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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不幸(译文科学)

美妙的不幸(译文科学)

  • 字数: 129
  • 出版社: 上海译文
  • 作者: [法]鲍里斯·西吕尔尼克著王杨译
  • 商品条码: 9787532798629
  • 适读年龄: 12+
  • 版次: 1
  • 开本: 32开
  • 页数: 187
  • 出版年份: 2025
  • 印次: 1
定价:¥58 销售价:登录后查看价格  ¥{{selectedSku?.sal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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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内容简介
《美妙的不幸》是一本心理自助类励志读物。为何同样遭遇挫折,有人一蹶不振,有人却能克服苦难、活出新生?答案就是“心理复原”。作者在《美妙的不幸》前半部分析“心理复原”从何而来、如何作用,超越苦难者身上所展现的内在特质,重新论述“创伤”对人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叙事智慧”重述自己的故事、创造意义,把过去的痛苦改写为“美妙的不幸”,逐渐锻炼出心理复原的能力。因为开始了叙述,所有的苦难都变得可以承受。分享苦难的经历,即请求亲友成为支持我们奋战下去的力量。在后半部,作者将关切的对象转往社会整体的心理复原。身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他深知社会环境对于创伤修复的影响。一个社会若懂得倾听受创者的心灵故事,他们修复自我的过程会比较容易;但若社会环境限制他们的感受,则会让伤口恶化,受伤的心灵将被迫屈服于命运,终生陷溺在不幸中。
作者简介
鲍里斯·西吕尔尼克1937年出生于波尔多,是法国著名心理医生、人类和动物行为学家、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现任法国土伦大学教授。他著有多部畅销作品,2008年获颁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雷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 de l'essai),被誉为“疗愈了法国”的作家。他还拥有自己的电台节目,目前仍活跃于法国文化界。
精彩导读
\\\\\\\\\\\\\\\"【精彩书摘】: 职业选择和伴侣选择是最容易引起神经症的两个选择,但也是赋予我们人生主题的两个选择。然而每一场遇见都是一次转弯,是内心历史和社会言论进行谈判的敏感期 学校越是为孩子提供引导,救助机构越是对他们负责,这些脆弱的年轻人就越难走出来,因为一定的无序(至少没有刻板)能为创造力留有余地。如果说曾经村头的傻子如今换成了救助机构里的痴呆,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他们负责得太多了。可是“更多”不代表“更好”。保留一点社会距离恐怕是必要的,就像乱伦禁忌使人们有了必要的情感距离。 职业选择和伴侣选择这两个人生中最容易导致神经症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在青少年的敏感期完成的。我们人生中的这个铁环要求情感环境为我们组织起过去,才能将我们引导向由我们梦想组织的未来。在人生的这两个转弯时刻,为我们提供支撑和引导的是收容我们的环境。如果这个环境不重视学校,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年轻人往往倾向于就近选择职业(手工业或商业),重视强大的群体关系。如果这个环境重视抽象形式,年轻人的选择就更具有神经症的特质。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艺术和智力表现型职业,他们人生故事的含义也往往建立在家庭或社会清算之上:“贫穷让我苦透了,跟杂货店老板赊账太让人羞耻了,鞋子上的洞让我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嫁给了一个不愿低头的男人,我们共同战胜了贫穷。如今,我可以给我的外孙女买好看的鞋子。我女儿说我太夸张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她买最好看的鞋子。”向我讲述自己贫苦童年的这位女士一生都以一种病态的勇气致力于实现她报复般的梦想。她不仅在买漂亮鞋子上出手大方,还非常重视智识上和社会上的奇遇,把个人发展放在家庭关系之上。因此她的公司扩大经营范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去了美国,不顾与女儿和钟爱的外孙女天各一方。她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容许她远离爱的人,而由重视小圈子、重视情感上常来常往的环境塑造的孩子,是绝不会这样的。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策略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有人相信眼前,有人相信诗和远方。当下我们的文化鼓吹自我主义,强调所谓“社会成功”,而实际上这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成功。我们对牺牲的理解也不同了。在我们祖辈那里,这个词有着光荣的含义,意思是“为了全体的幸福而放弃自我”。