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人的日常时光

本书从甲骨文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入手，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深入了解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通过丰富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物以及典籍记载，作者将古代渔猎农耕、起居饮食、衣服住物、天文地理、战争祭祀等方面的内容娓娓道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时代。

许进雄，1941年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大中文研究所，1974年获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1977年起在该系任教。专精甲骨研究，1968年受聘于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整理馆藏商代甲骨文字。著有《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字小讲》《文物小讲》等书。

《床，原本是停尸用的》： 现代人普遍睡在床上，大概很少有人会探索，床到底最初为何而设。甲骨文的“宿”字作一人躺在草编的席上，“疾”字则作一人躺在有短脚的床上，表明三千多年前，人们对于席与床已有习惯性的各别用途。睡眠以席，卧病于床，一眼即明白其各自的意思，故依之以创字。 首先让我们来推测寝具发展的步骤。人们最先利用的无疑是地面或树枝，渐渐铺设东西于其上，以求舒适或不污秽衣服，最后才制作专用的寝具……汉代的丧制以生活的简陋程度来表示哀悼的深浅。寝具的规定，正反映了从铺干草发展到睡床的演进过程，铺干草之后的特定寝具大半是兽皮……到了人们发展农业，营定居生活，兽皮渐成难得的东西，就代以编织的草席。草席不能隔绝潮湿，虽然可用种种办法减轻地面的潮湿，总不若高出地面的床可隔绝潮气，故发展成寝卧于有支脚的床的习惯。 《诗经?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表明西周中晚期的贵族们已经常以床为睡眠的寝具。但《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表明其时许多人仍睡卧于地面。 古文献所提到的床，有时只指铺有寝具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睡眠的家具……当时于地面睡卧必甚平常，否则薳子冯在地下挖洞充冰以装重病的举动，必会引起视疾医生的怀疑而罹祸。 台湾以前的建筑是属于干栏式的，人们睡于高出地面的铺板上，当有人病危时，就得将病人从板床房移至正厅临时铺设的床上，称为搬铺或徙铺，认为在板床房上死，冥魂将被吊在半空中不能超度，而会前来骚扰亲人。要死在临时架设的床上才合礼的习惯，起码可以上溯到孔子的时代……这段记载反映曾子病危时要换床。至于《礼记?丧大记》则记载，人病甚时要废床，使之死在地面上，然后再迁尸返于床上，最后入殓于棺，虽习俗有异，但床都是为了停尸而设，目的不在隔绝潮湿，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信仰。《易经》剥卦：“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大概是借撤床脚而为停尸之板，病危将死的措施，以表示凶险之大。 生病并不一定会导致死亡，为什么商代的文字会反映一旦生了病，就要考虑丧事而让病人睡在床上呢？我想这与古代的医疗水平有关……因此一旦得病，就得作最坏的打算，把病人放到可以移动的板床上，搬到适当的地点，以备万一不幸时刻的来临，可以死得其所。但是西周以后，药物已发展到可延长病期，甚至有痊愈的时候，病人习惯于长期睡病床，本为寝尸而设的用具，渐被接受而成为日常的寝具。 为什么床被用为停尸的器具呢？笔者不禁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葬仪。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回到老家，由此投胎再回到人间，灵魂要随血才能逸出体外，流血而死才会心安理得，故发展有棒杀老人的习俗……担架是打算丢弃于山野的，它可能也兼作老弱者的寝具，一旦病危就以之搬运上山，终于演变成有短脚的床的形式。 人们一旦习惯于床上长期睡卧，不嫌其为丧具，采用为日常用具，床很快就成为室内的主要家具。床到汉代已发展成可坐卧、进食、书写、会客等多种用途的家具，很多家具摆设都围绕着床而设。到了隋唐时代，床的一部分功能为新引进的桌椅所取代，床又逐渐恢复为专供寝息的家具。 《有流血，才代表真正死亡》： 在广东和台湾，有些地方仍保存着“盖水被”与“点主”的丧葬仪式，现在恐怕很少人知道它们源自何种习俗，有多长的历史。所谓“水被”是一块五尺来长、二尺来宽的白布，在中央缝上一幅尺来宽的同长红布。在入殓之前，要先由孝子给尸体盖上水被，然后再轮由其他亲人执行。至于“点主”的风俗，则流行甚广，很多地方都还施行着：那是请一位有名望的人，在预先写有“王”字的神主牌上，用朱笔点上一点成“主”字，完成埋土前的仪式。这些特殊的葬俗，到底有什么意义？ 远古时代的人们不了解死与生之间的生理现象，也不明白怀孕的真正原因，见到人有生有死，就以为死后灵魂会回到老家的图腾，由之再投胎到人间来。 大概古人看到皮肤破裂会流血，流血过多会死亡，可能因此想到，要获得新生命就得让血破体而出，灵魂才会随着血液逸出体外。因此很多民族古时都认为不流血的自然死亡是不利的，因为灵魂得不到解放，就会导致真正的死灭，故很多人不怕死，只怕不得其法而死。 要达到使人流血而死的最简易方法应该是使用暴力，所以中国古时候也有把老人打死以便其超生的习俗……对古人来说，以一老弱病残之身躯，更换一新生健康的身体，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不止中国，其他民族也有棒杀老弱者的习俗……棒杀老人的现象可追溯到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往往有被击破的痕迹，以致考古学家认为那是人吃人的现象，或以为是为了增强个人的精神威力。