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白别传

本书为考证李白生平事迹的学术性传记。其所以取名“别传”者，盖欲有别于两《唐书》、《唐才子传》等传统典籍中的李白传记，也有别于作者早年撰写的文学性较强的《李白传》。该书以年代为次序，分十三章，每章结合生平事迹、作品介绍李白生平，力求言之有据。

安旗，满族，1925年生于四川成都。家境贫寒，早年经历曲折，学习艰苦。1946年奔赴延安。1953年任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7年调西安作家协会，开始从事文艺评论写作。1959年调回成都，在四川省文联任职。1979年调至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后一直专注于李白研究，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李白纵横探》《李白传》《李白诗秘要》《李太白别传》等，主编撰著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是当代李白集整理代表性成果之一。

第一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蜀中生活及创作 一 名号不少，家世难明，生地未定 李白，字太白。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 其名号不少，兹略述如下： 唐人平辈之间习称行第，太白行十二，故时人称之为李十二。如王昌龄有《巴陵送李十二》诗，杜甫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 天宝初，秘书监贺知章与白相遇于长安紫极宫，既奇其姿，复赏其文，称之为“谪仙人”。见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故世称“李谪仙”。 天宝初，曾奉诏入翰林院，时称“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亦见以上诸序文。故世称“李翰林”或“李供奉”。 天宝中期，一度奉佛，曾自号“青莲居士”。见《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故世称“李青莲”。 代宗广德初，拜为左拾遗，时白已没。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简称《李白新墓碑》）。故世亦有称其为“李拾遗”者。 其家世惝恍难明。王琦所撰《李太白年谱》云：“据太白诗文自叙，系出陇西汉将军李广之后，于凉武昭王为九世孙。当隋之末，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隐易姓名，故唐初以来，漏于属籍。至武后时，子孙始还内地，于蜀之绵州彰明县内之青莲乡家焉。因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即太白父也。”此段介绍，虽有所本，但疑问亦多。有清一代，似无人注意及此。近世以来，始有异说，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胡怀琛、詹锳、俞平伯等人随继其后。新中国建立以来，亦不绝如缕。八十年代以后，异说尤多，层出不穷，迄今未已。 李白家世，出于李白本人所述而为当时亲友所记载，并流传至今者，主要有以下二《序》，兹摘其有关段落如下。 一、李阳冰《草堂集序》云：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阳冰，白之从叔，晚途知己。宝应元年（762）为当涂县令，白从军半道病还，往依之，枕上授简，托其为序。 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传正其父范伦与李白为挚友。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传正为宣、歙等州观察使，访白亲属于当涂，遵照白之遗愿改葬青山，并为其新墓碑作序铭。 李白家世，出于李白本人所述而见诸其诗文者，兹摘其有关段落如下。 《上安州裴长史书》云：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 此书作于开元十八年（730），李白时年三十岁，赘于安州许氏，为故相许圉师孙婿。 《与韩荆州书》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此书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时李白三十四岁。韩荆州即韩朝宗，以荆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白往谒之，并作此书以上之。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云：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十月，时白因“从璘”事避难宿松。张镐，天宝末右拾遗，玄宗奔蜀，镐间道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之赴灵武，奏议多有弘益，旋拜相。 此外，李白家世亦见于《新唐书》本传，传云：“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所谓“兴圣皇帝”即凉武昭王李暠（玄宗天宝二年追尊）。显系取材于李阳冰《草堂集序》与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旧唐书》本传谓白为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误。 以上记载，即李白家世之原始根据。因其讳莫如深，措辞含糊，互相矛盾，甚至不知所云，遂使后世欲探其究竟者，派生出种种说法。兹择其要者，略志如下： 一种认为：碎叶、条支在唐太宗平焉耆，高宗平贺鲁，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太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则其家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见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载1935年《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一期。 