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套装

套装介绍： 这是一套时间跨度长达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史巨著，涉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演变、地理世界史、人类战争史、价值观演变史、古希腊文明史等。 《西方将主宰多久》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作者运用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衡量标准，论述西方统治世界至今的根本原因，并大胆预测在未来100年内，东方将如何赶超西方，接手世界的领航旗。 《文明的度量》为《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续篇，作者全面介绍了自己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为何，以及怎样可以用数字度量文明。他以丰沛的数据与令人信服的分析，对长达14000年的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进行跨时空的比较。 《战争》是一部酣畅淋漓的15000年人类战争史，通过对历史重大战役、军事革命、利维坦诞生逻辑的精彩呈现，客观分析、揭示了战争对文明融合、演进的强大助推作用。 《历史的偏见》揭示了人类在历经觅食社会、农业社会和化石燃料社会的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复杂变化，为读者理解过去时代的价值观、理解多元价值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地理即命运》以万年为尺度，以英国为圆点辐射世界历史，洞见地理因素如何决定国家的兴衰与世界秩序的更迭，是作者地理决定论的代表作品。 《希腊人》是一部横跨万年的古希腊全史，将历史事件、风云人物与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宗教、战争、哲学、神话、戏剧、建筑等主题巧妙编织在一起，结合53幅地图、182张插图、丰富而精彩的历史文献，带我们零距离围观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又深入了解古希腊人孕育自身文明的重要推动力。 本系列作品涵盖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以宏大叙事写尽东西方文明幽微。《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称赞：“伊恩·莫里斯在大历史作品的趣味性和通俗性上，已确立自己的领导者地位。”国内地理历史学知名教授葛剑雄评价道：“这套书的贡献已足以奠定作者里程碑式的地位。” 《西方将主宰多久》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为什么现代科学先在西方世界兴起？ 为什么抵达美洲的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 为什么中国拥有辉煌历史， 却在近代陷入停滞，而西方一举超前？ 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 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东方为何沉寂多年？ 本书作者伊恩·莫里斯立足长达五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指出西方的主宰地位既非自古以来便注定，也非短期的偶然事件。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为何在落后的情况下，近现代的西方反而迎头追赶甚至超越了东方。莫里斯认为，地理因素才是其中关键。是地理因素使东西方社会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而社会发展也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这种双向的作用力缔造了从古至今的世界格局，令东西方此盛彼衰的历史形态日趋成形。 作者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并结合其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衡量标准，以数值的形式直观呈现了不同时空的东西方社会的发展面貌，揭示了财富和力量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就此奠定西方几百年来的统治地位。 同时，本书并未止步于此。通过对战争、气候变化、能源演变等一系列细节的梳理，作者不仅追溯了西方得以主宰世界的历史根源，也大胆预测了未来百年内，世界将会产生怎样的剧变。 《文明的度量》 几百年来，世界都由西方所主宰，人们也一直就西方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而争论不休。如果说是文明决定了这一切，文明又该如何定义，如何衡量？更重要的是，文明将如何决定21世纪世界的走向？ 这本书正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作。 在本书中，全球知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了支持《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论断的分析过程。他跨越1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以一系列可靠的考古证据、历史数据、 现代社会数据，设计了能够量化文明的“社会发展指数”，就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信息技术这四大方面，为不同时间、空间的东西方文明打分，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行定量描述，以此追寻世界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本书结尾，莫里斯的数据和故事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测：东方的社会发展状况将在2103年赶超西方。 不论是对关心当代中国发展，还是明日世界轨迹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分析思路和预测，都将成为真实未来的有力指导。 《战争》 几万年来，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的梦魇，它能在顷刻间将富饶的田地夷为不毛之地，也能在转瞬时颠覆一个盛世帝国。战争所经之处，恐慌、贫穷和死亡如影跟随。而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客观的学术研究和颠覆性的思考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快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死亡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 这本书综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诞生这15000年来的争斗和暴力。