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导知之录

本书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批博导\\\\\\\"知之录》姊妹篇，也是笔者写作计划“博导风采”系列内容之一。书稿主要对“中南大”20世纪校批博导吴汉东、张中华等9位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改革开放教育成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的经法教研及教育管理专家、各自专业中的领军人物和世界级学术大师、教授，按每位“档案名片”、“成长历程”、“主要专业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社会贡献及其反响”四个方面进行集中、分述简要传记式研究。介绍他们学术成就及各有特色的教书育人精神风范；介绍他们在学科、学术、培养人才上作出的重大社会贡献。

符少华，女，1962年生，汉族，湖南桃江县人。本科学历，教授职称（档案研究馆员）。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湖北省首批“十百千”档案人才。曾下放农村务农多年。1979年正式上岗：杏坛教书9年，以干代工干过仓库保管、宿舍楼管、商品经营管理4年，行政管理10余年，2000年起专职档案事业22年。研究方向:档案管理与编研开发。主持申报和参与过*、省部级、校级重大及一般课题项目多项;参编了首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主编过部门年鉴;独著出版了46.9万字全国首部集中反映“国批博导”学术人生图书（该图书曾获《光明日报》《湖北日报》及其他党政媒体相继报道与肯定）;在《档案学通讯》等报刊上公开发文近80篇，获中国档案学会、中国档案职业联盟等组织评定的征文一、二、三等及优秀论文奖项10余次，学术成果累积200余万字。

张中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二级教授、中国知名投资经济学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三剑客”之一。他32岁时，成为我国内地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第一位博士；36岁时，成为中国第一个投资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张中华教授长期致力于投资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不断创新“投资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1959年11月，张中华教授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一个环境优美的乡村，那里东临长江，南濒洞庭湖，依傍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故乡给他留下了许多童年和少年的美好记忆。他从小就很聪慧、好学、善学、乖顺，是个比较幸运的人。 张中华教授的父亲读过私塾，上过新学堂。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先是从事教师工作，后来担任过村里的会计，且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担任村会计时，为集体精打细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张中华教授的母亲善良、贤淑、勤劳、能干，在那个清贫的年代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在张中华教授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一有空闲，就为他诵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古文观止》，讲其中的故事；遇上有文化的人，父亲就会高兴地与之说古道今，时常还与之对联唱和。作为张中华的父亲及启蒙老师，他不仅教小小的张中华知识，还教他如何做人。母亲的为人处世，也深深地影响了张中华。 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小张中华放学或放假回家还会帮着大人做家务、干农活。他7岁多就帮着姐姐插秧；12岁多捡牛粪，担着四五十公斤的粪肥来回三四里地，导致现在他的肩膀还是一边高、一边低；给庄稼打农药时，药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湿透了他的衣服；冬天挖莲藕时，他踏着冰块赤脚进入野湖劳作。他几乎学会了干所有的农活，这些经历磨炼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 比起插秧、挑粪、打农药和挖藕，学习对张中华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在别的小孩还是玩泥巴、在妈妈怀里撒娇、在爸爸肩上骑马的懵懂年纪，张中华已经“发蒙”了。他5岁多就上了小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路学习成绩都是优秀。那时，虽说当地师资匮乏，但幸运的是他遇上了不少好老师。高中时，他的主课老师都是从湖南师范大学等名校分配来的。后来这些老师大多调到了城市的重点中学。张中华教授回忆说，在学校，课程学习负担不重，可学的东西不多。课外他就找来一些书阅读，有时为借一本小说，要跑上几里路。左右邻居家有两个大学生，一个在岳阳市的一所中学教书，每到寒暑假期都会回乡下居住；一个在武汉，春节也时常返乡。在他们回家后，张中华总爱去他们家里，听他们谈天说地，讲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让小张中华充满了好奇，他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他们村来了一对兄妹，哥哥爱做学问，不仅对商鞅为何被车裂等历史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关注国际时政，一有空闲就读书写作，给报纸杂志投稿；妹妹爱好文艺，还有个被称为“工人诗人”的男友。他们的到来给少年张中华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他们的影响下，张中华开始阅读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 还不满16岁的少年张中华，当时已高中毕业。毕业之后，还未成年的他就被招为“人民公社创业队”的队员，与大人、壮小伙们一起在长江大堤旁的沙洲上开荒种地、植树造林。 对于还处在发育年纪、身单力薄的张中华，大人们还是非常照顾的。