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

本书讲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从19世纪晚期的起源到20世纪中期灾难性毁灭的历史。作者以时间为轴线，详细阐述了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的兴起及其夺权路径，以及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将德国引向战争直至最终毁灭的过程。在历史性讲述的基础上，作者不仅讨论了纳粹主义的神奇魔力、纳粹德国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而且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与大屠杀相关的诸多难题和德国人的认罪困境，由此提升了本书的历史高度，将读者引向了更高层次的有关人类问题的思考。

\"克劳斯·P.费舍尔（ Klaus P. Fischer） 1942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文化与观念史学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阿兰汉考克学院。著有《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历史与预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 \"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犹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也拥有为现在创造条件的过去。每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过去的行为和遗传特性的总和。当我们仔细追寻塑造一个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了解它过去的状态，并绘制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根据这一观点，对过去事件的了解是对未来事件把握的关键。在时空中发生的人类事件并非莫名其妙，并非无法预计，并非和过去的行为方式毫无关联。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从空中落到德国的，战后的犬儒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充满绝望情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希特勒和他发起的纳粹运动，是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三种谬误： 一是“后发生的某件事必然是先发生的某件事的后果”的分析所引发的谬误；二是无限的原因追溯所产生的危险；三是强加历史进程决定论的解释。 第一个谬误涉及用不恰当的原因去解释某些结果的发生。 在希特勒之前发生的事，并非必然是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个谬误是无限的原因追溯， 它总是引导我们去相信——假如我们接受的话——希特勒是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产物。人们会认识到这种谬误，因为特殊事件的原因总数总是有限的，否则历史上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假如希特勒所发起的运动的原因是无限的， 我们就会依然等待着它的发生。 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必然是有限的，它被限制在可以被控制的、被圈定范围的历史空间当中。把发生在 20 世纪30 年代希特勒发起的运动，作为整个德国历史的产物加以分析，是徒劳无益的。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的历史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彼此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个谬误涉及决定论信仰， 即事件的发生是由某种预先设定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谬误是一种危险倾向的结果，它以目的论的观念看待世俗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内在的心理、政治或者经济环境不可更改的表现。目的论者可能把他们的解释置于超验的原则之上，谈论着必然性和最终目的，但是，历史学家涉及的却是多样的、多变的且经常是没有关联的事件，他们从不肯定地谈论过去和未来。他们对过去的记录是记忆的画面，富有想象性，但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科学重建。某事发生的事实，不是它必然发生或再次发生的逻辑证据。确实，有些事件是以清晰可知的方式再次发生的， 它们使我们可以以适度的可能性去回溯过去并预言未来。同时，偶然的事情是众多的，事实在数量上又是无限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无所不知，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定的理解。希特勒碰巧出现在德国有许多充分理由，但是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不应该走上权力的顶峰。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关注于什么是实际发生的，而不是什么是可能发生的。说明某种事件没有发生的理由，和对某种事件发生的解释可能是毫不相干的。 要理解纳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追溯希特勒在 1933 年掌权时达到顶峰的真正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特别重要的工作是要从较大的历史视角去审视所谓的纳粹革命。换句话说，必须提出以下的疑问： 到底是什么使纳粹运动成为一个独特的欧洲现象？ 又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德国事件？进一步而言，希特勒给先前存在的各种力量带来了什么，从而使纳粹运动在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 我们企图提出更广泛的历史课题，它们涉及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作用。 本书的观点是： 国家社会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右翼的变种， 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对应物。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极权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观念上的类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事实上，德国远没有做到极权主义，但这并没有使对这个词的使用及我们的主要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公民生活的完全控制——失去有效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比其他许多概念更好地捕捉到了一些 20 世纪运动的本质。