但是，这些解释颇值得商榷。 在广西桂林甑皮岩一个七千年前的遗址，发现有十四具头骨，其中四具属于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明显的人为以利器杀害的致命伤痕……当文明程度提高时，觉得亲手杀死亲人未免残酷，就改把老弱者送到山野，让野兽去执行流血放魂的手续，等野兽把血肉吃完了，才捡回骨头加以埋葬……后来人们渐渐觉得把活生生的老人送去等死是一种不仁慈的行为，于是改变为死后才丢弃尸体，等野兽吃完肉后，才捡拾残骨加以埋葬。那时候还觉得，如果骨头没有被啃得干净，有残肉留着，就表示死者生前有罪，家人会大感不安。 在先秦，你需要知道的婚丧习俗这段记载反映的正是这种葬俗，以及葬俗改变的动机——不忍。虽然已发展到要把尸体殓藏于棺木，不受鸟兽的侵扰，然而要把尸体破坏，使其流血的观念是一时舍弃不了的。有些地区就采用变通的方法，把身体某部分切割下来，与躯体同穴埋藏，替代暴力的放血仪式。后来又不忍切割身体，就在胸前刻花，并撒上红色的粉末以代表血。此种习俗反映于甲骨文的“文”字作一人的胸部画有种种的花纹形，“文”本是对尸体的美化仪式，只有赞美已死的人才用“文”，如铜器铭文中的前文人、文考、文母、文祖、文妣等。有些地区于尸体下铺一块透雕的红漆木板，这可能是它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恻隐之心，葬俗才有了以上的演变。由于有必须流血才是正当的死法的观念，所以丧葬中以红色的东西代表血，就成了理所当然，也是世界各地普遍的现象……本文开头所说的水被和点主，反映的就是亲自杀死亲人的上古遗俗。有些地方的点主要用孝子中指的血去点红，把要将血自身上流出体外，以放纵灵魂的远古观念表现无遗，因血是液态的，故叫作水被。死的本来意思是经由死的终止，到达再生以重新加入社会，但是由于文明的观念，不但不杀老人，到汉代甚至演变成以玉匣殓尸，或以白泥膏、木炭等东西密封棺木，希望尸体长久不腐的葬俗，就大背古人原意了。 《文身，最初与死亡仪式有关》： 如果没有相当的理由，人们是不愿肉体忍受伤痛的。但是为了某些原因，尤其是爱美，很多人不但能忍受一时的痛苦，还能忍受永久性的伤残……在种种伤残身体以达美观的方法中，文身虽是现代少数人采取的措施，却普遍存在于各民族。 文身是指刺破皮肤，然后在创口敷用颜料，使身上带有永久性花纹的措施……刺纹的原因，现在最普遍的是为了美观，古时则还有以为可防病祛灾，或作为标明成年的身份、团员的资格等等。 证明一件事物的存在，要比了解一件事情发生的始末容易得多。在西洋，文身的习俗起码可追溯到四千年前埃及的木乃伊。中国没有制作干尸的习惯，皮肉无法保存数千年，故不能看出文身起于何时。但从文献记载的刑罚制度，可知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用刺墨之刑，则刺纹之起源当更早些。有以为六千多年前半坡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即为文身的表现。 历来解释文身的起源，或说源自水灾之后，大地只剩兄妹两人，为了不让人类灭绝，其中一人以黑炭涂脸，让对方在认不出其身份的情况下交配，终于能够繁衍子孙。有些地方则说为了工作的需要，入海捕鱼的人刺上鱼鳞花纹，可蒙蔽鱼鲛而不受到袭击，但在有些地方就可能与死亡的仪式有关。 商周时代于脸上刺墨是对人体构成伤害的最轻微的处罚……很可能在中国就以死亡仪式的刺纹，象征处死的刑罚，让罪犯从事生产。下面便是一件与文身有关的历史事件。 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父，有意让第三子季历继承其权位，因为季历的儿子昌很贤能。但是碍于有传位给长子的传统，心中郁郁不乐，此心事为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得知，为了成全父亲的愿望，《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一般的解释是，吴、越本是文身的民族，太伯与仲雍入境随俗，也断发文身成为野蛮人，所以不能回周继承权位，这种解释并不很合理……我猜想太伯与仲雍之所以文身，是要以周人死亡仪式来象征自己已不在人间，要周人不必再等待而立即拥立季历。因为二人分别对吴、越有教化之功，吴、越人民为了表示尊崇，也仿效他们在胸上刺纹，以致最终成为吴、越两地的特殊习俗。后人不知此历史事件反映周人于尸体刺纹的习俗，而周人大概后来也放弃此种习俗，人们才误会吴、越本是文身的民族。吴、越居处多湖泊，很多人以捕鱼为业，所以其习俗才附会起源于以文身避免鱼鲛攻击之说。 “文身”的“文”字在甲骨文作一人的胸部画有花纹的形状，“文”原来是一种对尸体美化的仪式，故才引申为文学、优雅等需要修饰的事物……古代文身的图案大致与台湾高山族的类似，都是几何图形。 尸体刺纹的源头大概可假设如下：远古有种信仰，认为要流血而死，灵魂才能随血出窍而重新投胎出生，因此人老了就得由亲人打死以放逸灵魂……后来又不忍分解尸体，就在死者的胸上刻花，并撒上红色的粉末以代表血。可惜古尸难有保存的，不能核证有无刻花，幸好还可以从文字中得到一些了解。 我想只有通过死亡的仪式，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太伯和仲雍断发文身以示不用，以及以刺墨为犯罪的标识。在一件战国时代的舞戈纹饰中，有一脚踏日月、手持道具的巫者，身上满布鳞片，可能就是文身的表现。巫可能以此死亡仪式表现其有异于常人、能与神灵交通的魔力。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孝经》里孔子的名言。汉代奉行儒教，汉文帝废肉刑，才取消刺墨之刑，一般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耻辱的象征施之于身。但是元末明初施耐庵于《水浒传》中描写九纹龙史进全身刺纹，也许是从外国传入的爱美新风俗，而不是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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