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多元社会中的正义

本书力图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对理想理论展开批判性探讨。作者指出，理想理论以单一理想为目标，追求正义与道德同质化的社会，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因为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与道德实践始终存在多样性。基于此，作者提出“多元开放社会”的概念，并为其道德基础进行辩护。在这种社会中，不同理想之间的分歧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反思自身正义观，同时通过不同道德视角的交流与互鉴，为共同道德框架的改进提供可能。

杰拉德·高斯（1952—2020） 美国哲学家，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亚利桑那大学任詹姆斯·E.罗杰斯哲学讲席教授一职，同时也是学术杂志《政治、哲学和经济》的创刊人之一。他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著有《多元社会中的正义》《开放社会及其复杂性》《公共理性秩序》等。

第五章 从堡垒出发 这就好像我完成了一次战略性撤退，回到了内心的堡垒，即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缩进了自己的躯壳内；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 ——以赛亚·伯林 第一节　叙述旅程 我们对理想理论的探究以确认在哪些条件下理想理论与道德改进理论存在内在差别为起点（第一章）。很少有人怀疑，政治哲学可以基于正义对社会秩序进行排列，但森指出，这并不需要确定理想正义的社会世界。我并未宣称已经为一种被合理描述为“理想”的理论确定了必要充分条件（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但我论证了一个充分条件，并且认为这个条件很有启发性：如果某个正义理论确定了正义判断的两个不同维度，它就必然会涉及理想正义的条件。这两个维度分别是，一个社会世界本身有多正义（“社会实现条件”），以及那个社会世界与理想正义的社会世界有多相似（“定向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类有趣的理论，在这类理论中，了解理想对于我们判断一种社会状态是否比另一种更正义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一种社会状态也许本身不那么正义，但却更接近理想；或者本身更正义，但是却更远离理想。 第二章进行了更严格的分析，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条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分析的关键在于“理想正义视角”。可以说，一个视角在形式上完整地确定了一种理想理论。它采用一组评价要素（例如自由、平等、应得），来评价各种社会世界，通过评价这些世界中与正义相关的特征，来确定这些世界到底有多正义。因为理想是必要的，所以一个视角还会判断不同社会世界的基本特征与理想有多相似，以及这些特征离理想有多远。对理想进行更形式化的思考，也就是构建理想理论的模型，真正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只有当确保正义问题“适度起伏”时，理想理论才是一项有用且与众不同的事业。如果各个特征的相似性与内在正义完全相关，就没必要参考理想了；如果它们完全不相关，问题就会变得混乱。不同的邻域刻画了这些适度起伏的图景，在这些邻域中，距离较近的社会世界的正义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世界相关，但在一定区域之外，其他社会世界的正义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世界并不相关。对我的分析重要的是“邻域限制”：与邻域之外的遥远的社会世界相比，我们更了解自己邻域内的社会世界的内在正义。我强调，什么在我们的邻域之内与什么是可行的（在实现我们的期望那个意义上“可行”）绝不是同一概念，但我们可以期望二者很好地关联在一起。假设理想不在我们当前的邻域内，我们便很容易弄错它是什么，以及它在哪里。当我们接近一个理想时，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更好的社会状态。 理想理论特有的本质是它使我们面临“选择”。在我们的邻域内，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可能的社会世界的正义，因此我们可以寻求局部最优解，即寻找我们邻域内最好的社会世界。如果局部最优解总是能让我们走在一条通向理想的道路上，那么理想就不是必要的了。森的持续改进模型足矣。如果理想是必要的，它有时就必须告诉我们正义的珠穆朗玛峰和局部最优解的方向不一致。因此，我们要进行“选择”。我们应该让自己所处的社会世界更接近理想，从而让它更远离我们邻域内最正义的社会世界吗？但我们并非十分了解理想，因为它位于我们的邻域之外。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修正方向，朝着理想前进，而不是让我们的世界去接近一个我们相当了解的正义世界呢？ 理想理论总是面临“选择”。然而，如果一种理想理论能够扩展它对正义图景的认识，它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理想。它仍然不得不做出“选择”，但至少会有一个更确定的理想目标。