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丁帆书评集

《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分为“重读经典”、“今天，我们怎样阅读”、“知识分子的幽灵”、“文学与革命”四辑。书中，丁帆先生甄选世界文学经典，纵论知识分子的观念、主张与人生行状，检视其文化实践及与社会的互动。 《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瓦尔登湖》，他的阅读历程不仅是个人成长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反思；别林斯基、赫尔岑、高尔基、伯林，他也通过对思想巨匠的解读，展现他们在求索与坚守、挫败与挣扎、迷失与省思中的精神轨迹，追寻历史成因与现实影响。 心怀志业者，会在暗夜与光明的交织中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坚守独立性，履行文化批判的职责，为弱者发声，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所在。

丁帆，1952年生于苏州，当代著名学者。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六届评审委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

如今，当我再次重读《牛虻》的时候，就会被其中所阐释的人性内涵所感动，也就是说，我对这部作品的主题阐释进一步升华了，这不仅是小说本身在书写过程中，有意识或是无意识传递出来的思想，也是我在“误读”中发现的新的主题阐释—贯穿小说始终的人性描写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它让我对长篇小说“三元素”（亦是红黄蓝“三原色”）次序进行了重新调整，即以往我是以“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为顺序排列的，而2020年以来的世界性大瘟疫的到来，彻底颠覆了我对长篇小说审美三元素的次序排列，我将“人性的”红色元素置于第一位了。因为污秽与血的悲剧，是每一个大变局时代折射出人性的最不可或缺的元素，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事件，往往就是通过红色的血来书写的，它是最能够体现描写对象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思想内涵的元素。从这个角度来重读《牛虻》，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更有深度的主题思想的表达。 毋庸置疑，在这部“革命加恋爱”蓝色基调的作品中，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革命者的英雄主义的“典型性格”当中，艰苦卓绝的苦难磨炼，使他成为年轻人的榜样，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他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应合了当年许许多多向往自由的青年人的崇高理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正是对小说《牛虻》的最好阐释，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创作方法和理念也是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的，只不过其信仰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 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正如小说中引用莎士比亚的那句台词一样：“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牛虻对琼玛那种近于病态的炽烈爱情，你就会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是建立在“革命加恋爱”的双重悖论中的道理。这正是其他“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人物总是以“平面人物”出现，而鲜有“圆形人物”的真正原因。唯有“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塑造，才使得小说进入具有“复调”意味的叙述历程。 其实，反观牛虻对爱情的忠贞，其刻骨铭心、始终不渝的坚定，也是一曲感天动地的颂歌，这朵圣洁的玫瑰，不，应该是一朵从苦难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美丽的罂粟花，一直延续到他走上刑场，都始终没有凋谢。也许，有许许多多的读者在小说的“尾声”中读到牛虻，不，是亚瑟，给琼玛最后的遗书时，都会热泪盈眶。开头一句“亲爱的琼”，到诉说他对琼玛一生的爱欲，揭开了其独特甚至病态爱情表达方式的谜底，再到最后一句“话已说完。别了，亲爱的”，这种爱情的表白，虽然在那个革命年代里，被打上了“黄色”的标记，但其实还是被许多青年偷偷地接受了。所以，牛虻式的爱情，绝不仅仅属于那个革命时代里的谢惠敏和宋宝琦，还属于许多把这种爱情隐藏在潜意识之中的革命青年。“革命加恋爱”的双重悖论，像幽灵那样盘桓在许多读者的心间，虽然是模糊不清的“无意后注意”，却也是难以抹杀的事实，正如牛虻在和玛梯尼讨论爱情和革命问题时说的那样：“你还记得德国的一个传说吗？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幽灵，自己就死了。记得吗？那个幽灵深更半夜出现在他面前，是一个孤寂的地方，那幽灵悲痛欲绝，使劲地搓着自己的手。”这个充满着悖论的幽灵，其实正是人性在“革命加爱情”十字路口彷徨的写照，在为革命而死和为爱情而生之间，牛虻选择的是前者，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中，我万分犹豫。自由的信仰，与最真挚崇高的爱情，孰轻孰重，是每一个读者价值观的自由选择，这正是此书的看点所在。两种人性价值的冲突，连作者伏尼契都无法抉择。 这封给恋人的遗书，甚至连署名都没有写，最后留给琼玛的是一首短诗： 无论我活着， 或者是死亡， 我永远都是， 快乐的牛虻。 