作者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有10%的人可能会死于暴力；而在20世纪，尽管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明出足以摧毁地球生态的核武器，暴力死亡率反而下降了90%。战争所打造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让这个世界有机会在更长时间的和平中发展、繁荣。 作者对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可以渡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 这本书无疑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并改变我们在未来应对冲突的选择。不论是将战争看作灾难的人，还是正在参与和平事业的人，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历史的偏见》 这是一部跨越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演变史，讲述了人类在这段广阔的历史时期，对“暴力”与“不平等”的看法如何悄然而必然地发生转变。 作为当代人，我们如何理解原始社会绝对平均地分配食物，并且一言不合就暴力相向？为何封建社会的居民能接受等级制度的压迫，对男女不平权的容忍度极高？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观念过于陈腐落后，但事实上，以当下的视角评判过去的价值观，是一种“历史的偏见”。 在这本书中，全球知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大胆地提出，是人类获取食物、燃料等物质能量的强弱，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和与其相配的价值观。因此，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是得其所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物质匮乏的觅食社会，族群以生存为第一要务，不惜频繁动用暴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而在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使人们有机会积累更多的物质能量，渴望安稳的他们接受了等级制度所缔造的宁静生活……生存、繁衍、发展，这些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保障了物质能量的进一步积累，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阶梯。 伊恩·莫里斯以非凡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意识，从宏观视角，结合考古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研究成果，论述了物质力量如何悄然影响，进而撼动人类已秉持两万年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并反思了人类有无可能正在为自己的灭绝铺路。 这本书为现代人理解乃至宽容过去时代的价值观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基础，亦为我们更客观地理解当下世界的多元价值观搭建了一座及时且必要的桥梁。 《地理即命运》 这是一部长达万年的英国命运转折史。自与欧洲大陆断开以来，不列颠便被弃于世界的边缘。没人能料到，这片无人问津的小岛将在未来称霸全球，独掌世界秩序，但也在自称“日不落帝国”的百年内日趋衰落，时至今日，它甚至逐渐退居世界舞台的边缘。 这片贫瘠的岛屿成为世界霸主的契机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英国的盛极而衰？在这本书中，知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倚靠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态度鲜明地指出，决定英国兴衰命运的是其地理要素，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关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等议题。 海上航线的连通促成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交往与发展，也开启了双方长达千余年的恩怨情仇。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加入欧洲联盟的怀抱，还是维护主权与民众的身份认同，坚持独立发展，是困扰这片岛屿长达千年的迷局。在挣扎与抉择中，不列颠历经三角贸易、建立联合王国、殖民世界、工业革命……这个蕞尔小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了其称霸世界的宏图。 但步入近现代，爱尔兰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对是否“脱欧”的摇摆、东方力量的崛起……内外交困的帝国日渐无力，也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世界舞台和发展核心从西方转向亚洲，困扰不列颠千余年的难题已悄然改变。 是坚定地追随美国，或开辟与中国的合作通道，还是成为连接美国、欧洲与中国的枢纽，成为21世纪的英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回望世界，地缘关系成为各国合作与冲突的关键，我们或许也可在这本书中，窥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下一步。 《希腊人》 卢浮宫三宝中，有两件是古希腊遗产。西方戏剧史四大悲剧家中，有三位是古希腊人。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古希腊文明更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 为何古希腊拥有如此之多的历史遗产？古希腊人究竟在哪些因素的共力下促成了这段成就斐然的文明？为何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力绵延至今？ 在本书中，两位美国知名历史学者、考古学家携手创作，将我们带到从史前到公元前30年这段久远的古希腊历史中。他们将历史事件、风云人物与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经济、宗教、地理、战争、哲学、神话、戏剧、绘画、建筑等主题巧妙编织在一起，结合53幅地图、182张插图、丰富而精彩的历史文献，带我们深入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体会他们精神世界的波动与延展，了解他们孕育自身文明的重要推动力。 更重要的是，本书不局限于对爱琴海地区的描述，而是将视野扩大至整个地中海世界，力图全面呈现与古希腊人有所互动的国家与人物。由此，全书将迈锡尼文明、数百年黯淡的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城邦的诞生与成功、希腊化时代，以及倒于古罗马铁蹄的命运时刻娓娓道来，这片土地在作者的笔下彰显出了它在时代洪流中的起落、挣扎和生生不息之力，而对于作为主角的古希腊人，我们也得以充分了解他们的行为对重大历史进程所做出的具体贡献。 我们无法亲临古希腊世界，但这本古希腊通史，以其流畅的叙事、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对古希腊各领域广博而出色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体验其魅力之所在的窗口。

