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女人和一座城

长大后我从城郊搬到了市中心，但没有一件事如我所愿。我念了书，但文凭没能让我在市中心占据一间办公室。我开始写作，但十四街上谁也不读我的作品。通向金牌企业的大门并未向我敞开。辉煌的事业依然遥不可及。 我发现自己日渐滑向社会边缘，此时没什么比在城中漫步更能抚慰我痛苦而愤怒的心灵。 多年来，我每天散步六英里。我通过散步提神醒脑，体验街头生活，驱散午后的愁绪。散步时，我不停幻想，有时幻想过去——美化记忆中的爱情或赞美，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在幻想未来：不久的将来，我会写出不朽著作，遇见一生所爱，成为那个我有待成为的知名女性。啊，那个将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预测是多么美妙，它帮我熬过了无数虚度的灰暗日子。 我走在逛了许多年的大街小巷上，孜孜不倦地为幻想中的生活安排新的脚本。接着，就在我快到六十岁的时候，一个异乎寻常的发展让这个惬意的习惯陷入了混乱。

著者简介 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1935-） 1935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投身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她从6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作品均为非虚构（回忆录、文学批评、散文等），多部作品曾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被誉为“非虚构写作大师”。戈尔尼克关注女性问题，反思女性在成长不同阶段面临的处境，尖锐地刻画发生在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战争”。 译者简介 蒋慧 全职译者、撰稿人。译有《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平面国》《面纱下的女性》 等。

P137-P142 19 世纪晚期，关于现代女性的伟大作品都出自男性天才文学家之手。短短二十年间，托马斯·哈代 的《无名的裘德》、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乔治·梅瑞狄斯的《十字路口的戴安娜》相继问世。虽然这些小说都很有深度，但最直击我心的还是乔治·吉辛的《怪女人》。他笔下的人物让我能见其人，能闻其声，仿佛是我现实中认识的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就是“怪”女人中的一员。法国大革命后，每过五十年，女权主义者都会被赋予新称号，从“新”女性，到“自由”女性，再到“独立” 女性——但是吉辛的形容恰到好处。我们是“怪” 女人。 小说以 1887 年的伦敦为背景。玛丽·巴福特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贵妇，她开办了一所秘书学校，旨在培养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从事除教师、家庭教师之外的职业。她有个同事，名叫罗达·纳恩，刚满三十，相当漂亮，也非常聪明，她公然蔑视自己口中“爱情和婚姻的奴役”，并且立场十分坚定。面对任何支持依法结合的论点，罗达都能立刻做出反驳。 接着，埃弗拉德·巴福特登场了，他是玛丽的侄子，聪明伶俐，家境殷实，意志坚定。他和罗达的智力较量（这是本书的亮点）变得频繁而挑逗。吉辛娴熟、耐心、深入地描述了这两人的故事。他在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男人和女人为了自己，为了对方，会变成什么样？ 罗达和埃弗拉德都认为自己竭力主张两性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但归根结底，两人在探求自我的道路上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也是社会变革速度如此缓慢的原因。 巴福特的聪明才智令他相信，自己在婚姻中寻求的是知心伴侣：“对他来说，婚姻必须……意味着……活跃思想的相互激发……一个女人，别的特质都其次，有头脑和运用头脑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智力是他的首要考量。”可与此同时，他更渴望驾驭对方。罗达的聪明才智让他快乐，但他常想：“让彼此的意志做一番较量，无疑也是一桩乐事……要是能激怒罗达，再强迫她留下，征服她的理智，看她长长的睫毛垂在会说话的双眼上，他会很高兴。” 至于罗达——她坚信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理性而负责的人”—她经常恼火而直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态度恰恰暴露了她在情感上的无知。当巴福特斥责她傲慢的苛刻时 ——“也许你太过无法容忍人性的弱点”——她冷冷地答道：“人性的弱点不过是被滥用的借口，通常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听了这话，埃弗拉德一阵激动，却也不禁莞尔。他这一笑，吓得罗达粗鲁起来：“巴福特先生……如果你在练习自己的讽刺能力，我建议你换个对象”——但事实上，这番交谈让两人都很兴奋。 他们之间的吸引力源于性迷恋这一经典对立，而这种性迷恋正处在最难以抗拒，也最令人疲惫的时候。它缺乏温柔与同情，侵蚀着彼此的神经，最终因自我矛盾和自尊自大而消耗殆尽。一年过去，两人有过许多次惊人的交谈，这时巴福特对罗达的感情已相当深厚，但他依然犹豫不决：“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如此爱她，但他依然像最初追求她时那样，只有无条件的臣服才能让他满足。”与此同时，罗达的理性第一次被完全唤醒，鲁莽自信带给她的舒适感正在疾速消失。现在她深深迷上了埃弗拉德，一想到要向欲望屈服，她就无比焦虑。不安和惶恐终日伴她左右。 无论他们之间有过多少交流，埃弗拉德还是被控制欲打败了，罗达则陷入了可耻的自我怀疑。他躲进一段传统的婚姻，而她实现了一种无性的独立。他们只在很短的时间里，略微尝试过接受那种困难——为“新”联盟所需的团结而奋斗，然后又回到了甘心不再努力的精神状态。 罗达·纳恩与人论战，惶恐不安——我们观察她的际遇就能发现，她永远没法应对与巴福特对抗的后果。正是她的困惑让她如此真实。哈代笔下的淑·布莱德赫，詹姆斯笔下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梅瑞狄斯笔下的十字路口的戴安娜，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也都同样困惑，如果你认同这个看法——但我在罗达身上看清了我和我们这代人。没有哪个作家能像吉辛那样，通过让罗达·纳恩经历某些明显的阶段，精准地刻画我们的智慧、焦虑与勇气的发展过程。想象一下（我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当她已经见识过女性主义的光芒，骄傲地宣布“在爱情中没有平等？我可以不要爱情！生孩子，为人母？没必要！社会的谴责？胡扯！”时，在她细水长流的热情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天真。在罗达的热烈宣言与血淋淋的现实之间，存在一片无人区，里面是未经检验的信念。对我们和罗达而言，愤怒地喊出“让这一切见鬼去吧”是多么容易。可无法控制的情感不断破坏大胆的单纯，这让我们多么痛苦。罗达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让自己失望的那一刻，这时她就化作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罅隙：我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曾发现自己一再置身其中。 有时我想，对我来说，这条罅隙已经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我在沟底徘徊，就像走在朝圣的路上，我依然希望死前能沿着沟壁爬上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