尔继续说道，“如果你不是不一般地擅长，那么你在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要么没有新意（因此是不必要的），要么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因此是无用的）。更有可能，这些工作既没有新意又是错误的。”（同上）依照这一标准，威廉斯显然算得上不一般（就这点而言，内格尔也一样），本书通过详细呈现威廉斯对当代哲学的重大原创贡献及其支持性论证来记录他的不一般之处。
尼采则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他问“短视”的读者：“你们是因为我以片段的形式把它交给你们（而且必须这样交给你们），就觉得我的工作也一定是散碎的吗？”（Nietzsche 1986:243）威廉斯大可以就他自己的作品提出同样的问题，当然，他也会给出同样断然的否定回答，即使他不明言这一回答。实际上，威廉斯确实建议把这段话作为他毕生工作的恰切题词（私人谈话：1996年11月13日）。不过，至少在一开始，读者认为威廉斯对当代哲学的贡献过于散碎的想法或许可以得到谅解，因为这些贡献确实涉及哲学的各种领域、时段和问题，最显著的是在伦理学方面，在这里他以各种声音——怀疑的、批评的、建设性的、时而积极时而悲观的——对其中的一大批议题——形而上学的、政治的、认识论的、实践的、心理的、历史的——提出很多看法，而事实证明这些看法都极具影响力。然而，这些贡献的数量和范围都不应该妨碍读者——不管是短视的还是不短视的读者——发现和领会三个相交叠的信念，这些信念证明了作为哲学家的威廉斯的重要性，证明了他的不一般，而这些信念正可以针对那种说他的片段文章必定散碎的指控进行抗辩。而且幸运的是，这三个信念都与他几乎不断挥洒的惊人天赋联系在一起。
威廉斯的第一个主导信念是他坚持认为，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其价值、合理性和准确性取决于其所纳入的心理学。在这一坚持中，他擎着一个火炬，一个众所周知是由G. E. M. 安斯康姆在《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中的主张所点燃的火炬，“眼下，在我们拥有适当的心理学哲学之前，做道德哲学是无益的，而前者显然是我们缺乏的”（Anscombe 1997:26）。实际上，正如接下来各章所展示的那样，对威廉斯多年来的大部分工作最好的理解,就是发展和提炼出一幅足以应对哲学分析诸种任务的底层心理学图景。他最早的伦理学作品中的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点。首先，在《功效主义批判》（“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一文中，威廉斯质疑后果主义倚重“消极责任概念：但凡我要对什么事情负有责任，我就必须对我听任或未能阻止其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就像我对自己引起的事情负有责任一样”（Williams 1973a : 95）。这个问题可以最终追溯到对不偏不倚的盲目信仰，而这之所以在威廉斯看来成问题，是因为作为哲学学说的消极责任从人类心理的某些特征来看显得虚假；比如，就感到有责任而言，相较于他人的行为，一个人自身的行为往往更为显要。而且，如威廉斯继续论述的那样，把个人能动性看成是优先于非个人的后果，“是一种与个人完整性之价值紧密相关的想法”（同上：99）。本书第3章会讨论功效主义、个人完整性及其相关议题。
哲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把心理学搞清楚——这种想法的第二个例子来自威廉斯的名篇《伦理一致性》（“Ethical Consistency”）以及如下见解：“道德冲突既不能系统地避免，也不能无余数地解决”（Williams 1973e:179）。威廉斯再次看到心理学实在（psychological reality）正在破坏哲学幻想。第4章会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一个人做了对的事，仍可能持续存在着以憾恨形式出现的情感“余数”，这对道德理论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这些道德理论——尤其是康德的理论——倾向于把“行为者-憾恨”刻画成非理性。这些例子也阐明了威廉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心理学主张（参见第7章），该主张大致基于尼采的一种偏好，即用不那么道德的现象来解释道德现象，或者依照“有经验的、诚实的、敏锐的、不乐观的诠释者怎么解释其他方面的人类行为”来解释道德现象（Williams 1995f : 68）。事实上，“像样的哲学需要现实主义的心理学”这话巧妙地概括了威廉斯的第一个信念。
威廉斯的第二个根本信念也体现出尼采的影响，他认为，哲学——不只是道德哲学——的价值、合理性和准确性取决于其所包含的历史感；然而，这种历史感不是对陈腐的或者静止的或者“该死的事一件接着一件”的历史的感觉，而是秉持谱系学精神的历史感，而这种尼采风范的谱系学，威廉斯将其描述为“历史学、现象学、‘现实主义’心理学和概念诠释”的混合（Williams 1995f: 75n12）。当然，强调谱系学并不是要贬低威廉斯对哲学史的直接贡献，这种贡献当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他的笛卡尔研究（Williams 1978a）。不过眼下这个信念不太关乎认准那存在于过去的过去，而更关乎认准那存在于当下的过去，这种过去的形式经过改变，不易辨认，但仍浸染着、影响着当代哲学的关切。尽管大量哲学争论的遗产确实印证了桑塔亚纳的观点——遗忘招致重复[ 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在1905年出版的The Life of Reason（《理性的生命》）一书中说：“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译者注]，但在威廉斯看来重点不是这个，而是，要想恰当地看待把当代哲学的问题——比如，伦理客观性或者道德动机问题——就唯有将其视作刮去重写的经卷：理解哲学的过往涂鸦对致力于改善其当下的面貌至关重要。
