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企鹅·鹈鹕丛书)

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会有哪些影响？ 教育是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改善生活的？ 为什么许多人都滞留在与他们的父母相同的社会阶层？ 当人们的社会阶层固化在底层或顶层时，社会流动性的缺乏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落在后面的人无法施展才华，精英阶层也越来越脱离社会，他们对那些有利于改善社会其他阶层的事务漠不关心。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本书分析了多年来英国社会流动性变化的前沿研究，中小学与大学在创造更公平的未来方面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社会跃迁机会的关键原因。通过这本书，我们将更清楚地了解有哪些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方法，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塑造自身的未来。

李？埃利奥特？梅杰（Lee Elliot Major） 萨顿信托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该基金会通过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研究和政策倡导,促进英国的社会流动性。 斯蒂芬？梅钦（Stephen Machin）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兼经济绩效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上不乏声称自己可以解决英国低社会流动性问题的人，然而支持他们主张的证据的数量可能与观点的强烈程度成反比。深挖一些，这些主张就土崩瓦解。 证据表明，没有一种“万能药”能神奇地提高社会流动性。 生活并没有那么简单。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教育平等，这些是向弱势群体开放机会的必要手段。但单凭其中的哪一项都不足以打赢这场仗。提高社会流动性——无论是在顶层还是底层——需要在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努力。指引前路需要的是谨慎的平衡而非极端措施。 减少极端不平等 生活资源的日益分化对许多英国人造成了伤害。我们身处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挣的钱多少，还体现在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的态度和我们持有的政治信仰方面。我们不妨承认，我们已经分裂成不同的群体。英国已成为一个在经济、地理和政治上都分裂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呢？不要再一心想着爬上收入阶梯，转而去努力缩小各个梯级间的差距怎么样？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缩小清洁工和首席执行官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能复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流动性。我们的社会精英将不再那么害怕从人生阶梯上跌落。损失的东西会变少。 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收入不平等对社会和经济都有好处：它增强了激励机制，为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改善生活的人提供了公正的奖励。鲍里斯?约翰逊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流动性的“玉米片盒子”模型，他认为试图消除不平等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推动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的宝贵动力。 约翰逊认为，只要社会（或者说“玉米片”）的流动性保持在健康水平，贫富差距就应该被容忍：“有太多的‘玉米片’没有得到足够好的机会去努力奋斗，爬上顶峰。20 世纪60 年代，我们好好地把这个盒子摇了摇；20 世纪80 年代，撒切尔夫人又用力摇了它一次。” 约翰逊为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所做的辩护，突显了讨论社会平等时的问题：每一个支持者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热情（且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数百年来，关于是追求结果平等还是机会平等的辩论已使政治观点两极分化。它甚至可以分裂大臣级别的兄弟姐妹。2017 年，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乔?约翰逊（鲍里斯?约翰逊的弟弟）史无前例地对大学校长进行了抨击，指责他们拿着不合理的高薪，赚得盆满钵满。至少对一个约翰逊来说，不平等是有限度的。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提高富人的税率可能是一场赌博： 如果富人离开英国到别处缴纳更少的税，这将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不会更多，只会更少。然而，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巴尔?扬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精英非但没有逃避更高的税收，反而出人意料地不愿离开家乡。扬发现，《福布斯》杂志列出的全球最富有的人中，84% 仍然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大多数亿万富翁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或者他们职业生涯的起始地。只有5% 的人在发财后移居国外。像理查德?布兰森这样移居海外避税港的著名亿万富翁只是少数例外，而非常规。 “英国精英生活在英国，中国精英生活在中国，美国精英生活在美国。”扬如是说道。相比移居他乡，全球的金融精英更有可能魂归故土。扬分析了美国4 500 万份纳税申报单后发现，美国百万富翁搬离家乡的可能性只有最贫困居民的一半。对富人来说，家庭和社会根源比财政储蓄更重要。富人扮演的是“根深蒂固的精英”，而不是“昙花一现的百万富翁”。 然而，对于支持将税金再分配给穷人的人来说，这仍然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家庭如何配置资源是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推动孩子发展的关键。这种紧张关系是社会福利辩论的核心，即对最弱势群体的保护有可能会遏制他们的生活进步，并阻碍他们向上流动。一些人认为，这些不工作、靠着社会福利生活的动机虽非故意，却导致业已无甚流动性的底层阶级与其他人群的联系日益减弱。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你花了什么，而是你怎么花。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突显了一些国家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双向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很大可能是从更高不平等性向更低流动性过渡。孩子小的时候经历的极端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更大的机会不平等。由少数特权人士组成的精英阶层不太会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这些政策会有更大的机会往上爬，并在社会上层将他们取而代之。 13 岁以下搬到不平等程度较低地区的美国儿童身上发生的转变与全球各处的证据相呼应，这些证据表明，早期生活中经历的不平等与后来的发展机会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拉杰?柴提在分析了美国“搬向机遇”实验的数据后发现，那些早年间搬到平等性更高地区的儿童拥有更高的社会流动性。与留守儿童相比，搬家的孩子更有可能上大学，并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更高的收入。长时间处于平等环境中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有关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文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儿童之所以贫困，不仅仅因为缺乏基本的物质条件——金钱可以买到食物和栖身之所——还因为缺乏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充满滋养的家庭环境，以及在当地社区缺乏有体面工作的成人做榜样。