在“派工”的时候，给他分配的都是比较轻的活儿，他主要负责“守望”：不让人、畜损坏苗木，不让小偷偷盗粮食。 这样的“派工”让张中华有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顺带做些不影响“守望”的能“一心二用”的事。做什么呢？*适合的当然是读书。少年张中华特别喜欢读书学习，可那个年代读到高中毕业就算读到顶了。张中华从小就非常崇拜家乡的中国近代民族英雄左宗棠，从知道有这么一位英雄起，他就立志要像左宗棠一样。他记得左宗棠有一句经典名言：“能受天磨真铁汉，不招人嫉是庸才。”他不想当“庸才”，他要做一个左宗棠式的张中华，做一个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他还特别欣赏左宗棠另一句霸气的名言：“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瑕。”他要让自己“在等待的日子里，刻苦读书，谦卑做人，养得深根”，到“日后才能枝叶茂盛”。于是，他每天上工去“守望”之时，都会背上一个书包，书包里有书、日记本式的纸质笔记本及笔。到了“守望”的地方，他会拿出书来，边“守望”边看书，时不时还做做笔记。他一直就这么坚持着，也从来没有因“一心二用”误工出过纰漏。 张中华将大量的时间用来看书，还订阅了《诗刊》《人民文学》《湘江文艺》《洞庭文艺》等杂志。 张中华从小就知道家乡岳阳的许多名胜、民间故事，如“八百里洞庭”，中外驰名的古岳阳楼及读过无数次的《岳阳楼记》，“大禹治水”“湘妃竹”“民间紫禁城”等。看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当时心中有了一个梦想：他想当一个业余文学家，把那些有趣的名胜、名人及一些逸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写下来，传播给不熟悉的或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于是他开始尝试写作，写小说、诗歌和散文，并向文学杂志社投稿。然而，有的稿件被无情地退了回来。 虽然退稿对于好胜心很强的少年张中华来说，是一件比较打击自信心的事，业余的文学爱好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业余文学家，但这个文学爱好却无意间让他与教育结缘，这真应了那句古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次，有份稿件被杂志社退回，退回地址写成了“江南大队学校”。当时江南大队学校有好事者一见信是文学杂志社寄来的，便拆开来看，发现这封信是一个叫张中华的人写的文学作品，看到是小说，便一口气读了下来。拆开信件的人觉得张中华是个人才，于是建议学校把张中华招为学校老师。学校领导是个爱才之人，而且当时学校也非常缺乏教师，于是，学校领导在征得张中华同意后，申报上级批准张中华担任学校的教师。1975年7月，还是少年的张中华便幸运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直到1978年1月他成为一名大学生离开。 当时的“江南大队学校”是一所小学与中学结合办学的“完全中小”，不仅有小学部，还设有初中部。当时小张老师与初中部的有些学生年纪差不多，可小张老师在那所学校不仅教过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还教过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 在教学中，小张老师一丝不苟，有板有眼。他亲自动手做教具，带学生到田间地头观察生活，了解自然知识，用诗歌总结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褒奖好的学生；课外和学生玩在一起，与学生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虽年纪不大，却懂得让年龄大的学生管理年龄小的学生。当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大队学校，他带着他的学生在村上游行，高喊我们要当科学家，声音在村子的上空久久回响……这期间，小张老师充分享受到了当老师的快乐！ 在教学过程中，小张老师逐渐明显感觉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但他没有知难而退，这更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他边教学边在实践中摸索、边向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学习、向书本学习，还参加上级*门组织的各种培训学习班，比如教师培训班、语数培训班等等。为了不让自己的授课内容干巴巴的，小张老师结合教学任务，认真、系统地读了许多相关书籍，不懂的就求助字典、查阅资料、请教他人，常常学到废寝忘食。坚持下来的结果是小张老师的课堂教学讲解越来越浅显易懂，绘声绘色，深受师生认可。小张老师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广，同时这也无意间为他未来的发展累积了更多的知识。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1977年，小张老师与其他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一起迎来了梦寐以求的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个喜讯对小张老师来说，简直就是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他兴奋异常，庆幸自己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不满足于现状，决定参加高考，并立即付诸行动，开始积极备考；他庆幸这些年不仅没有将已有知识丢弃、荒废，更是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他更庆幸自己时间充裕，其他同龄人或大他一些的青年，有的已成了家忙于家庭事务，有的整天忙于农活，没有闲暇时间复习功课，备战高考。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自己是中小学老师，有较多的学习时间，他特别感谢当时推荐他并将他招为老师的同事与校长。 参加高考的那两天，很多人进考场没多久就很沮丧地交了试卷。考数学那场时，开考不久，小张老师所在的考场就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小张老师，而另一个是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后来听说那人也是一位老师。 考完之后，小张老师回忆了自己的答案，预估了自己的考分，他信心满满，很确定自己能考上。