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因植根于 1871至 1933 年， 这是德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分裂的时期。它包括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及其后果（君主政体的崩溃、革命、《凡尔赛和约》、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还包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民主的不幸体验、大萧条、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在这萌芽状态的六十年，德国社会承受了一系列暴乱性的分裂。在 1933 年，爆发点终于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德国对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集团压力状况的回应。当然，其他国家在战后也受到混乱状况的困扰，但是，它们没有求助于极权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去对付社会经济问题。是什么造成德国的与众不同？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转向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 它们没能将传统的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整合起来。例如，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或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在英国或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冲突，迫使传统的体制更为成功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另外，德国和意大利在 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在两个国家努力克服认同的心理问题的同时，强有力的工业变化腐蚀了古老的传统和制度， 而这些传统和制度都需要用来作为未来稳定的基础。 现代所有的极权主义运动必须在巨大的人口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些变化都是 18 世纪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结果。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自问道： 飞速增长和永不安宁的人口如何才能得到控制， 并使它们处于欧洲文化的传统轨道之中。 从 1776 至 1848 年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权力至上论”是建立在民主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然而，民主的传统存在着两个变种——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 前者体现了洛克式清教徒意识的个人主义前提，后者体现了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公共强制的观点。自由主义和它的各种变种后来发展成英美思想风格，着重强调代议制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时，集体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它们要求私有财产的废除、对物品的公共所有权和“真正的”平等。然而，两个运动都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都沾染了世俗的、反宗教的色彩，认为人可以通过经济的富裕和对幸福的追求实现自我。好的生活被视为拥有物品的生活，民主的两个分支只是在可能获得好的生活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区别。 自由主义的传统偏爱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途径，集体主义的传统则维护资源和所有权的公共组织，把它作为实施公共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然而，民主途径的实施没有抵制住专制君主传统，这些传统依然十分强盛，使民主的两种方式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例如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以及一些南部欧洲的国家，正在兴起的民主模式经常受到保守的封建政权的制止。在这些较不发达的、依然是半封建的社会中，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被认为是不太可恶的，因为它强调了普遍意志，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能够与传统君主观点相调和。也就是说，在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中，潜藏着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有救世主的政治冲动，它来自替代性的宗教狂热，它认为政治是救赎性的；有政治的公共模式，它坚持个人必须服从公共的利益。在 19 世纪后半叶， 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受到了三大强有力的潮流的影响，它们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 18 世纪，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色彩的，它是宽宏大量的浪漫主义观点，尊重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贡献，偏爱每个民族在政治独立和宪政背景中的发展。然而，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民族主义从以民族骄傲的态度转变成近似宗教的、末世的运动。它激励了极为不同的激情，并以疯狂的兴奋和沸腾的冲动控制了所有的民众。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政治家们激发了民族主义，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作为一种征服和屈从的烟幕。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的表现，这种秩序为政治和经济的扩张成功地调动一个民族。在 19 世纪，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成分是商业中产阶级。 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无限扩张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共生共存的。资本主义以富有活力的经济为前提，但是，市场并非可以无限伸展，它们或迟或早地会在增长内在障碍的冲击下收缩起来，这些障碍包括竞争、生产过剩、原材料短缺及缺乏购买力。