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冷战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冷战结束后出生的一代，现在也已进入而立之年，这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从世界变迁、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看，30多年只是一瞬间，特别是像我这样生于冷战、长于冷战，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更觉得一切都像在昨天。
冷战与今天仍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回顾冷战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冷战这个大时代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中。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略上的纵横捭阖、全球治理体系、国际金融系统、贸易规则、科技与教育、意识形态与文化潮流，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语言表达、文艺作品，都可以从冷战时代找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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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持续采取遏制、打压措施，中方据理进行了反制，两国在官方层面出现很多分歧。一方面，中美交恶影响到民间交往。即使不考虑为时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干扰，到对方国家旅游和学习的人数也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经济分离，技术脱钩，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大趋势。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际上的两极格局又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之间是不是进入了“新冷战”，或者到了“新冷战”的悬崖边上？
我认为，不必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把自己套在一个历史概念里。可以肯定的是，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的逻辑并没有消失，这个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参与过冷战决策的多数国家机构和机制还在运转，经历过冷战进程的许多个人也健在。冷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还远远没有褪去。
理解“冷战”的观念和立场
在国际政治语境里，冷战是指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这两大集团也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或者东方和西方。我对“东西方关系”这种概念有保留，这里姑且用之。
冷战时期的对抗和斗争有几个特征。第一，规模大，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只是卷入的程度有深有浅。第二，对抗和斗争涉及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到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无所不包；斗争双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经贸联系很少，民间来往几乎断绝；两个领衔的国家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局部战争、小规模战争不断，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也发生过，所以可以说“冷战不冷”。
冷战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如何理解冷战，仍然众说纷纭。以如何看待冷战的结局为例，冷战以苏联和苏东集团的解体而告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我们理应感到惋惜、痛心疾首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应该说很坏？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笼罩在整个世界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了，为经济全球化扫除了最大障碍，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开放，更加繁荣。原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获得了独立，除了一些俄罗斯人以外，似乎很少有别的国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惜。而对于中国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是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时代。如果这样去看，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可以说很好，或者至少不坏？
换一个思路，你能否想象冷战时至今日仍未结束，或者以苏联胜利、美国失败并解体而告终？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在观念和立场方面，另一个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敌是友，与一个国家是“好国家”还是“坏国家”的关系。
在冷战初期，中国曾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好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坏国家，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是不好不坏的国家。另外一种通常的思路是，跟中国官方关系好的国家，那自然是好国家；与中国官方关系不好的国家，当然就是坏国家。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这种思维定式，至今还在起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是敌还是友，是好还是坏，是会发生转换的。冷战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例子。有时是客观形势变化不得不如此，不过更多时候，这种变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多次讲述到这种敌友转化。基于个人经历，我对这点感触特别深。
我出生于1948年，那正是冷战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一边倒”战略，即全面倒向苏联。我们都尊敬“苏联老大哥”。1957年，作为北大附小的学生，我到北京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踢足球赛，觉得苏联很了不起，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又是最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领导的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修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又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美帝、苏修并列为两大霸权国家、两大敌人。1969 年，中苏对抗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到处修防空洞，防范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战争。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72年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美国从最凶恶的敌人变成了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战略伙伴。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敌友关系转换的情形，当然不止于中国。美国、苏联两大国在世界很多国家努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使这些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美国支持智利右翼军人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苏联从1973年到1979年支持阿富汗的亲苏势力发动过三次政变，把不听苏联指挥的领导人赶下台。中国跟一些国家的远近亲疏关系，也随着这些国家跟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古巴、越南都曾是反美最前线的英雄国家，但是后来跟着苏联跑了。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古巴、越南又成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变，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变了。
到了冷战快要结束时，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敌人”和“朋友”又一次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中苏关系改善，中美关系却因种种原因而恶化。这些变化，为今天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埋下了伏笔。
冷战的逻辑：“我们”和“你们”
前面我说到，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的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要理解什么是冷战的逻辑，就要回到冷战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上。
冷战为什么会发生？我将在第一章展开讲述。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彼此恐惧，引发了一种绝对的安全焦虑。双方都认为彼此是天然的敌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存在长期共存相处的空间。双方都担心对方的势力将无限扩展，如果不加以阻止，最终自己将被彻底改变和征服。这种恐惧和焦虑不同于传统的国家间的权力政治。
在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中，对立双方之所以会成为敌人，是为了争夺领土、资源、财富、劳力，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山不容二虎”原则。在冷战前的政治世界，敌对的各方多是“同质国家”，即国内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争斗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外乎“利益”二字。而冷战的敌对双方之间，在利益冲突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有哪种政治制度更加优越之争，也就是“不同质国家”之间史无前例的斗争。
意识形态是一个透镜，可以把眼中的利益无限放大。美苏之争不仅是国家权力和利益之争，而且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之争。它们互为敌手，是因为“你不仅不是我，你还恰好是我的对立面，你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埋葬我，我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埋葬你”。所以这种敌对更加彻底，更加不可调和，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苏联逐渐示弱，最后服输。
冷战结束后，“你”和“我”的这种区别也结束了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
苏联解体后，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写过一本名满天下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之后不久，福山的老师、比福山更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出了另一本同样名满天下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福山在书中表达了一种乐观的信念，即人类世界的主要政治矛盾已经解决，“自由民主”战胜了“极权专制”，大概以后可以“躺平”，万年皆如今日。亨廷顿却悲观地指出了另一种新的主要矛盾——“文明的冲突”。30多年来，事实已经证明，历史没有终结，原来的主要政治矛盾还在继续，新的矛盾也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所谓文明冲突，显著的例子就是“9·11”事件所体现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早在冷战期间就已埋下祸根，只是被美苏霸权之争掩盖了而已。
人们以信仰、观念来区分你我，进而产生剧烈的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比想象的还要悠久。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也是一种信仰的冲突。今天被称为“后冷战时代”，在这个时代，原有的黑白分明的“主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身份政治”取代。“我们”和“你们”，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变成了族群之别、肤色之分、文化之异。我们能不能放下这种“非你即我，非此即彼”的执念，走出一条自由、开放、包容的新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