一种认为：李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见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一文，载《李白诗论丛》一书，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一种认为：李白先世是突厥化的中国人。见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一文，载1936年《逸经》第一期。 一种认为：李白先世是凉武昭王后裔李达摩后一代，即李渊从兄弟行。李白与唐帝王同出近祖。见麦朝枢《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 一种认为：李白是汉人，但出生于中亚碎叶城。李白的父亲是从西域归来的富商。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一种认为：李白是李建成之后，玄武门之变后，建成死难，其妃子将李白之先祖救出，在李渊保护下，逃往西域。见褚问鹃《李白身世的研究》一文（其文主要介绍台湾学者罗香林先生说法），载《台湾艺文志》。 以上每种说法皆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或兼而有之者，于是形成众说纷纭局面，迄今尚无定论。 窃以为，李阳冰、范传正等人记载以及李白本人诗文皆多有难解之处，正因其有难言之隐不欲人知，故吾人在李白家世问题上只能碗大汤宽，求大同而存小异，否则治丝益棼，恐有歧途亡羊之虞。 破解李白家世之谜并非研究李白之目的，而是用以达到知人论世之手段，或可为认识李白生平与创作之助，最后还须回到李白其人及其诗。 有能破解李白家世之谜，用以解决其生平行事真相及诗作真谛者，功莫大焉。 由于李白家世难明，其生年、生地亦皆有异说。生年有二说：一说生于武后圣历二年（699），宋薛仲邕《唐翰林李太白年谱》主之；一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亦即大足元年（701），王琦《李太白年谱》主之。今人多宗后说。生地亦有二说：一说生于蜀，一说生于西域。中亚碎叶说曾定于一尊，今则多宗前说，生于蜀中矣。但生蜀之说亦非定论，因李白诞生之年——长安元年（701）与其家归蜀之年——神龙元年（705）互相抵牾，似此，其家归蜀时，李白已五岁，说不可通。王琦因疑神龙为神功（697）之误。虽有可能，毕竟尚欠实据。 虽然李白出生地尚有争论，但以之为蜀人却属一致。其故里为唐代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县（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县），亦无异议。昌明县，五代以后改为彰明县，今已并入四川江油县。彰明县旧有清廉乡，后改为青莲乡，相传李白旧宅在此，已废为僧房。见北宋时杨遂所撰《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文。该碑石今已移至江油县城内李白纪念馆。

目录 从《李白传》到《李太白别传》 薛天纬 凡例 引言 第一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蜀中生活及创作 一 名号不少，家世难明，生地未定 二 少作甚多，兼好剑术，又慕神仙 三 出游成渝，初事干谒 四 习业养性大匡山 五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第二章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初入长安始末 一 初游江东 二 西至安州，入赘许府 三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 四 出游京畿 五 斗鸡徒、游侠儿、五陵豪 六 《蜀道难》别解 第三章 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长啸复远游 一 黄金买醉未能归 二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三 北游太原 四 “万里征”（上） 五 “万里征”（下） 第四章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 ——移家东鲁 一 东鲁行 二 学剑欤？投亲欤？ 三 东鲁沙丘与东鲁南陵 四 漫游东鲁兼及旁郡 五 穷与鲍生贾 六 以持盈法师达 第五章 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 ——再入长安 一 待诏翰林 二 遭谗被疏 三 天子呼来不上船 四 决意还山 五 言温室树 六 《梦游天姥吟留别》别解 第六章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去朝十年 一 李杜初逢（上） 二 李杜初逢（下） 三 南下吴越 四 怒飞鸣镝 五 《古风》二首之苦心 第七章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飞落轩辕台 ——幽州之行 一 树欲静，风不止 二 幽州危机（上） 三 幽州危机（下） 四 且探虎穴向沙漠 五 有长鲸白齿若雪山 六 幽州之行余波 第八章 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 ——三入长安 一 长乐坡前逢杜甫（上） 二 长乐坡前逢杜甫（下） 三 献策无门 四 改寄希望于哥舒 五 去去复去去 六 《远别离》别解 第九章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遁迹宣城 一 心潮逐浪《横江词》 二 举杯消愁“登楼歌” 三 一去不返崔成甫 四 一别永诀元丹丘 五 山崖水畔，心怀冰炭 六 犹寄希望于万一 第十章 黄河西来决昆仑 ——安史乱作 一 奔亡道中 二 “避地剡中”真相 三 盛唐挽歌“词二首” 第十一章 鱼龙陷人，成此祸胎 ——“从璘”冤案 一 天有二日，政出两歧 二 别内、赴征、入幕 三 入狱、流放、遇赦 