[美]伊恩·莫里斯，全球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智库高级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考古中心负责人、人文与科学学院高级副院长。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希腊城邦的崛起，随后转向古代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冰期以来的全球历史。曾在英国、希腊和意大利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并主持斯坦福大学在意大利蒙特帕里卓的考古挖掘。 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等14部著作，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已被翻译成13种语言，并入选《经济学人》2010年度图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杰出图书，入围2011年英国奥威尔图书奖。

《西方将主宰多久》 注定 为何历史会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把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让它与维多利亚女王相伴终老，而不是让阿尔伯特亲王去北京研习儒家学说？为什么在1842年，是英国舰船横冲直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国舰船驶入泰晤士河？或者更明确地说，西方缘何主宰世界？ 要说西方“主宰”，可能语气上听起来有些强硬，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西方”（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述及），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运作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许多年长者一定还记得，1975年美国人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撤兵，以及日本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西方对手挤出行业。很多人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购之物皆是中国制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汉语或日语这样交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记者马丁·雅克的那样：“我穿着你们的衣服，说着你们的语言，看着你们的电影，就连今天是什么日期，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派去的部队抢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经史无前例地主宰了全球。 我的目标就是解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乍看起来，这一任务似乎并不艰巨。几乎人人赞同西方主宰世界，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8世纪，是英国企业家释放出了蕴藏在蒸汽与煤炭之中的无穷威力。工厂、铁路和舰炮给予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主宰全球的能力，而飞机、电脑和核武器则使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巩固了这一主宰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义律舰长没有迫使英国政府插足发兵，英国可能不会在1840年攻打中国；如果钦差大臣林则徐更注意加强海防，英国军队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得手。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论时机何时成熟，不论哪位君主在位，不论谁赢得选举，不论谁领兵打仗，西方终将在19世纪取得胜利。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希莱尔·贝洛克在1898年总结得恰到好处：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故事终。 然而，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西方拥有马克沁机枪，而其他地方没有？这是我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告诉我们，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然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关注西方缘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一现状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存在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当20世纪缓缓过去，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使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而在21世纪早期，它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每六年就会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指望着中国，而非欧美，重新点燃世界经济的引擎。2008年，中国主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两位中国航天员成功完成了太空行走。