《羞耻与必然性》（Shame and Necessity）——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是威廉斯的杰作——是威廉斯坚持历史之于哲学的重要性的极佳典范，该书认为，那些看到在责任观念、能动性观念和情感观念上希腊和当前存在断裂的人，必定罔顾了如下事实：古代的观念与其说被取代了不如说被掩盖了，多数时候被一面不易察觉的关乎职责和义务的康德式墙纸掩盖了。威廉斯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的伦理概念，我们就会在自己身上辨认出这些概念”，他认为，这类理解依赖于对希腊史诗的理解，特别是对悲剧的理解（Williams 1993b:10）。与此类似，威廉斯的新著《真与信实》（Truth and Truthfulness）援引过去有时甚至虚构过去，以期照亮当下，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尼采式谱系学而是把“证认性的”（vindicatory）谱系学用到如下问题上：“真和信实这两个概念能不能达成智性上的稳定关系，即，对于真以及我们达至真的机会，我们能不能获得与我们对信实的需要相合的一种理解？”（Williams 2002:3）。第7章将联系威廉斯的伦理自然主义观点讨论谱系学——证认性的，尼采式的，或者其他性质的。就眼下的目的来说，重要的简简单单是认识到谱系学的有用性，因为我们的哲学思想原是“许多不同传统和社会力量的复杂积淀……而[这些传统和力量]本身又是由对这一历史的自觉表征塑造的”（同上:20）。
按威廉斯的说法，这种概念考古的工作——即发掘这种复杂积淀——做得越成功，就越“有可能会揭示我们现有的伦理观念中那些极为偶然的东西”（同上）。就此我们来到威廉斯的第三个信念，即哲学只有承认世界的极端偶然性，并把其对哲学自身抱负的影响铭记于心，才是有价值的、有道理的或准确的。就此而论，拥抱偶然性仅仅意味着拒斥与那种一刀切的目的论和解释体系——比如伦理进步或伦理真理——相关的必然性，而诸多价值的显而易见的多元性和它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更不要说悲剧在生活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重大意义，都显出那种必然性的虚假。像他的挚友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一样，威廉斯“提醒我们，不要认为所有的善、所有的美德、所有的理想都是相容的，所有可欲之事最终能统一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不受损失，这是严重的错误”（Williams 1978b:xvi）。事实上，威廉斯对伦理学理论的那种备受赞誉的怀疑，大部分可以视为源自对任何“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观念和实践的世界必然在概念上贯通，或者形成一个同质的伦理整体的期待”的怀疑（Williams 1995i:139）。因此，威廉斯也对希腊悲剧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希腊悲剧“恰恰拒绝呈现与他们的世界理想化地和谐相处的人类，而且希腊悲剧也没有为这样的一个世界留有余地，即如果它被理解得足够好，它就可以指导我们如何与其和谐相处”（Williams 1993b:164）。威廉斯反复强调和谐难以捉摸，这凸显了他反复强调的偶然性的普遍性以及这一事实对哲学理解的重要性。
这三个环环相扣的信念关涉哲学的如下需求：发展和调配出一种足够复杂的心理学，理解哲学自身历史的持续相关性，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多大程度上浸染了这段历史、影响了那套心理学以及引发了那些被说成是哲学性的问题。这三个信念贯穿了接下来的章节。这些章节按非常粗略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别关注个人同一性、功效主义、康德式伦理学理论、实践理性、真理和客观性以及古代世界。
毫无疑问，威廉斯的这三盏指路明灯本身就值得关注；然而，只有让其效力于一种惊人的天赋，这三个信念才确确实实显出启发性。从威廉斯最早的作品就能看出来，这种天赋近乎于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在据说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出丰硕的哲学作物。毫不奇怪，这种通过运用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和想法以使枯竭的领域重焕生机的本事是威廉斯许多最有名气、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的特点。以《内在和外在理由》（Williams 1981b）——也是第5章的重点——为例，时隔二十多年后，这篇论文仍在引发持续的评论。论文从根本上复活了大卫·休谟的坚定主张，即对行动的解释与辩护——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解释与辩护——必然联系于行为者的现有动机。尽管威廉斯自认为只是把休谟关于什么算作行动理由提出的必要条件做了大幅修改，但这类修改简简单单表明，他在本来熟知的土地上创新地播种并再获丰收。而对威廉斯的天赋可谓最佳的展现，莫过于威廉斯成功恢复了关于个人同一性的身体标准或其他物理标准的合理性，从而挑战了洛克学派或者新洛克学派的正统观念。显然，这一挑战是威廉斯对当代哲学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它会在第2章提及，这一章虽然并没有打算全面考察这个极其复杂且仍被活跃讨论的哲学话题，但它强调了威廉斯在重新激活那些遭遗弃的智识领域方面的天赋，这一天赋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威廉斯在如此众多的哲学领域中的突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