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林克作品：告别的颜色

《朗读者》作者施林克樶新短篇小说集，包含九则故事，令人惊奇、不安和愉悦，涉及生活中那些戏剧性的告别——关于不同生活阶段的人们的遭遇，那些成功与失败的爱情，信任与背叛，希望与纠结，以及记忆的力量与伤害。 正确的事情往往存在于错误的人生，而正确的人生常常经历错误的抉择。 爱并不是幸福结局的秘诀。

本哈德·施林克，生于1944年。德国洪堡大学法学教授，也是一位真正的法官。写侦探小说并拿到德国侦探小说奖。 1995年，小说《朗读者》出版，一跃成为《纽约时报》头号畅销书，迄今为止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成为德语文学当之无愧的明珠。 《告别的颜色》是施林克的樶新短篇小说集。

人工智能 1 他们都过世了—我爱过的几个女人、一些朋友、我的哥哥和姐姐，当然还有父母、叔婶和舅姨。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多年前去参加葬礼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我的上一代人纷纷离世，后来就去得少了，这些年又去得勤了，因为，我这一代人正在死去。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一场葬礼能帮我们跟死去的人告别。告别是必须的，一个人去世的消息颇令人不安，直到告别发生，为他，也为来告别的人送上安宁。然而，一场葬礼起不到这个作用。它向死者的家属确保了死者的重要性，也使死者家属能从死者的重要性中获得一些自身重要的感觉。它向前来参加葬礼的来宾确保了仪式的庄严感，为此，人们牺牲掉两三个小时，在葬礼上见见人，也被人见到，大家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之情，这样一来，葬礼也给来宾们赋予了那么点尊严。至于帮我们跟死者进行告别，一场葬礼是办不到的。 一个人临终时你在场，这对告别是有帮助的。当我再见到我父亲时，他已经去世，但还躺在床上，尚未经殡仪馆的人整理遗容，这样的重逢也有助于告别。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没有被合上，在可怕的死亡面前，他双目圆睁，龇牙咧嘴，这情景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他死了。一个死去的人，即便被化了妆，开棺供人瞻仰遗容，他也怎么看都不像一具血肉之躯，而更像是塑料做的，死亡会做出确凿无疑的宣告，人们由此得知，非跟他告别不可了。 但是，就算你知道一个人死了，也还没有完成告别。告别这事儿只能交给时间。这很奇特：你跟一个人在去世前几年打交道越少，等他过世后，你跟他进行告别的时间就越长，而在他生前你跟他的交往越频繁，他死后你跟他的告别也来得越干脆。我跟我的邻居有些交情，有时我们互邀，喝上一杯葡萄酒，夏天他请我去他家的阳台，冬天我把他请到我家的壁炉边，因为我们清晨都在同一时间走出家门，他去面包店，我去报刊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楼道里碰上。他去世的时候，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碰面和相邀都不会再有了，他死了。我向他告别，尽管伤心，但那是一种平静的哀伤，一种实实在在作别后的痛感，一种告别之痛。 我前妻去世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搬到捷克去住了，丈夫死后，她仍然留在那里。我们之间关系良好，一年当中见两次面，春天在她那儿，秋天在我这儿。她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觉得她还活着，只是离我更远了而已。她是四月份去世的，在我去她那儿看她的几周之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还在世的时候，她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断地想起她来，回忆我们的共同经历、她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思考着我本打算在十月份她来看我时我想跟她讲的话，并在脑子里对她讲了一遍，这么思来想去的时候，我能真切地看到她在我的眼前，而“她已经死了”这个想法，却显得十分抽象。冬天来了，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向她告别了，直到来年的四月份，我才得以完成跟她的告别。在这个漫长的告别过程中，我一直伤心不已，实际上，我的伤心从来没有彻底终结过，也永远不会终结。 2 跟我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我根本不想告别。在他去世前的那些年，我也只是过好一阵子才能跟他见上一面。他退休后去巴伐利亚租了套小公寓，他的儿子托马斯住在那里，而我呢，还继续住在柏林。我们有时一起在巴伐利亚徒步，有时在柏林马不停蹄地听音乐会、看歌剧；还有的时候，我们俩在中间地带相约，去看卡塞尔文献展或者去拜罗伊特音乐节。只要我们在一起，日子就是美好的，既热闹，又熟悉。我们俩是发小。 他过世后，他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没有改变，或者说，他不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依然如旧。我还是跟他进行着两个人的对话，好像这种对话起着过渡的作用，架起一座桥，通向我们下一次的重逢。如果说，在安德烈亚斯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些担惊受怕，生怕我们的友谊会突然被一个包袱压垮，如今，跟过世的安德烈亚斯对起话来，我就毫无心理负担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会冒出什么新发现，或哪天来场曝光之类的事。我们重回童年，我们又变成那两个小孩子了，我衷心祝愿，在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中，我们的友谊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倒不是说，假如冒出曝光这种事情，我们的友谊就经受不住考验。我对他干过的那事儿，我当然是不以为荣，甚至反以为耻的，不过呢，也许对此我也未必非要感到羞耻不可，因为，我做的那件事儿，是个人都有可能会去做，当然，我要是没做过那件事就更好了，但也说不定，安德烈亚斯会理解我、原谅我。有些东西会给人生造成不幸。其实，我还不是跟他一样，同为受害者嘛。本来我很肯定，安德烈亚斯会这么说的，他还会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俩正在路上走，我们就会这么走上一段，别无他话，只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然后呢，他会笑起来，是他那种通晓世理的友好的笑，随后聊起别的话题来。 为什么我会担心被曝光，尽管我完全没有必要担这个心？还有，假如我向安德烈亚斯说出当时发生的事，一切不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吗？其实，我每次都本打算跟他说出来的。可一等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就总缺乏恰当的理由，正好要在此时此刻开始说那事儿了，可那件事儿实在是太久远了，要往回追溯太多，跟我们在一起的氛围和正在聊的事全都不搭。头一次见面时，我没能说出口，到了下一次见面时，我还是说不出口—干吗非要这会儿说这个呢？这么一拖再拖，就过去了数年，至于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必担惊受怕的事情总是担着惊受着怕，我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担心安德烈亚斯对此会不予理解？可我就能理解当年的事态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而他呢，他其实对我能理解的事物也总是理解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反正担惊受怕过，我这个怕啊。安德烈亚斯去世后，我就放下心来，知道不必再忧惧了。我不相信人死后会有来生，安德烈亚斯在这个世上没有获知的，到了天堂或地狱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友谊将持续下去，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就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现在，它也活在他过世后的日子里和我的心里，况且还涤清了恐惧。安德烈亚斯的死是安慰人心的，不是令人不安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跟他告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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