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西方战略家担心美国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还能保持多久，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之差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大多拒绝谈论未来。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学者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不会赞同我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我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起，因为那时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当时少数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除此之外一无长物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本该如此。 《文明的度量》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参数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这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如此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程度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2）程度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样含混的一种说法可做何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加上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存、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衍，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行动。”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者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才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古希腊、古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是一个拥有空调、自动化工厂和繁华都市的国度，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同时也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在1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指数得分的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战争》 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希腊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们常这样说道，在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词汇中，有一个词是“混沌世界”。在希腊神话当中，混沌世界是在众神创造宇宙之前就存在的无序虚空。而在历史上的希腊战争当中，混沌世界是波斯将军马铎尼斯在公元前479年8月的一个早晨看到的场景。当时，太阳正在普拉提亚城的上空升起。众多全副武装的希腊步兵已经在能够俯瞰马铎尼斯营地的山坡上驻扎了一个星期。就在前一天夜里，希腊人开始撤退，但场面一片混乱。有些人拒绝后撤，坚称撤退是懦夫的行为；有些人听从了命令，但走错了方向；有些人则干脆消失不见了。 这是马铎尼斯的机会。一条险峻的山脊将斯巴达人与其他希腊部队分隔开来。因此，马铎尼斯带领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直冲斯巴达人的队伍。很快，其他的波斯部队也打乱队形，向前冲锋，淹没了寡不敌众的斯巴达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波斯人跟希腊人一样勇敢、强壮，但他们没有盔甲，没受过训练，也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有作战技巧。他们时而一个接一个，时而十几个人一起冲进斯巴达人的队伍。但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是少，这些冲进去的人都被砍倒了。” “马铎尼斯骑着白色战马，由上千人的精锐部队簇拥着。他出现在哪里，波斯人就会猛烈地进攻哪里。马铎尼斯活着的时候，波斯人奋勇作战，杀死了许多斯巴达人；而在马铎尼斯阵亡，他的护卫亲兵也被消灭之后，剩余的波斯人很快就被击溃了。他们转过身去开始逃命。”希罗多德总结说，残酷的现实就是“波斯人……他们有很多人，但没有多少真正的士兵”。 美国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认为，这说明作战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其后历史的走向。他说：“在过去的2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战争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 汉森将这称作西方式战争。他说，这种方式由希腊人发明，他们从约公元前700—前500年开始把穿戴全副铠甲的长矛手方阵间的正面交锋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汉森总结道：“正是西方人这种对单一的、步兵间大规模的交锋，以及士兵持利器展开血腥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 已故的约翰·基根是20世纪军事史学泰斗，他深入阐述了这种观点。基根认为，希罗多德的时代以降，就有“一条分界线，将（西方的）作战传统和欧亚草原及近东、中东地区以间接、躲避、僵持为特征的作战方式区分开来，在欧亚草原的东侧和黑海的东南侧，战士们延续了与敌人保持距离的习惯；而在欧亚草原的西侧和黑海的西南侧，战士们不再谨慎从事，而选择近身搏斗”，马铎尼斯来自这条分界线的错误的一边。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缔造了罗马式的国家，而古代的许多其他民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汉森和基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作答：罗马人之所以能缔造罗马式的国家，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西方式战争，而只有这种直接的、血腥的战斗才能缔造利维坦。