学前教育差距在儿童发展方面的体现很明显。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四岁时，儿童累计听到的单词数会出现3 000 万个单词的差距：来自专业性职业家庭的孩子会听到4 500 万个单词，来自工薪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 600 万个单词，而依靠福利救济的孩子只会听到1 300 万个单词。英国超然的精英们很难理解在轨道的另一边长大意味着什么。 不平等的毁灭之手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成长期，对青年时期开始产生影响，而那时潜在的才能仍然可以被发现。劳动者所在的环境对他们爬上职业阶梯的机会有着深远影响。一代人以前，跨国公司中的员工，哪怕只是地位低下的清洁工，只要工作足够努力，也有机会接受培训并晋升。现在他们受雇于外部服务商，签的是短期合同，几乎没有什么权利，被牢牢困在机会天花板之下。此外，兼职学习的成年学生正在迅速减少。不平等阻碍了那些人拥有社会流动的二次机会。 关于不平等的关键性辩论是，在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两种标准下，当前的不平等水平是损害还是鼓励了社会流动性。有证据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些位于阶梯上较低梯级的人，眼看着向上爬的路如此陡峭而崎岖，宁愿往下跳也不愿往上爬。 国际比较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过高时，收入较低的家庭在教育、技能或“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就会减少。他们在基本的计算能力和读写能力方面会进一步落后于富裕家庭。令人毫不意外的是，这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大量的人才被浪费了。 英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过高，与辍学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比非大学毕业生高出近60%，其大学生溢价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两倍。“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挣得比别人多太多，这不仅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也向富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应该使用额外的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强力投资。”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可拉克如此主张，“改进税收制度是一举两得，不仅减少了当下的不平等，还可以在当前这代人中实现收入平衡，减轻下一代面临的差异。” 有证据表明，政府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例如，提高遗产税并堵住税收漏洞，好让超级富豪无法由此巩固特权。年收入3万英镑的教师要比每年从全球投资中获得3 亿英镑的亿万富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款，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正如许多富有的慈善家所说的那样，不劳而获的财富会削弱子女就业的积极性。更高的遗产税将迫使许多家庭出售昂贵的房产，使其他人得以登上房产阶梯——对伦敦等地的富人以外的其他人来说，那里原本是禁区。由此产生外收入则可用于支付主要公共部门员工的工资。 一条务实的前进道路是限制收入过高和财富不平等，以期改善社会流动性。面对不断下降的绝对流动性，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提及这种观点，尽管这绝不是一个新观点。很久以前，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在其20 世纪30 年代的著作《平等》（Equality）中称，创造机会“不仅取决于开放的道路，还取决于平等的起点”。我们需要将粘在盒子底部的“玉米片”拿起来，并以不同的方式摇晃盒子。就限制不平等的破坏程度达成一致也许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提高较低的工资，并堵住富人享有的许多税收漏洞，包括海外的避税港。它可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或许还能解决“英国的生产率难题”。 经济增长为大家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显而易见的“万能药”：自救，以摆脱困境。如果我们能促进经济增长，就不需要担心不平等，至少这种观点是这样认为的。随着经济蛋糕整体变得更大，每个人享受的蛋糕份额也将越来越大。我们将重现“二战”后绝对流动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些人认为，不断扩张的经济创造好工作，而这些好工作驱动了社会流动性。 这就是“顶层空间”（room at the top）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重要的是工作领域的需求，而不是满足需求的教育人才的供应。 大多数政治家更愿意集中精力提高绝对流动性。所有在沙漠商队中的旅行者都比他们的祖先前进得更快，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个世界更受欢迎呢？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担任首相时，将其比作一场“国家圣战”（national crusade）。该计划建立在重振英国萎靡不振的经济这件（并不）小的事上。 这一计划的缺陷在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群体是较富裕的阶层。有证据表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率和工资中位数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而最近一段时间里，工资中位数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劳伦斯?卡茨和艾伦?克鲁格对美国绝对流动性下降进行解构后得出结论：“加速的增长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恢复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证据表明，为了提高收入流动性，政策制定者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上。” 1940 年出生的美国孩子中有九成在未来的收入高于他们的父母；但20 世纪80 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中，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经济学家们估计，绝对流动性水平下降的原因有四分之三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四分之一在于经济增长放缓。所有指标都指出，英国的前景同样暗淡。 在21 世纪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美国和英国新兴的工业模式是公司直接雇佣精英大学毕业生作为核心工作人员，并将低层次的工作外包给临时机构和其他承包商。对于全球高管和私人股权所有者而言，这条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显而易见：投资于人才，并外包基本工作。但是这造成了一个双层的不公体系，即一部分人追求无缝职业发展的“皇家路线”，另一部分人则被困在没有未来的死胡同里，没有稳定的工作。卡茨说：“过去，各种不同教育经历和收入水平的人都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然而，对于今天的大公司来说，比如苹果和高盛，它们则倾向于直接雇佣大学毕业生和精英。” “二战”后的几年里，在社会商队掉队的旅人至少可以安慰自己，与前几代人相比，生活变得更好了，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没那么重要。21 世纪的年轻人则不剩什么运气了。他们不仅不太可能超越别人，而且比他们的先辈们走得更慢。涨潮和“涓滴效应”只是来自另一千禧年的毫无意义的承诺。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所有的人才，并有针对性地为最低收入者争取上升的可能。提高社会流动性或许是解决这个国家生产率难题的一条途径。

引言 两个大卫 第一部分 社会流动性和不平等 第一章 流动性和不平等 第二章 涨落的经济大潮 第三章 绘制流动性 第二部分 社会流动性和教育 第四章 不断升级的教育军备竞赛 第五章 教育中迷失的灵魂 第六章 接受私人教育的大不列颠精英 第三部分 增强社会流动性 第七章 前路漫漫 第八章 再思工作与教育：改善绝对流动性 第九章 揭秘精英：改善相对流动性 图表目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