当国内市场在 19 世纪末期开始萎缩， 资本家们瞄准了他们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同时转向对财物和利润的海外扩张。早期的殖民主义依赖于“现金和运输”，欧洲的商人们以此为基础从殖民地的民众那里获取财物；与这样的情况相反，新帝国主义（1870—1914）则卷入了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开发。按照比较实际的说法，这意味着在海外的冒险中投入大量的资本，并建立生产和交易的设施，如矿井、工厂、码头、仓库、提炼厂、铁路、汽渡和银行。甚至，因为用来有效运作这些任务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依然超出了当地民众的能力，所以输出专家是必要的。这些技术管理者深入遥远甚至荒凉的地区，为了使这种牺牲多少显得正当，他们希望在国外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坚持要建造富丽堂皇的住宅、度假俱乐部和豪华的办公室。 要获得白人殖民精英富裕的、有时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代价是不菲的，它需要无耻地剥削当地的民众。欧洲国家将阶级体制引入殖民地，而这些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作为不公正和压迫早就被废弃了。反之，这种“合法化的不平等”又被宣传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所确认。在许多事例中，这些公然压迫当地民众的企图，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殊死反抗，使殖民主义者自食其果。因此，经济控制必然导致国内政府的政治控制——国旗随着贸易走。 这就是为何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领土扩张或海上扩张通常都牵涉到民族国家。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控制殖民地所得所必需的大范围资源调动是绝无可能的。 帝国主义赋予极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帝国主义加强了侵略的习性，并且鼓励了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刺激了国内和国外民族和种族的冲突；鼓励了在帝国主义精英当中存在的救世主思想，这种思想使傲慢的当权者的习性再次得到了活力；将来自迫害“贱民”的残酷而冷漠的心态注入欧洲的社会结构当中；导致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危险的外交纠纷的关系网络。在 19 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激励了海外的征服，而且引起了国内种族集团之间的部落仇恨。这些部落冲突通过激增的种族运动表现出来，其 中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泛盎格鲁 - 撒克逊主义、泛德意志主义、泛西班牙主义。这些强烈恐惧外国人的集团的目标是提高种族优越的感情， 在母国和生活于领土管辖权之外的分散的种族集团之间建立更为坚固的纽带。 因为欧洲大陆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种族集团混乱的大杂烩， 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德国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德国当中，或者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斯拉夫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声称它的一些侨民居住在其他国家，同样，每一个国家也都有成群的外国人居住在它的国境内。 最尖锐的种族冲突存在于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特别是在自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漫长、宽阔的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相互的征服已经使这些地区四分五裂成多民族、 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乱地区。 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国，并且在统治精英中复活了帝国主义的梦想。另一个潜在的影响是，种族冲突鼓励了种族主义。 在 19 世纪， 种族主义也从个人甚至社会的偏见演变成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掌握解开世界历史的万能钥匙。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是历史决定论在末世论意义上的对应物， 因为两者都宣称拥有对历史进程的最终解释。种族主义在赞美其部落的种族优势时，又引证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化论据。 因为 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达尔文的生物学在知识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魔幻般的术语——自然选择、遗传、为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先入为主地控制了公共话题。潮水般的印刷品热衷于种族特性、种族行为和种族孕育，从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 种族话题沦落到科学动物饲养的水平。杰弗里·菲尔德在研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福音传道者——的时候，捕捉到了这一强烈的种族意识时代的情绪，他写道：“许多研究者，抓住复杂的测径器、测骨器、测肺活量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测量而非解剖的仪器，在荒郊野外四处搜寻，称头颅的重量，检查各种骨骼，给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色素逐一分级，测量鼻子、耳朵、头和其他身体结构的特性。从积累的资料中，制造出大量种族分类学的数据。” 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要求知道谁是最适合生存的，为什么是最适合生存的。始终如一的种族优越论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的结论： 皮肤的颜色是生物优越性，因此也是社会优越性的决定因素。因此，需要详尽地阐述什么是最强的民族（最适合生存的民族）和最弱的民族（最不适合生存的民族）的种族特性，并依靠比较人类学或生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哪些特性促进了生存，哪些没有。普遍的共识是： 为了生存，竞争、勇敢、无畏和其他自信的特性被制造出来；同时，虚弱、妥协、和平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被动的特性，则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所不希望的。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开拓先锋。他确信，在塑造人的个性方面，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并且他呼吁国家一致努力去控制遗传。