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当我说到战争是有好处的时候，我的意思其实是，西方式战争是有好处的。 验证这个观点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我们的视野。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的作战方式是否独一无二；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其形式是否也是西方独有的。 在本章里，我将尝试说明两点：首先，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次，这一事实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有趣。当我们把视野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时，就会发现罗马人能创造出罗马式国家的真正原因，由此，我们也能发现用来解释“战争为什么是有好处的”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 《历史的偏见》 乔治先生的故事 1982年，我去希腊进行平生第一次考古发掘。我因此激动不已：虽然我在英国有过不少发掘经验，但这一次是全新的体验。我驾驶着老旧的路虎从伯明翰一路开到塞萨洛尼基，在那里转乘一辆更加老旧的公交车前往阿西罗斯，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那个农庄。在那里，项目进入正轨。我们整天对史前陶器进行计数、称量和归类，等到夕阳西下，就在发掘现场尘土飞扬的前院里喝上一两杯茴香酒，养养精神。 某个傍晚，一个老人侧身骑着驴，用手杖轻敲坐骑，从发掘现场边上的土路经过。有位老妇走在他一旁，鼓鼓囊囊的麻袋压弯了她的背。当他俩经过时，我的一个同学用蹩脚的希腊语问候他们。 老人停了下来，满脸笑容。他跟我们的代言人聊了几句，然后两位老人继续向前跋涉。 “那是乔治先生。”我们的翻译说。 “你跟他聊什么了？”有人问道。 “就是问候了一句。还问他为什么不让太太骑驴。 停了一会儿，有人问：“然后呢？” “他说他们只有一头驴。”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冲击。如果在伯明翰，男人骑着驴，却让太太费力扛着大麻袋，会被看作是自私的（甚至更糟）。而在阿西罗斯，这么做却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其原因也不言自明，以至乔治先生显然觉得我们的问题很蠢。 1/3个世纪过去了，我撰写本书，就是试图解释我在阿西罗斯的所见所闻。本书的内容基于2012年10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有关人类价值观的两次坦纳讲座。受邀主讲坦纳讲座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的至高荣誉之一，但老实说，我这样的人本来不太可能受邀，所以这更令我备感荣幸。在遇到乔治先生之后的30年里，我从未写过有关道德哲学的只言片语。当然，那件事的细节让我犹豫不决，但仔细考虑之后，我确信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我评论阿西罗斯事件的最佳场所，因为要想准确地解释乔治先生的话和我自己当时的反应，差不多需要一部近两万年来人类价值观文化进化的通论。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历史和考古学，而非道德哲学的专业知识背景。我自忖，这样一部人类价值观文化进化通论，道德哲学家或许也会感兴趣。 至于我的观点正确与否，在看过专家点评之后，留与诸位评说。我在本书前五章陈述了自己的理论，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四位应答者对原讲座的回应，他们分别是古典学者理查德·西福德、汉学家史景迁、哲学家克里斯蒂娜·M.科斯嘉德，以及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第十章是我的总结陈词，即我对他们回应的作答。 《地理即命运》 英吉利海峡有大雾 在我小时候，外祖父曾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讲，当他像我这么大时，天气预报总是说：“英吉利海峡有大雾，欧洲大陆被隔断了。”像众多笑话一样，其幽默之处在于模棱两可。外祖父是在说这个国家堕入了迷雾中，还是英国人妄自尊大？是两者皆有还是两者皆无？他从来没有说破。自从他上一次这样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笑话听起来似乎更加犀利了。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还没等那个星期结束，首相（一连四位栽在欧洲问题上的保守党首相中的第三位）就下台了。工党国会议员也给他们自己的领袖投了不信任票。世界上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一点儿也不好笑。 全民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就发生的事写一本书。我知道数以百计的其他作者也会做出或者已经做出了类似决定。事实上，第一批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就出版了。我觉得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值得一写，因为我认为它会与其他书极为不同。大多数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关注的都只是从戴维·卡梅伦宣布支持公投到英国实际“脱欧”的7年（2013—2020年）。一些书会追溯到1973年，也就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间，少量会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那时建立欧洲联盟最早的切实计划刚刚浮出水面，还有寥寥几本会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西班牙无敌舰队谈起。在我看来，这些全都不够。只有当我们回顾自后冰期海平面上升，开始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分隔开的10000年，才能看清一直以来推动并将继续推动英国历史发展的更大格局。 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在巨石阵的岩石上找到外交政策建议或者有关英国人特性的永恒真理。考古学家曾经恰当地嘲讽过说这种蠢话的人。然而，只有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推动英国与欧洲和更广大世界的关系发展的力量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只有把事实放到这个框架中，才能看清为什么英国“脱欧”在一些人看来势在必行，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糟糕透顶，以及“脱欧”接下来会走向何方。 从长远看问题，并不是什么新观念。