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全书共分为三辑，上编 “文艺学反思”，反思的对象既包括文艺学教材重建的方法论，也包括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性质的演变，还包括文艺学的本土化建设与未来展望，乃至于作为一个学科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一个古老文化谋求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其成长发育并无速成的道理，它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依赖于知识阶层的观念渐变，依赖于教育体制的深度改革，或者毋宁更彻底地说，依赖于整个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为一国之学术文化无非是对一国国民的智慧结晶。 中编以郁达夫的《沉沦》、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刘海粟“模特儿”事件、鲁迅的《伤逝》为研究对象，对文学、艺术事件和思想实验进行阐释。事件是普遍性元素借以集中释放的观察通孔，另一方面，审美现代性这样的貌似抽象的观念不在别处，就在这一类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吐绽和闪现。 下编访谈回归文学现场，对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集中展现了作者与同时代学者的朴质的梦想：我们需要一个漫长的革命，我们现在做的是为后人搭梯子或铺路的工作，进行学术资源的积累，把西方理论中国化，是我们需要长期做的事情。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称号。出版《文学与权力》等多部著作，亦有随笔集《天花乱坠》《兄弟在美国的日子》行世。

中国对西方人文学科欲迎还拒、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为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都可能堪称一大奇观。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前张之洞定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战略，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依然具有文化实践的有效性。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所热切欢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后者已经大获全胜：我们不仅不再将科学技术目之为役心损德的奇技淫巧或异端邪术，而且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它原本是西学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将它自然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西方人文学科却始终没有获得此一待遇。这一指涉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与价值、传统、经验、历史和社会形态等相关，作为某种借以奠基民族认同的核心精神内容，在对它的取舍上我们始终逡巡迟疑，心存疑虑。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然大有好转，但对西学的抵触情绪并未销声匿迹。这既表现在“全盘西化”的口号在主流话语中始终沦为一种激进、边缘、甚至简单浅薄的呐喊，也表现在学界对“食洋不化”“西学教条主义”的排击上。 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情势视为一种与西方刻意保持距离的民族无意识。日本学者竹内好也许会将这样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具体化为“东洋的反抗”，他是通过熟读鲁迅才敏锐地体悟出这样的倾向的。竹内好如是说：“奴才拒绝自己成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竹内好指出，这样的态度与日本文化的性质是迥然有异的。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欧洲产生了劣等意识，其反应是竭力追赶。这反而体现了其内在的奴才意识：“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摆脱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 竹内好将主张不读中国古书、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视为“东洋的反抗”的杰出代表，乍看起来颇为吊诡，但其实，鲁迅逝世后被披上“民族魂”的旗帜，则说明了他的双重拒绝立场赢得了国人的广泛理解和尊重。学习西方，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变成黄皮肤的西方人，而是建构自身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我们假如能够接受有价值的西方文化成就，我们不仅不会丧失文化创造的民族自信力，反而还由于得到良好的精神营养得以更为茁壮地成长。关于这一点，并不是我想要讨论的重点。我想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鲁迅的绝望的反抗，还是国人对西学的踌躇难决，虽然采取的具体策略或许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是我们都拒绝成为欧美人。在我看来，竹内好所发现的所谓“东洋的抵抗”，其根本性质是政治学的，而不是知识论的。从另一个层次上来说，与鲁迅相反，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学的抵触情绪，来源于丧失民族赖以实现自我确认的文化身份。这样的政治焦虑在“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中最为凸显。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经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页。改朝换代的亡国仅仅事关一家一姓的衰荣，与此迥然有异，文化的沦亡则是全局性的、不可逆的溃败和劫难。以往夷狄进入华夏，他们要想得到的是国家政权，而在文化上终而至于被华夏所同化，神州大地并不会改变颜色；如今，比历代夷狄都更强大的西人对获取政权没有太大兴趣，其威胁恰恰来自于他们的强大文化。此李鸿章之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确实，我们的困境是：假如我们奋力学习西学，尤其是与价值观难脱干系的人文学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我们陌生的、丧失我们民族特性的、列祖列宗必不乐见的新人类；假如我们因循守旧，拒绝西化，那么我们又可能无法摆脱降为劣等民族的悲惨命运。这样两难推论，也就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焦虑。

勇者不惧（张辉） 上编 文艺学反思 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教材的可能性 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本土化文论体系何以可能 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 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 中编 事件研究与思想实验 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 身体表征的现代中国发明：以刘海粟“模特儿事件”为核心 另类的思想实验：重读《伤逝》 下编 访谈 艺术生产与中国语境 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 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未来 文学研究该如何作业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