他相信，依靠合适的优生方法，孕育优等的人种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鼓励最适合生存的人生育，同时鼓励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有病的人不要生育，必要时可采取绝育手术。高尔顿的好友卡尔·皮尔森把国家描述成一个人的肌体，他警告说：除非国家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否则它就无法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在制造分裂，必须有力地连根拔除。皮尔森相信最好的同质整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为公共的利益与其他的人合作，而不考虑地位或等级。皮尔森视社会主义为国家强大的本能，他对国家的讴歌使他赢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头衔。在对种族特性和种族改良的痴迷上，高尔顿和皮尔森不是孤立的。一大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相类似的行为科学家忙于给种族分类定级，详尽地描述种族的形态，对白种人的未来发表有分量的断言。有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勒庞（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瓦谢·德·拉普热、安德斯·雷丘斯和一大群轻量级的理论家，以一些种族的特性为基础，从事着对种族的分类定级。 对于所有这些种族理论家来说， 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家是阿蒂尔·德·戈比诺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伯爵，经常被视为19 世纪白种人或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鼻祖，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同张伯伦的《19 世纪的基础》一道被认为是 20 世纪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著作。这位伯爵的文章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得到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企图用种族的观念解释文明兴衰的大胆尝试。 正如马克思突出了经济的因素，把它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结构一样，戈比诺聚焦于种族的特性，把它作为历史事件主要的决定因素。 作为一个学术上有坚定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动倾向的人，他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渴望着更为令人激动的、英雄时代的复活。然而，他绝不是急切和冲动的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深深困扰于文化之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留下了经过精雕细琢、涉及面甚广、多达四十卷的著作，其中包括政治论文、小说、游记、东方研究及书信。另外，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人，一个谈笑风生的交谈者，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在 1849 年当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秘书，被委任前往瑞士、德国、波斯、希腊、纽芬兰、巴西和瑞典从事各种各样的外交工作。\\\"

\\\"上 部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德国背景 第二章 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心理创伤，1919—1923 第二帝国的终结 处于革命骚乱中的德国 魏玛和凡尔赛 政治混乱、暴动和金钱的终结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的祖先 童年时代的人格定型 青春期的幻想 无家可归的局外人，1908—1913 希特勒在慕尼黑，1913—1914 战争拯救了希特勒，1914—1918 观念的诞生 小结 第四章 纳粹党的兴起，1919—1923 从红色革命到白色反革命，1918—1919 纳粹党的起源和成长 党的成员、财政和准军事组织 第五章 啤酒屋政变及其后果 1923年11月8日—9日希特勒政变 对希特勒的审判 兰德斯堡和《我的奋斗》 纳粹党的分裂 第六章 政治荒野的年月，1924—1929 魏玛共和国破裂 希特勒重建纳粹党，1924—1929 扬格计划和大萧条的来临 第七章 纳粹党掌权 议会民主的崩溃 纳粹党的崛起和布吕宁的终结 巴本和施莱歇时期 致命的拥抱：保守主义精英选择了希特勒 结论 谁支持了希特勒？ 下 部 第八章 权力的稳固，1933—1934 纳粹党对政府的攻击 一体化的方法和工具 蜂鸟行动：清洗罗姆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种族国家 元首和元首原则 纳粹党 国家体制 国中之国：党卫队 第十章 纳粹德国的生活 大众诱惑的美学和心理学 青年和教育 妇女和家庭 宗教和教会 纳粹统治下的文化状况 经济和劳动力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第十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1933—1939 两次大战之间的强国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里宾特洛甫和新纳粹外交政策 穿过危险区，1933—1937 吞并奥地利 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绥靖 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 最后的危机：波兰 第十二章 闪电战：德国权力的扩张，1939—1941 战争心理和战争能力 闪电战和胶着战：1939年9月1日—1940年5月10日 针对西方的战争 英国之战 地中海战场：巴尔干和北非，1940—1941 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第十三章 欧洲新纳粹种族主义秩序 纳粹对大陆的占领 纳粹的罪行 大屠杀的前奏：东部的种族灭绝政策 大屠杀 第十四章 纳粹德国的战败，1942—1945 命运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格勒” 进入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灭亡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失败 纳粹在海上、空中和实验室里的失败 对德国的包围：从D日诺曼底到“突出部战役” 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1945年1月—5月 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 结论 德国罪行问题 纳粹德国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