如今它的词义已发生巨变,几乎成了“被诓骗”的意思。 我们文化中的另一个部分较为沉默,很少在我们公开的言论中表达出来,它的策略是偏重此时此地:成功可耻,金钱无德,称得上道德的只有地域的邻近和家族的团结。 决定了我们的人生选择的是少年期之前和之后的收容环境。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研究收容他们的救助机构的调性来预判这些受到过心理创伤的孩子的情感和社会未来。 1946年,大量“娃娃村”成立,用以收容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孩子。默热沃和维拉尔德朗因此收容了一千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在抵抗运动中表现英勇,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那些村庄里,有10%的儿童的父母被枪毙。德?克罗利(布鲁塞尔)、G.罗马内和伊夫?法尔热(里昂学区)因此建立了“孤儿城”,资金由美国和瑞士的基金提供。要是没有这间救助机构,这些患有脑病、经常出入疯人院的孩子大多都会死掉。当时的想法是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去救助无家可归、受伤往往很严重的儿童。但是成年人以大人的关注点去组织收容环境,忽略了孩子在乎的东西。在成年人看来,统一制服意味着“平等”和“整洁”;而对孩子来说,它代表“在所有人面前指出自己不如他人的那种耻辱”。蓝色的大斗篷、歪戴的贝雷帽和剃光的头将来自社会的鄙视引向这些儿童。然而五十年后,我见到了这些孩子中有复原力的几位,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因为穿过这些给人留下难以磨灭印记的衣服……更因为自己走出了困境而感到骄傲!事后回头看自己的过去,这些衣服的含义因为他们的社会成功而发生了改变。作为他们顺利发展的证据,它们所代表的“言论”也已经不一样了。 在当时的救助机构中,辅导员的另一个关注点是避免让这些贫穷儿童因住在征用过来的豪华宾馆而变质。沉浸在疗养宾馆明亮的环境中,在设备齐全的现代别墅里舒适生活,孩子难道不会先迷失方向,进而在进入现实生活时感到恼火?然而所有被收容的孩子当中,没有一个人记得奢华的房间、巨大的客厅和美丽的灯。这些都是成年人在乎的,在儿童眼里毫无意义,甚至无法变成回忆。 尽管辅导员对儿童有一些误解,但这不妨碍他们捍卫这些受保护的小孩的利益。疗养站的医生们起初反对建立这个村落,因为“穷人的孩子”会受到照顾,富裕阶级家庭中真正生病的小孩会被忽视,尽管他们的家长付了钱让他们进来疗养。是辅导员们捍卫了孩子们的利益,说这些小孩已经惊人地“恢复了语言能力[…]还发现他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决心战胜他们家庭因战争而积累起来的自然困难”。 其实我们可以把收容环境设想成对儿童的周遭具有组织作用的网或脉络。 七岁的米歇尔到达维拉尔德朗的一家收容所时连话都讲不出来。他不停摇晃,任何人试图靠近,他都会自残。但他在收容所的进步是迅速的。几个月后,他语言上的迟缓就被追赶回来了。他的即兴短剧能逗笑所有人,他还决心成为阿尔卑斯山猎步兵。别人告诉他说,他的父母被德国人枪毙了,他也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的死感到骄傲。直到有一天,一位高个子的美丽女士来看望他。她化了很浓的妆,身穿一件蓝色长裙,戴着一顶白色大檐帽,过分的考究与孩子们的贫穷形成了鲜明对比。孩子每天进行日常散步的时候,都要在雪里走几个小时。然而美国援助的鞋里只有轻便凉鞋,他们得光着脚穿。孩子们因冻脚而哭泣的时候,有人对他们说:“在山里走走比翻译拉丁文更锻炼人!”米歇尔的妈妈没死,她在里昂过得不错。临走时,她告诉米歇尔她不能带他走,说晚些时候她会回来看他。当天晚上,米歇尔的缄默症和自残倾向就又回来了。 进入收容所后,因父母英勇就义而悄悄感到骄傲的米歇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尊心,他已经开始编织自己的复原力。在这样一个有利的收容环境中,他已经开始正常发展。收容所里成年人们的论调是要对孩子们亲切,在大雪中锻炼他们,最后引导他们从事手工职业。尽管先前的缺失给他造成了损伤,让他以自我为中心摇摆,但米歇尔的内心世界已经复苏。然而他母亲简单的一次探访就改变了他赋予先前种种苦难的含义。他不再是英雄的儿子,这一次探访让他变成了一个被妓女抛弃的孩子。当天晚上,他的复原力便脱线了。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决定人的各种因素的效力是多么短暂。一个线圈编得好,有利于下一个线圈的编织,但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改变整块织物的质量。 当然,有些时刻是更为敏感的。生物性的学习过程在幼年期较为活跃。我们给所爱的人影响我们的能力,由社会言论阐明的一些情况或成为我们社会交往的支撑,或成为我们边缘化的道岔。拿着生物的、情感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线头,我们一辈子都在编织。 每场遇见都是一次转弯。这不是说我们能乱编一气,因为在遇到的那一刻,这已经是由我们的经历编成的一块布了,而且被我们编入的环境本身也是由它的故事、制度、传统和技术编成的。 职业选择和伴侣选择让我们明白了个体如何与其环境相结合,甚至内心世界都能因为遇见什么人而发生改变:坏学生也能全身心投入学校,只要他遇到一个好朋友,一个他可作为榜样的好学生,或者遇到一位女教师,用一个词、一句赞扬的话激活他某个深藏的心理机制。 当被遗弃儿童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走上犯罪道路的时候,这不意味着情感缺失就导致犯罪。这更说明因为反复强调“凡是没有家的孩子都是坏种”,社会建起了一些通道,将这些孩子的编织引向了犯罪。波哥大的儿童“这偷点,那摸点,他们靠抓汽车保险杠弄来的钱吃喝玩乐”,因为对他们来说,偷窃和玩乐是适应街头文化的最佳方式。不偷不闹的孩子没有办法在街上生存。 \\\\\\\\\\\\\\\"