果不其然，很快他就收到了入学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入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湖北财经学院，然而张中华当时填报的高考志愿并没有湖北财经学院。录取专业为“基建经济”。“基建经济”是干什么的呢？小张老师不是太清楚，身边似乎也没人说得清楚，他当时觉得大概是学习建房子、修路之类的。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自己能够有大学上了，就是大好事！ 张中华是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小张老师辞掉原来的中小学教师工作，带上一口由姐姐赠送的黄布箱子，辞别生养他的故乡，踏上开往江城武汉的绿皮列车，从洞庭湖畔、岳阳楼边，来到了位于黄鹤楼下、长江之滨的朝思暮想的高等学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北财经学院。 虽然高中毕业后张中华当过农民，还当过人民教师，可真正成为大学生时，他还是跟现在一般大学生一样才过18岁，刚成年。而班上年龄大的同学有的已经三四十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学校园的条件比想象中要艰苦，但大学生们都像久旱逢甘霖的小树苗一样如饥似渴地猛吸着知识的甘泉，一个个几乎都废寝忘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学习的氛围浓烈到教室从来都是座无虚席，图书馆得早早就去排队占座位。再次获得系统学习机会的张中华，经常吃过早餐就跑去图书馆占好座位，在图书馆，他同大家一样，经常一学就是一整天，一直学到晚上管理员清场。 据张中华教授后来回忆，“那时，课程不多，但面很宽，党史、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统计学、计算机是基础课；专业课很扎实，光设计课程就有5门，会计也学了四五门。老师讲课自由度较大，有一门课的导论，老师前后讲了一个多月；有位老师上课时总爱说‘这个我不知道’，总是借机提出一些问题要学生思考。课堂上，同学们就农村包产到户对不对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饭后散步、睡觉前的讨论话题，更是广泛而自由。” 据张中华教授的同学介绍，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学生们自由探索的积极性普遍很高，课堂学习的压力不是很大，全中国各种人才又都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因而大学生们选择就业的机会相当多，思考问题的空间也就很大，自主学习的时间也是大把大把的。大家的兴趣点五花八门，都希望自己博学多才。张中华也不例外，他的兴趣点也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仅大学本科期间，他就研读了大量文献、书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识。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1982年，张中华以优异成绩顺利拿到湖北财经学院基建经济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同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张中华毕业的前一年，即1981年，此时湖北财经学院下设的系不叫“投资系”，而被称为“基本建设经济系”，当时学校该专业已获得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那年，张中华从获得信息到准予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仅剩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紧迫，但张中华很想报考，一旦做了决定，他便抓紧备考。因张中华好学而且善学，根底打得扎实，经过刻苦努力，他如愿考上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得以继续深造，师从彭崇熙教授，实现了当时少有的7年本硕连读。 求学7年“本硕连读”的张中华 （图片来源：张中华教授家庭档案） 当年，攻读湖北财经学院硕士学位的学生一共才17人，很多课程都被当作公共课程，在一个大课堂讲授。除专业课程外，学校还开设了哲学和很多经济学基础课程。开设的“资本论”课程学了三个学期，主讲老师是郭慧珍和沈伊利两位教授。教授们讲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讲得认认真真，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地掰开来、揉细了讲解。有的时候，书里的一句话会讲解一个上午或者下午。 有时候学校会邀请外校名师来校做学术报告。有次，学校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作学术报告，主题也是与《资本论》相关。那一个晚上那位教授就讲了《资本论》里的“从手推磨到蒸汽机”。当时，社会刚好在热议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 只要提到《资本论》，张中华教授就会想起那位人大教授的那次讲座，并会有意无意地向身边的年轻老师或学生推荐、分享讲座的内容，且几乎每次推荐、分享的语句都一样。张中华教授说，那位教授以扎实、有力的考证，把事物的发展过程、发展脉络、内在逻辑联系，都揭示得清清楚楚。 那场报告让张中华教授记忆犹新，当时还是学子的张中华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学习，还是讲授“资本论”这门课，都不能局限于学习马克思的理论与观点，还必须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去学习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资本论》有着完整的体系，第一卷讲的是生产，第二卷讲的是流通，第三卷讲的是分配，逻辑体系极为严密。以至于后来，不管是他自己撰写博士论文，还是作为硕导、博导指导学生做硕博论文，都讲究并强调如何去构造各自的思想体系或逻辑体系，在逻辑的基础上如何去自圆其说。对于这种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张中华遇到了学校当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老师，他就是学校首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张寄涛教授。