四 《永王东巡歌》中之讽喻与谲谏 五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第十二章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中兴梦碎 一 春梦一场 二 刬却君山好 三 独茕茕而南征 四 捶碎黄鹤楼 五 《庐山谣》休作好景看 六 垂老别 第十三章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沦落以终 一 群贼火并，二帝同崩 二 暮年从军，半道病还 三 李阳冰之高情厚谊 四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五 卒葬考异 六 《临终歌》 尾声 李白行踪古今地名对照表 从《李白传》到《李太白别传》 薛天纬 《李白传》和《李太白别传》（以下简称《别传》）的作者 安旗（1925—2019），是当代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她是成都人，成都学术圈称她为“蜀中第一才女”。她的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四岁半发蒙入私塾，熟读了“四书”等典籍，十岁即能背诵《诗经》。凭借父亲开书铺的有利条件，她自学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古今中外，杂学旁收，既开拓了眼界，也打下了“国学”基础。1944年至1946年，她在邮局工作的同时，考取了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半工半读，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1946年夏，她投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组织的一支60多人的队伍，奔赴延安，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她担任过延安中学语文教师，又参加了“保卫延安”三大战役，作为“彭大将军麾下一小兵”，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于1948年入党。在延安，安旗与时为新华社前线记者的诗人戈壁舟结为伉俪。建国之初的1952年，二十八岁的安旗担任了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和平年代，她萌生了“成名成家的梦”，主动要求调到西安作家协会，开始了文学评论生涯。此后数年间，她相继出版了《论抒人民之情》《论诗与民歌》《论叙事诗》等著作，一时声名鹊起，成为著名诗歌评论家。50年代后期，她调回成都，在四川省文联担任领导职务，并继续文学评论的写作。 安旗的文学评论并不限于新诗，她从容跨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领域，先后发表过《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特点》《天然妙相“董西厢”》等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适逢“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国内外掀起一场“杜甫热”，安旗撰写了《“沉郁顿挫”试解》一文，始刊于1962年6月号《四川文学》，次年又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认为：“杜甫早年的‘沉郁顿挫’可以四字释之，这就是‘以学力胜’。中年以后的‘沉郁顿挫’可以八字释之，这就是‘忧愤深广，波澜老成’。”时至今日，唐诗学界仍将“忧愤深广，波澜老成”八字视为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经典诠释。 1966—1976这十年，安旗只能搁笔。这段苦难岁月过后，安旗在一首题为《我欲拔剑击地歌一曲》的歌行体长诗中写道：“难忘十年风雨夕，但将十年风雨染作笺上之云烟；难忘十年坎坷路，但将十年坎坷化为笔底之波澜！”当她于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操笔的时候，她的研究目标转向了李白。1977年，她在通读了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后，确定李白为研究对象，并坚信“三年五年当必有所收获，十年八年或可自成一家”。此期她曾前往李白故里江油实地考察，访得宋本《李太白文集》失载的《别匡山》诗。 1979年夏，安旗调至西北大学，接替卧病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傅庚生先生，担任上年入学包括笔者在内的四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导师。当时，她正在撰写第一部李白研究著作《李白纵横探》。此书成于1980年春夏之际，1981年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上编”即“纵”的部分，写李白生平，已具备诗人传记的雏形。书的笔法和语言像优美的散文诗，学术含量却很高，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吸收及融汇稗山、郭沫若、郁贤皓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予以完整描述，从而为“两入长安”说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别匡山》诗也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后来被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收录。傅璇琮、罗宗强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评价《李白纵横探》，认为当8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解禁”之初，这是一本“有新见解、新特色的好书”。 