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书当诉

本书是戴安娜·阿西尔43岁时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首版于1962年。 它源于阿西尔的外婆临终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当阿西尔回答，外婆通过爱和被爱创造出这个家庭，没有外婆，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时，外婆又问道：“你真的认为这些值得吗？”给出肯定答案的阿西尔，其实心里充满了困惑与担忧——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 阿西尔自己就是这样的女人。在这本回忆录中，她讲述了自己原本无忧无虑、循规蹈矩的恣意人生，怎样在未婚夫参战后的变故中骤然落幕，以及在梦想崩塌、身份迷失的漫长挫败感与孤独中，她又是如何一寸寸将自己从泥沼中拔起，最终通过写作，重建了自我，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我即是我，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著者简介 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1917—2019） 英国知名文学编辑、作家，1917年12月出生于英国诺福克，安德烈·多伊奇独立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曾负责出版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早的三部小说、V.S.奈保尔的十八部作品、简·里斯的全部作品以及约翰·厄普代克的大部分作品等。 从事编辑工作期间，阿西尔曾陆续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以及43岁时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长书当诉》。76岁退休后，阿西尔开始专注于回忆录文学的创作，其中记录老年生活的《暮色将尽》获得科斯塔传记奖，从此声名远扬。她一生未婚，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译者简介 曾嵘 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译作发表于《译林》等杂志，已出版《暮色将尽》 《未经删节》等译著十余部。

我外婆是老死的，那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她九十二岁时，心脏和动脉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但直到两年后，情况才开始变差，导致她走向死亡，尽管当时她的神志仍然清醒。到了最后，痛苦和疲惫让她对生命不再紧抓不放，当她再次从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时，她会低声抱怨：“为什么上帝还不让我死？”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感到很害怕。她害怕死亡，更糟的是她感到悲伤，她花了很多时间来问自己，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却往往无法回答。 我那时和她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她的儿女们或住在附近，或与她一起生活，都能陪伴在她身边，渡过这难关，但她的孙辈比较分散，只有在拜访父母时才去看望她。有一次我碰巧在她病得很重的时候在场，当时其他人都比平时疲惫，所以我守了一晚上夜。我坐在她冰冷的房间里（因为关上窗户她会感到窒息），看着她双眼凹陷，嘴巴大张，形成一个吓人的黑洞：外婆一向对自己的仪表非常在意，此刻却大张着嘴躺在那里，这场景令人难以忍受。 我听着她呼吸的节奏，有时会停止整整一分钟，此时的冬夜，仿佛进入了绝对静止。在这长长的沉默中，我向她的上帝祈祷：“求求你，请别再让她呼吸了。”我知道，即使她此时离开，我也不会害怕，反而会感到平静。但每一次，那刺耳的、带着鼾声的呼吸都会再次响起，把她拉回，将她唤醒，让她承受更多的痛苦和身体上的屈辱。几周后，她又恢复了一些，甚至可以给当地报纸写一封愤怒的信，反映一条她不赞成修筑的新路，还命令牙医到床边给她做了一副新的假牙。就在这段时间的某天下午，她将自己那双布满斑点的美丽眼睛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这个答案本应由她来告诉我的。她这辈子都是个信仰坚定、经常做礼拜的基督徒，但此时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倒不是说她像约翰生博士那样，根据所信仰的教义，担心自己因所犯的罪孽而吃苦头——她只是没有得到信仰的支撑罢了。我只好告诉她我所相信的：她至少为自己的生活而活过。这几个月漫长而艰难的垂死过程，可能会使她的生命黯然失色，但并不能抹去她曾经的生活。她为我们，为她的家庭，通过爱和被爱所创造的东西，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而所有这一切，没有她就不可能存在。“你真的认为这些值得吗？”她问。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之后我离开了，心里却充满了疑惑。对她来说，这很可能就是事实。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扎根于那个世界（而我其实还不是扎得很深的那种），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我自己的情况又会怎样？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 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2 要去爱像我外婆这样的人，感觉上是很奇怪的，因为我几乎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和她意见相左。换成任何人抱持她的价值观，我都会觉得荒谬，令人震惊，但她就在那里——我奇特的母系家庭里的主导人物，我对她的记忆充满了爱、欢乐和感激。 她的父亲是牛津大学一所学院的院长，她是他四个漂亮女儿之一。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发誓，除了自己要嫁的人，绝不会让任何男人吻她，她也的确做到了。她与自己未来的丈夫相识时，对方正在读大学，这个男人有一双冷淡的蓝眼睛，带一丝约克郡口音（比如把“castle”读成“cassel”，把“laundry”读成“larndry”），他攻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因为继承了父亲的房产（也就是后文中的贝克顿庄园），他最终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房产位于东盎格鲁，据说这里气候更加温和，他的家人之前为了照顾他母亲孱弱的身体搬到了这里，没有留在约克郡。但他的母亲尽管外表娇弱，其实是个坚强的女人，因为她活到了高寿。况且，如果说东盎格鲁的气候真的比约克郡温和，那上帝保佑我不必去约克郡过冬。 外婆给丈夫生了四个女儿，我母亲是最小的一个，随后，我怀疑当一丝挫败感开始困扰她时，她又及时生了个儿子。她鄙视女人，或自认为如此。她自己非常聪明，并乐于将两个女儿都送到牛津读大学，这种做法在当时还很不常见，她还为自己的孙女和外孙女们在“非女性化的”职业中可能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但她依然坚持认为，女性的心智劣于男性。这里有些模棱两可的因素在起作用，虽然外婆从未质疑过男性的优越性，但外婆家的氛围明显是很女性化的，而且她女儿的丈夫们似乎总有点被边缘化。在谈到适合男性的话题时，比如战争、政治、地方政府问题、神职人员任命等，她会以一种正式的尊重态度转向某个女婿：“我一直想问你，我应该给主教写信吗？”但如果她真打算给主教写信，她就会直接写，不管女婿会怎么说。倒不是说她对男性的这种尊重是假的，但很可能是她心里存在一个太过有“男子气概”、绝对可靠的形象，而在现实里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家里的男人，没有一个能完全符合她心目中的男子汉标准。 我不知道外公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因为我六岁时他就去世了。如果不符合，那也不是他妻子的错。我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了解，来自他们在贝克顿庄园藏书室里的两张写字台的位置，他的离火很近，她的则离火很远；还有就是，在外公死后，外婆每次提到他，总给人一种他的所言所为都毋庸置疑的感觉。她提起的次数并不太多，但总是同一个模式：“外公总是说……”所以就该如此；“外公永远不会让孩子们……”所以他们不能这样做；“外公非常喜欢……”所以这很好。她崇拜他，就是这个家庭的信条，但当她最后一次生病时，她一个女儿捕捉到了她的不安。当时，她们谈到外婆对死亡的恐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女儿说，“你一直都很虔诚，你肯定相信来世，也相信能再次见到爸爸吧？”外婆似乎什么也没说，“但是，”姨妈后来告诉我，“她向我瞥来一个非常奇怪的眼神，吓了我一跳。”这个眼神也可能是针对“来世”的，但作为她的女儿，姨妈有一种不适之感—她觉得它针对的，是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