目录
\\\\\\\\\\\\\\\"【目录】: 引言 我们以什么角度赞叹那些战胜苦难的儿童 当受伤儿童成为小说主题和科研对象 创伤的不均衡让我们相信历史不是宿命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已对不容置疑的损害做了充分说明。现在该去探究修复过程了 成功的防御只要几个逆喻作代价 受害者的解脱从不为行凶者开脱 第一章 意外之处见希望 令小孩印象深刻进而留在其记忆里的东西,在虚构过去的大人看来毫无意义可言 就像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只要母亲保持镇定孩子就有安全感一样,在“人体炸弹”事件中,受劫持儿童也被老师的游戏转移了注意力 五岁的小米歇尔之所以将自己被逮捕看作一件高兴的事,是因为在被关进德朗西集中营之前,他遭受了一段时间的情感隔离。而直至今日,深爱着自己母亲的雷娜特每晚都会回想起解放初被枪决的母亲的遗体 现实有多恐怖,梦境就有多鼓舞。无论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超人都是诗人 游历不代表游荡。清楚自己的来历不妨碍幻想自己的出身。不了解自己的过去,那就随意虚构一个 孤儿的记忆中,父母永远年轻。他们被迫独立,是自由的苦役犯,总是因在现实的荒漠中找到微不足道的宝藏而感到欣喜 流亡也是一所孤儿院。收容文化支持伤者时,别离之伤亦能愈合。对孩子来说,学校和工作成了修补父母所受之伤的幸福地 幸存者是英雄,却因“杀死”死亡而感到负疚 因耻于幸福而几近荒唐的时候,有复原力的儿童会向弱者伸出援手 当受人钦佩之复原力受阻于同样受人钦佩之团结。当亲人的死解放了自己的创造力,谁敢承认 极度创伤导致的迟钝往往没有潜伏性伤害留下的痕迹多。神话的冷暴力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比狂热的恨要大 要想转化恐惧,须要创建情绪得以宣泄的场所。重新社会化如果做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反而会突出伤口。而实际上,只要将伤害画出来、表现出来、讲成故事或变成积极的诉求,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伤口的转化 一名有魅力的园丁、一位启蒙大姐姐或一个政党都能改变痛苦的含义 不识虐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河中。在暴力被看作正常的教育方式的时代,虐待不会被思考 技术发明在夫妻关系的确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社会言论确立了儿童成长所遵循的规则 虐待:一个新概念 如何最有效地与有复原力的儿童擦肩而过 初见摆脱困境的人 直接观察的陷阱:结果美好不代表过程不痛苦 对那些称“障碍发生越早,影响越久”的人,我们的回应是:障碍发生越早,产生影响也越早;如果家庭和社会环境一直把障碍的故事挂在嘴边的话,影响也可能持久 情感上的脆弱可以转变成深情的力量,只要肯付出代价 职业选择和伴侣选择是最容易引起神经症的两个选择,但也是赋予我们人生主题的两个选择。然而每一场遇见都是一次转弯,是内心历史和社会言论进行谈判的敏感期 他人的目光具有塑造力 第二章 黑日之下无忧伤 “能讲出来的悲伤都不叫悲伤” 佐拉、希区柯克和弗洛伊德指出了文体准则 直接创伤会在大脑中留下痕迹,但它们是可逆的,而回忆讲述的都是周遭的故事 “讲述欲”让人不用“我”就能写出自传 当个人故事成为爱的宣言,听者或为之欣喜,或为之尴尬 就像有创伤后综合征或顺从于极权社会宣传的人一样,滥用记忆会将我们囚禁于过去 当记忆僵化了未来,当熟知过去的背后是极权纲领,证词便不再可能 要想获得种族主义者的幸福感,应避免换位思考,让自己服从于名叫“集体记忆”的神话故事 被他人情绪植入我们头脑中的个人记忆可被用来编社会剧 对美的需求太过迫切,证词因破除神话而破坏团结 社会故事的一致性十分重要,所有救助机构,即便是那些最慷慨、最必要的救助机构都会让那些证词令人难以置信的受害者们保持缄默 虚假回忆乐园 要是没有过去创伤的记忆,我们既不会幸福也不会不幸,因为我们会被当下彻底支配 蝴蝶效应加上叙事身份,让我们不得不讲故事 秘密是一种内心提纲,有着强大的情感力量。思想通过物理上的准—话语来传递 当秘密被掩饰,它还是会留下障碍让关系变坏。而当秘密被揭示,它要求的改变却叫人难以承受 当幽灵开战,还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它们的孩子会更加受创伤意象之苦 分享自己的不幸,无异于叫身边人替自己战斗 揭露秘密的效果取决于听的人,也取决于有秘密的人自己对倾吐的感受 伤者若想不自外于己,身边人要先让他的自我强化成为可能 我们弄错了病人。要想让伤者减轻痛苦,首先要治疗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的文化 创造力也许是痛苦的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痛苦是一切创造之母 像疯子一样梦想,以便填补缺失。不梦想,毋宁死 结论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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