张寄涛教授是一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不过当时张寄涛教授只主讲一门课，即专职介绍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让莘莘学子对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张寄涛教授讲理论不是只讲理论本身，还会讲授理论的前提，以及理论之假设条件。张寄涛教授的思维很特别，较之一般人，总会显得更加深邃、更加深刻。比如他会问：“这个理论是什么？以什么为前提？前提能不能够成立？如果不能成立，那就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或者补充，甚至颠覆。”张寄涛教授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张中华的教学科研生涯。 那时，学生们能听到许多学界名家的演讲。张中华教授清晰地记得，当时来学校演讲过的大家有于光远、张培刚、张卓元等，只要有学界大家演讲，他总会去听。他还对阅读外文期刊、世界银行的工作论文等抱有浓厚的兴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外文阅览室去。发现好的文献在阅览室没读完，他还会申请带回寝室阅读。那时，他就接触了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多国模型”等理论。 这期间，他还外出到北京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研究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的专家学者，见到了张曙光、林森木、田椿生、戴园晨等著名学者。这些名家学者待人十分谦和，对他所提问题都耐心解答。他还去上海调研了企业的技术改造。那时，学校对学生调研是支持的，去北京、上海的路费都是学校报销的。暑假期间他还自费去了株洲，近一个月天天跑企业，仍然是调查企业的技术改造。 1984年12月，张中华以优秀的成绩拿到湖北财经学院投资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分配时，许多国家机关、重要部门将这些凤毛麟角的硕士毕业生当宝贝一样抢，而学校也正需要补充师资力量，但大多数硕士毕业生不想在*门当“教书匠”，都去了国家机关、政府重要岗位。当时学校很想把张中华留下来当老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张中华觉得当老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以前当过老师，感觉教师这个职业挺有意义，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且自己还有一定的教学基础与经验，虽然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不同，但还是会有些相通的地方；另外，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也适合当老师。于是他便听从组织安排，留校成了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再次登上了神圣的杏坛，为一代代求知者传道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更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的人才，为科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那个年代，按学校规定，青年老师留校第一个学期还不能直接上讲台授课，要跟着老教师学；后来能直接在讲台上授课了，教学任务也不算重，每年额定的工作量只有144课时。当时正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展不久，百业处于破旧立新阶段，无论是教育、实业，还是科技各个领域都有诸多问题有待研究。张中华所学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投资经济”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投资的规模、投资的结构、投资的布局等问题。因此，张中华毕业留校后，除了兢兢业业搞好教学工作，还拿出许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学术科研上。 张中华教授至今还记忆深刻的是，那个时候高校学术交流的氛围比较浓厚且有感染力，青年学者、教师之间互相切磋，随时聚会辩论，取长补短。 当年还是青年教工的张中华，住在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当时已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的校园中区）的48号平房，他当时的邻居多是1981级—1983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的，大家常你串到我这里、我串到你那里，谈心、探讨各种问题；大伙都在走廊生火做饭，做饭时也不忘记讨论问题。而宿舍正好与中南财经大学图书馆（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图书馆）及二食堂毗邻。住在别处的青年教工和在读研究生，时常一到“饭点”就会从图书馆或其他地方来到二食堂打饭菜，打包好饭菜后很自然地跑去48号平房，自发聚集，端着饭碗讨论一些当时学术界*新、*前沿的问题或深层次的话题。那个时候，大家探讨的话题都是：现在国家的体制改革会怎么改？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经济的形势该怎么去判断？大家各抒己见，但都有理有据。大家常常讨论得面红脖子粗，各类观点相互交锋，那场景激情而热烈、激动而享受。从此，“48号平房”就成了当时青年学者心中的一个特别标志——“青年民间学术讨论活动中心”。 那个时候，校内外中青年学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当时的张中华也发起、组织、参与了一系列学术组织。在校内，他与钟朋荣、朱延福、郑先炳等一批年轻人自发聚到一起，共同研究、撰发过一组论文；与刘铁炼、吴荣光等青年合作研究发表了投资问题相关的文章；他还是中南财经大学“中青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及重要骨干。在校外，他是“湖北中青年研究会”历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还参与过“湖南湖北青年学者对话会”活动。