80年代初期及中期，安旗连续出版《李白年谱》（与研究生薛天纬合著）、《李白诗新笺》、《李白研究》等著作，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第一期发表论文《简论李白和他的诗》，由此站在了李白研究的前沿。她曾到李白终老之地安徽马鞍山，以及天姥山所在地浙江新昌、李白寓家之地山东兖州等地考察李白游踪，不但在学术上有诸多收获，而且在感情上与李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要做李白之“异代知己”。下面这首1985年5月写在天姥山下尚未公开发表的诗，正是她内心激情的抒写： 沃洲湖上远眺 沃洲山影婷婷，沃洲湖水莹莹。 涤我凡尘净，染我华发青。 如梦如醉游半日，不知身在蓬莱第几层。 天姥更在叠嶂外，时隐时现倍有情； 似念我远自西秦来东越，似酬我魂牵梦萦天姥十年零。 清风拂耳际，恍闻天姥声： 待尔明日赴天台，谢公道上会相迎， 迎尔太白异代知己人！ 正是在这一时期，安旗写成了《李白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李白传的《初版前言》写道：“这是一部文学性传记，而不是学术性传记。但其中李白的生平大事都有所本，与李白有关的人物也多系真人。不过，某些情节和细节则不一定实有其事，也就是说运用了文学虚构。我所理解的文学虚构，不是任意编造，而是合理想象。我赖以展开想象的基础，仍然是将近十年来所作的调查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想象及文学虚构，这是安旗写作《李白传》秉持的原则。作为“太白异代知己人”，安旗使学术研究认知的李白在《李白传》中活了起来，“如见其影，如闻其声”，有血有肉，使千年之下的读者能更真切地感知李白，李白也更走近了读者。比如，写青年李白出蜀后在扬州的一段生活： 李白又是“十谒朱门九不开”，仍然只好乐享太平。每日里，不是登高览胜，就是临水逐春；不是东城斗鸡，就是西郊走马；不是开琼筵以坐花，就是飞羽觞而醉月。品茗高谈，时吐粲花之论；当筵赋诗，每多七步之章。酒酣击剑，无非逞倜傥意气；诗成作歌，总是抒风流情怀。闷来时，又不免且呼五白，暂行六博，不计输赢，只图快意。想那古代豪杰，家无石储，犹自一掷千金；大唐士庶，盛世多暇，谁不借此行乐？ 这段描写用了骈文笔法，铺张表现李白干谒不成后放荡不羁的快意生活。比较熟悉李白作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化用的李白诗文句子，这些句子并非安旗杜撰，而是其来有自。 接下来写道: 一天夜里，李白从梦中醒来，看见地下好像洒满了繁霜，再一看原来是明月当空，月光一直照到床前。“啊，大概是中秋了。我离家已经两年了。”李白顿时睡意全无，乡思骤涌。他越看那月亮，越感到亲切：它好像是峨眉山月特地赶到这东海之滨来看他，又好像是蜀中亲人的眼睛在向他注视。他越看那月亮，也越感到惭愧：这两年来，做了些什么呢？繁华的金陵和扬州使他只落得两手空空。……李白想着想着便低下头来，不觉流下两行清泪，口占五绝一首：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静夜思》，原来是这样写成的！《李白传》的读者或默许赞同，或不同意而产生自己的联想，其实都不妨碍《静夜思》蕴含的永久的魅力。 1984年秋冬之际，安旗启动了一项李白研究的创新性大工程，她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四人编写组（参加者有笔者及阎琦、房日晰）开始投入紧张工作。编写组的工作历经5个寒暑，于1989年夏完成130万字的书稿。1990年12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是安旗在李白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1993年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2015年逢安旗先生九十华诞，《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转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易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是肯定了李白“三入长安”之说。“三入长安”，是指天宝十二载（753）李白在北上幽州“探虎穴”后，怀着对大唐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欲将幽州危急形势向朝廷进言的干政行动，即其诗句所说“欲献济时策”。可以作为“三入长安”直接佐证的，是《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及《走笔赠独孤驸马》这两首作于长安的赠人之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对之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同时将多首《古风》及乐府名篇《远别离》也判为此期的作品，认为“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二句，直指天宝后期朝廷大权旁落，奸佞坐大的形势。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问世后，安旗以之为依据对《李白传》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版由三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新版前言》共列出7处改动，“最重要的一处增订”是“三入长安”。天宝十二载杜甫正在长安，《李白传》写到李白“三入长安”，“径直来到城南的杜甫家中”： 李、杜二人在阔别十年后相见，又惊又喜，又喜又悲。匆匆叙过寒温，谈话便转向当前的朝政。果然不出李白所料，杜甫心中也充满了同样的倾危感，并拿出他去年十月《登慈恩寺塔》一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当李白读到“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便在书案上重重一拍，说道：“我此行正是为保秦山，安皇州而来。”