第三章致力于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近期其他领域的研究表明，多元视角对于解决起伏图景下的最优化问题来说非常有用。虽然我们发现，在某些方面，多样性可以增加对理想的认识，但我们也看到，随着多样性程度的提高，不同团队可以更好地探索整个图景，视角因此会分裂成多个相互竞争的理想理论。因此，我们不是在探索一个理想的不同视角，而是最终形成了关于这个理想的竞争理论。这些理论仍然可以在某些重要方面从彼此的探索中获益，但它们通常几乎不可能分享各自的洞见。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视角的探索中学到一些东西，有时候从别的视角中学习；有时候不同的视角会结合在一起，有时候又会分裂。结果会非常复杂，形成一个部分重叠、变化的“共和主义”道德探究共同体。 我已经论证了，开放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的视角可以探索、分享、辩论，当然也可以摒弃彼此的洞见，同时参与到其他具有合作性质的社会关系中。学习和洞见的本质是由视角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但我确信第二章和第三章证明了，束缚在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之中，会使得一个视角永远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理想、正义的本质，以及最优的图景。我认为，开放社会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框架，那些致力于探索共和主义的不同共同体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自行决定（由它们的视角来决定）向谁学习，借鉴和采用谁的观念，以及考虑谁的预测模型。 第四章的关键问题是多元视角是否可以认同一个共同的道德体系，及其伴随的道德问责实践。罗尔斯在很多地方都向我们展示了前进的路，即考虑到不同的正义视角，我们必须构建一个人为的，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公共社会世界。确保这样一个公共社会世界的关键在于放弃最优化立场，即认为只有被我的正义视角判定为最优的世界才是可以接受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遍及欧洲许多地方的宗教信徒都放弃了最优化立场。他们相信，自己与同胞构建的社会世界无法再现他们教派视角下的“神圣之城”。他们学着去做许多当代政治哲学家坚决主张却做不到的事情（即使不在生活中也在作品中这样坚持）：按照他们认为并非最好的正义规则追究自己的责任。 我已经论证了，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理论的一项任务是，表明这样一个公共的社会世界如何被建构起来，从而可以向最广泛的可能正义视角开放。每一个正义视角都和实现这样的社会世界有关，因为多元的视角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破短视，就算是复杂的视角也受制于此。然而，一个视角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公共社会世界，它没有充分表达这个视角的基本主张。一个视角可以参与的公共社会世界是有限的。我已经论证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提议是，开放社会特有的制度要最大限度地对多样性本身保持友好，同时还要认可构成它的不同视角。我遵循伯林和罗尔斯的观点，承认开放社会的社会空间存在界限。有些视角相信，它们不能从别的视角那里学到什么，并将它们目前的正义视角当作可以达到的最佳视角。开放社会对它们没有吸引力，因此它们很容易采取不妥协的最优化立场，退却到由他们的视角确定的权利、善和神圣的虚幻的确定性之中。 我已经论证了，一个开放社会必须平衡稳定和变化。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共社会世界才能真正向多样性开放。如果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随着新视角进入和离开我们的公共世界而不断变化，这里的居民就会对开放的结果特别没把握。如果公共秩序的现有成员对他们未来关系的基础没有确定的预期，他们就容易认为，不同人和不同理念的引入潜在地威胁着他们的计划，即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但开放社会并不是静态的，一旦陷入目前的协调均衡，就永远无法做出更好的安排。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条件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那么鼓励探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关于我们公共社会世界的辩护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个公共社会世界内部的空间为了合格集合中的新均衡而发生运动，这使我们朝着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向移动，这样的移动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改进。通过这种方式，不同视角对更大正义的信念就可以催生新的道德体系。

前言 第一章 理想的诱惑：为寻求正义定向 第二章 难以捉摸的理想：单一视角的探索 第三章 破碎的理想：不同视角的探索 第四章 非理想：开放社会 第五章 从堡垒出发 附录A 测量相似性 附录B 预测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