1985年与刘铁炼在《经济研究》期刊发表论文时，张中华年仅26岁，刘铁炼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首届全国中青年投资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参会者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盛洪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1的贾康等，投资学界青年才俊汇集参会，也吸引了众多对投资感兴趣的其他经济学科的青年学者，此次研讨会还邀请了投资界老前辈莅临大会指导，这于投资学界可谓是一次群贤毕至的盛会。张中华不仅与吴荣光等人组成课题组向这次大会提交了一组论文，还担任主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并独立提交了一篇关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与投资规模膨胀的论文；在大会上张中华还两次发言，会下他又组织中南财经大学的青年教师、在校研究生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举行了学术沙龙。青年才俊张中华就这样在投资学术界渐渐崭露头角。 张中华一口气完成7年“本硕连读”毕业留校后，就在这种浓郁的科研气氛下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已更校名为中南财经大学的母校边讲课边进行科研，因教学与科研表现都不错，所以他很快便成为讲师。两年的实践、学业休整之后，1987年9月，张中华又以优秀学生的身份考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4月，他于该博士点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国内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博士，当然更是中南财经大学在本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而当时的张中华博士还不满32岁。 当时的青年教工张中华报考博士研究生，还有一个因“一场学术讲座而与导师结缘”的故事。 中南财经大学向来都有外请教授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的惯例。当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陶增骥老师，就是中南财经大学聘请的教授，每年都会来校讲学。 有一次，陶教授讲道：“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大权，因为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国家一定要加以严格调控。” 当时还学生气十足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张中华也听了陶教授的课，当场他就向陶教授提了一问：“现在不是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吗？按照您的说法，主要是扩大生产自主权。生产自主权要扩大的话，就要增加新的设备，进行设备的技术改造。可是没有投资权，怎么实现生产自主权呢？” 陶增骥教授向张中华投去赞许的目光，对他说，这是个好问题，并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鼓励他继续思考。陶教授回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后，还跟所带的学生说，中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学习风气很好，特别喜欢思考问题。 还很青涩的张中华听闻后，受到很大鼓舞。当即他便萌生了要“入陶门为生”的念头。经过刻苦努力，张中华于1987年考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终于如愿以偿拜在了“陶门”攻读博士学位。 张中华是陶增骥教授步入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领域的首位学生。陶增骥教授本就是一个治学很严的人，对这个开门弟子的要求、管理更是十分的严厉，精雕细琢。 报到入学之后，张中华发现，当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思想观念是比较正统的，甚至在学界还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有些保守。不过它有个*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全国范围来做学问，在此学习的学生会获得一些其他高校学生很难得到的到国家重要部门实习调研的机会。读博期间，张中华进入财政部的综合司实习过；到广东省针对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情况做过调研；到上海、徐州进行过调研。他感觉，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学习不仅高标准的实习机会比较多，还有一个明显的益处是，学生自己买了新书，看完之后，可以把书交到图书馆，凭购书发票报销。因此，除了可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借书阅览，当时市面上只要有新书，张中华都会买来研读。他从亚当·斯密读到马歇尔、凯恩斯，再读到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理论等，将很多时间都用在了研读经典原著上。这为他后来的论文答辩以及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教学、科研积累了更加丰厚的知识。 经过几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眨眼就到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倒计时阶段。张中华教授至今记得，在论文答辩当天，仅他一人就耗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答辩委员会向他提问的教授较多，有的教授一人就提了十多个问题；有的提问还超出了论文答辩的范围。他回忆说，当时只要教授们想问的，认为跟他专业有关的，教授们都会提出来。好在张中华专业知识扎实，博览了许多专业期刊文章、专著，熟读了多部专业经典原著，虽然有的内容论文没有涉及，但他都从容地一一给予流利的答辩。教授们都满意地点头，*终，答辩委员会全票同意张中华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授予其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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