这是他和琼玛小时候背诵的诗歌，显然，此处的签名是多余的，唯有这首诗，才能见证牛虻灵魂深处对琼玛无与伦比的爱情，每次看到这里，我已经是看不清书中的字迹了。爱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人性元素，没有爱情的生活，就是一个无盐的世界。这虽然是一个人性的常识问题，但是，在某种时空中，却被严重地扭曲了，以致将爱情的蓝调变成了黄色的性欲，这种误判，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然，对于“三原色”中的黄色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也并非是简单的否定就可以阐释的人性与美学问题。 围绕着《牛虻》的主要线索是什么的问题，我也是经历过几个认知阶段的： 从一开始的爱情的单线主题，到“革命加恋爱”的双线结构，再到革命与宗教冲突中人性大搏战的终极主题表达。当我将《牛虻》中父与子的人性冲突，放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哲学悖论问题上来进行深度的剖析时，发现这部小说真正的主线是牛虻与蒙泰尼里之间宗教和人性的格斗，两个主人公，一个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另一个成为宗教的殉葬品。谁是胜利者呢？是无解的。 不仅仅爱情具有崇高之美，灵与肉在这里升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人性中的亲情冲突，往往也是小说的焦点。所以，在第三时间段阅读《牛虻》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围绕父子展开的，这一条线索一直被爱情的纠葛叙述所冲淡和遮蔽着，被牛虻艰苦卓绝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所湮没。前年，当我为《当代》杂志开设“乡村风景”系列散文专栏，再次阅读这部作品时，猛然醒悟： 打破宗教信仰的禁忌，打碎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从而展开一场父与子之间的意识形态搏战，这才是那个时代青年意大利党人对争取自由的终极承诺。所以，把亚瑟和自己亲生父亲蒙泰尼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升格为核心叙述，使之成为小说主题的中心，而将爱情描写和英雄主义的叙述降至副中心的位置，其小说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就会超越小说表层的“革命加恋爱”普泛型叙述，从而超越时代和国别的局限，成为人类意义上的不朽史诗性作品。 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所要表达的终极思想，都是围绕着信仰的冲突而起始和终结的，人性冲突的火花燃烧成了一片信仰危机的火海，那才是这部作品永远能够在不同时代中延续下去的理由。而这恰恰是70年来被读者所忽略的。 如果说“拯救与反叛”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的话，那么，拯救他人和自我救赎，salvation（拯救）就成为横亘在许多长篇小说叙事中，无法解决的一道人类命运的难题。 ……

辑一 重读经典 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 怎样确定历史的和美学的坐标——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瓦尔登湖旋舞曲 梭罗：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 辑二 今天，我们怎样阅读 突破文化沟通的屏障——读《我的海米尔》 读《冠军早餐》和《囚鸟》 基督的再生和永恒——读《基督的最后诱惑》 “人性因素是杰作所不可或缺的”——肯尼斯·克拉克《何为杰作》的当代性阐释 现实世界中作家的历史倒影——《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读札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读《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辑三 知识分子的幽灵 思想误植的背后——读《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 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读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 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上）——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为案例 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下）——以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为案例 辑四 文学与革命 歌者因何而歌：赫尔岑的自由观——读伯林《俄国思想家》之一 “理性万岁，但愿黑暗消灭”：别林斯基的批评——读伯林《俄国思想家》之二 “白银时代”文学的最后回望者（一）——解读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并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 “白银时代”文学的最后回望者（二）——解读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并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 高尔基告诉作家：“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十月革命”前后的高尔基 高尔基又告诉作家：“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1928年以后的高尔基 以革命的名义去完善人性的理想——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