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历史学堂）

本书是一部外国思想史作品。作者作为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德国思想史研究者，尝试以一种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关于日德战后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同态度的方方面面。尽管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思想看似相似，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细微差异，这既因为两国在近代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上的不同，也受到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作者从战胜国对二者的定罪处置、对战争责任理解、战后国家形态、战后两国所处的地域性周边环境等的不同入手，尤其侧重介绍两国知识分子思想以及其对国民影响力度的差异。作者介绍了德国战后社会从普遍性地抗拒反思，到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有了接受反思的土壤，再到政治家层面作出的明确表态，并希望日本社会能在理解这些历史脉络差异的基础上，也向德国更多学习和借鉴，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

仲正昌树，1963年生于广岛。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学博士。现为金泽大学法学部教授。专攻法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德国文学。因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经典而著称，著有多部大众学术畅销书。著作有《精讲！当代日本思想》《精讲！当代美国思想》《现在正是重读阿伦特的时候！》《超越黑格尔的黑格尔》《现代德国思想讲义》《导论》《马克思导论》等。

\\\\\\\\\\\\\\\"【精彩书摘】： ★突出强调环境的不同可能会被解读为在暗示“环境不同，所以没有参考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在给定的环境中，德国在为自身国家利益做出最佳选择的同时，也在“清算过去”方面获得了比日本更高的评价，那么这个选择模式从结果上来看就是合理的。即使它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只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习每个关键时刻决策背后的“德国式思维”便并非没有意义。 ★文明与野蛮表里一体，相互作用，逐渐升级——“启蒙辩证法”永远不会消解。因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人类本身在生理层面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主体”无法完全控制内在的欲望。尽管文明化的世界试图清洁环境、建立秩序，但为此必须对试图逃逸的个体进行严格管理。然而，过度的管理会导致丧失自由，抑制欲望满足，从而不清楚文明化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 ★在以反核、和平运动作为策略，试图获得国民支持的革新政党和进步知识分子之中，很少有人明确主张一般国民既是为政者无谋政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对亚洲各国造成伤害的加害者。如果明确指出那些在核爆和东京大空袭中死去的平民是对亚洲各国造成间接伤害的加害者，可能会有亵渎死者之嫌。将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从“战争责任”论的焦点中排除，形成这种倾向的内在机理在于，原本就不愿承认国家战争责任的保守派和不太愿意强调一般国民战争责任的革新派之间的暗中协作。 ★如果将国家元首，即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领导层置于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位置上，而将末端的一般国民视为错误战争的牺牲品的话，加害/受害关系应该是相对清晰的。然而，由于当时的政府将维护天皇制视为至高命题，无法轻易承认天皇是加害者、发动战争的责任者。故意不触及国家最终决策者天皇的战争责任，围绕战败责任讨论的框架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无法确定谁做了什么是有问题的。于是，政府的苦肉计是回避直接讨论“战争”本身的是非，而转入一种日本式的思维逻辑——“总之，大家都没做好，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因此，让我们大家一起反省吧”。 ★沿着追究一般国民战争责任的方向讨论，有可能被误解为与“一亿总忏悔”的内容相同，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进步知识分子矛头焦点往往会发生偏移，局限于指挥战争的——不包括天皇的——政治当权者。因此，一般国民与超国家主义之间的共犯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甚至出现了肯定一般国民处于受害者立场的风潮。结果，试图免除天皇（制度）责任的当权者的意图与与希望强调一般国民作为受害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意图形成了一种“新的共犯关系”，有效地将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限定在“内部”。 ★进入80年代以后，以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对于日本不承认对亚洲国家负有加害责任的态度，韩国、中国等国家的批判之声愈发强烈。这导致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的焦点也从“本国国民受到的伤害”转移到“对周边国家造成的伤害”，对于将广岛、长崎和奥斯威辛一同讨论的做法也变得更加谨慎。但是，如何在战争责任的语境中定位“一般日本国民”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不太清晰。在慰安妇和强制征用劳工问题上，对于战前日本对亚洲国家所犯罪行的谴责之声在日本左翼中逐渐增强，但像魏茨泽克的《荒野四十年》那样，对国民政治责任的明确定位尚未形成。 ★西德在国家建立之初便将断绝一切与纳粹主义相关的过去的传统设定为目标，因此，西德面临的问题与那些依靠过去的政治传统来建立的“正常国家”不同。正如前文所述，西德的国家建立与“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这样来理解，正是为了防止纳粹主义再度复活，封堵住可能成为纳粹源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才采用了“基本法”作为新的框架。\\\\\\\\\\\\\\\"

\\\\\\\\\\\\\\\"【目录】： 中文版序 李雪涛 序言 两种“战后” 第一章 两种“战争责任” “国际军事审判”是骗局吗？ 背负“违反人道罪”的德国 国家的责任与个人的责任 一亿总忏悔 受害者？加害者？ “普通的德国人”的加害者属性 第二章 关于“国家形态” “国家形态”是否发生了变化 被割裂的“国家形态” 通向民族主义的“特殊道路” 日本的“特殊道路” “历史学家之争”与身份认同 “宪法爱国主义”和“护宪和平” 后传统身份认同 不可能成为代理战争的“教科书问题” “战败后论”的“扭曲”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一切皆马克思主义” 文明与野蛮的连锁 “哲学”陷入“理性”的陷阱 丸山真男式的视点 1968年革命与分裂的左翼思想 沟通的理性与共同幻想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的状况 后现代主义的引入与批判性智慧 德国的后现代主义 批判理论的“原点”？ 在日本传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新学院派的表演 媒体理论与“知识分子”的黄昏 普遍性与故事之间 结语 德国与日本 与战后思想相关的主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