早在1944年，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提出建议：“你向后回顾得越长，向前展望得也就越远。”然而，几十年后专业历史学家们才开始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1世纪初，历史学家们才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或深）历史”真正产生了兴趣，研究起跨越数千年、影响全世界的趋势。大多数大历史著作，包括我本人写的几本书，都是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细节中抽身出来，从全球视野来讲故事。在此，我要把望远镜倒转过来，从总览全球转为放大局部。毕竟，历史是由真实的人创造的，粗线条的东西并不值得仔细审视，除非它能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理解生活。我的计划是用大历史的方法，把“脱欧”后的英国放到后冰期数千年来英国与欧洲及更广大世界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即使是现在，距丘吉尔提出建议已经过了3/4个世纪，仍然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放眼长远。例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其杰出的著作《不列颠国家的兴衰》中说，“‘脱欧’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原因就在此时此地”，“与悠久的历史无关”，这番话本应引发激烈争议。在本书随后的篇章中，我将试图展示英国“脱欧”实际上与深远的历史息息相关，只有从长远、广阔的视角观察才能理解它，大历史甚至能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在未来一个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 《希腊人》 在公元前800年与前200年之间，希腊人进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尝试。他们建立的社会是由平等男公民组成的人类群体，这些人能系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解释这个世界。希腊字母表将人类说话的声音大概地呈现给读者，这是早先的书写体系未曾做到的。希腊人利用此种革命性的字母表，创作了很多文学大作。他们的艺术、建筑在其美感、写实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民主、哲学、历史写作以及戏剧都在古希腊开始出现，希腊人在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向上发展了科学、数学。 200年前，拜伦为了一个信念、一个古希腊精神的愿景而死。他的愿景是理想化的，他和他的同辈人从希腊艺术、文学中看到了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展示了生命的意义。1820年，在希腊反土耳其人起义的前夜，他的诗友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年）认为，自己仅仅通过观赏彩色的希腊花瓶（参见图1.1）就掌握了世界的终极真理。 哦，雅典（Attic）的形状！唯美的观照！ 上面缀有石雕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林木，和践踏过的青草； 沉默的形体呵，你像是“永恒”， 使人超越思想：呵，冰冷的牧歌！ 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 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忧伤中， 你会抚慰后人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济慈：《希腊古翁颂》（1820年），第5节 济慈从古瓮中看到了深刻的意涵。不过，拜两百多年的学术成果所赐，我们现在看到了更深刻的意涵。对拜伦、济慈而言，古希腊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世界，充满爱与真理。而今天，我们对于希腊有了更多的了解。希腊文化确实令人惊叹，但如今我们知道希腊并非乌托邦。希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基于他人的辛苦劳作之上的，这些人通常是从海外贩卖来的奴隶。希腊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他们发动了无数的战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行。然而这些发现却远没有使人们厌恶希腊，反而使希腊变得更具吸引力。希腊人生在一个严酷、真实的世界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为了自由、平等、正义等基本问题而斗争。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也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至5000年前，其时，伟大的青铜时代（有关这个和其他的历史术语，参见本章之前的“时间表”）文明已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地区）、埃及兴起。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宣称他们与神明有着特殊的联系，如果不是他们在神与人之间进行调停，神明就不会对人类施以恩惠。埃及国王则更进一步，宣称自己就是神明。到公元前2000年，与上述两地的人相似的一些社会群体在希腊形成。他们的宫殿一直兴盛到公元前1200年，但之后，它们和东地中海全境的城市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我们现在仍不知道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那些神明般的新式国王的古老训谕依旧有效，但在希腊，这样的情况（假如事实上出现过的话）却已终结。公元前1200至前800年，书写文字从希腊消失了，乡村人口减少并与外界隔离开来。本书目前会重点关注公元前8世纪崛起于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之后的希腊社会，这些社会创造了一个迥异于青铜时代希腊世界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有一些极为突出的特点。首先，大部分希腊人此时将自己组织到名为“poleis”（这是复数形式，单数形式为“polis”）的小城邦里而非王国之中；第二，随着公元前8世纪人口的增长，一些希腊人驾船出海，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新的聚居群体（参见图1.2）；第三，希腊人逐渐将他们的城邦看作由平等、自由的男性组成的集体，它是公民概念的基础与来源；第四，他们拒绝相信神灵会给予任何个人或精英神圣的统治权。

《西方将主宰多久》 《文明的度量》 《战争》 《历史的偏见》 《地理即命运》 《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