即将他意欲陈献济时策之事和盘托出，和杜甫促膝密谈直到半夜。两人一致感到此事非得朝中有力之人鼎助不可，否则连奏疏都呈递不上去。 接下来，就写李、杜二人一起谋划如何去见哥舒翰。 《李白传》写李白“三入长安”期间见到杜甫，是凭借合情合理的文学想象，等到十年后写成《李太白别传》，李杜在长安重逢就成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问世后，安旗说“深感此事远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她不停歇地做起了修订工作。她说：“修订之事，如扫落叶，如拂尘案。我日日扫地拂尘，又是几度春秋。”在此期间，三秦出版社于1998年、2001年先后出版了安旗的新著《我读李太白》《李白诗秘要》，这表明其研究工作在不断深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也于2000年出了修订版。这一时期，她不顾脑梗塞兼青光眼加之严重失眠的病患，抱着“一搏为快”的决心，于2003年写成了20余万字的《李太白别传》，2004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这本新著出版不久后的2004年秋，安旗青光眼突然发作，一度失明，经紧急手术，才保住了微弱视力。安旗尝自谓“我以双目奉青莲”，这绝不仅仅是一句抒情的话，而是她把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奉献给李白研究的真实写照。 《李白传》与《别传》可视为姊妹篇。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按照李白生平经历设立章节，完整呈现诗人的一生。两者的区别在于，与《李白传》之文学性不同，《别传》是一部学术性传记。文学性与学术性互补，使李白其人其诗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展现。 《别传》的学术性，具体说来，就是用李白的代表性诗作构成每一章节的内容，或者说是用李白的诗来呈现他的生平经历。书中所引诗篇，都有原文，而且有注释性解说，这是传记写法的创新。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戏赠杜甫》一诗。 安旗的李白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在潜研文献与诗歌文本的同时，特别重视田野考察。她曾到终南山下寻找“玉真公主别馆”遗址，并有所获。1985年，她亲往山东济宁、兖州，考察李白寓家东鲁的“沙丘城”，同时查阅地方文献，当年6月撰成《李白东鲁寓家地考》一文，提出“沙丘”即今兖州的说法。十年后的1994年8月，中国李白研究会在兖州召开第四次年会，会上披露了一个消息：1993年，兖州城东南的泗河内出土北齐刻石一块，其上有“沙丘东城”字样，据此可以判定沙丘即兖州，安旗当年的考证遂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修订《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期间，为了解决《戏赠杜甫》一诗中“长乐坡前”与“饭颗山头”的异文问题，安旗以七十五岁高龄，多次到西安东郊踏勘长乐坡遗址，得出了“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为李白“三入长安”找到了一条有力证据。《别传》之第八章“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三入长安”，其第一、二节为“长乐坡前逢杜甫”，详细考证并分析解读了《戏赠杜甫》这首宋本李白集失载的诗，诗云：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此诗首见于唐代孟启《本事诗》，原无题。次见于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编入《诗文拾遗》，题为《戏赠杜甫》。首句“饭颗山头”，《唐摭言》作“长乐坡前”。《别传》即从“长乐坡”切入，展开考证，兹简述如下： 据《元和郡县志》，“长乐坡，在（京兆府万年县）东十二里，即浐川之西岸”。据《唐两京城坊考》，长乐坡之南头在长安城通化门外，北头在禁苑之光泰门外南北约长十里许。北头当光泰门外处地势最高。长乐坡下有广运潭，天宝二年（743）陕郡太守韦坚所开，见载于两《唐书·韦坚传》。广运潭为漕运船只停泊之所，亦即漕运之终点，“漕运而来数以巨万石计之租米必当就近入仓。米仓所在，既须近水便于卸载，又须地势高亢以免水患（沿河大仓莫不如此），其地实非长乐坡莫属”。“光泰门外适有米仓村。见于《唐两京城坊考》之《西京三苑图》。”“米仓而成村当是太仓。”《旧唐书·敬宗纪》有“太仓广运潭”之说，“此太仓非即长乐坡上之米仓村而何？” 安旗在《别传》中记述了来到西安东郊长乐路，实地考察广运潭遗址的情况：“广运潭今已涸，但尚有遗迹可寻。自长乐东路北侧一小径，傍残坡北行四五里，至东十里铺村，隔西临（西安至临潼）公路、陇海铁路，与米家崖村相望。两村之间，紧靠浐河西岸，有一方圆数百亩之低洼地带，虽已成为庄稼地，但犹低于公路数公尺，低于铁路更甚，列车从米家崖南沿驶过时如在空际。此低洼地带即经过千年泥沙沉积之潭底也。”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太仓之米，千斯仓，万斯箱，炊而为饭，长乐坡岂非饭颗山乎？故知‘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 考实了长乐坡，就可以推定《戏赠杜甫》诗是李白在长乐坡前与杜甫重逢时作，作于天宝十二载（753）李白“三入长安”时。 以上简述，足以体现《别传》之学术性，亦足见出安旗写作《别传》之苦心孤诣。安旗在《治学纪略》中写到她在长乐坡前考察成功时的体会，说：“如醉如狂，弗能自禁。治学之乐有如斯者乎？”在《长乐坡前逢杜甫》一文（载《李白诗秘要》）中又写道：“探索未已，感慨转深。恨不能起闻一多先生于地下，请他用诗人之笔为李、杜重逢再一次大书而特书。前一次初逢用的是金墨，这一次重逢应该用朱砂，赤红如血的朱砂，像他们在长乐坡前生离死别的眼泪。”这段诗一般的充满感情的文字，令人读之不禁动容。 2015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采纳了安旗关于《戏赠杜甫》一诗的考证成果。当时安旗师已卧病数年，不能亲力其事，故而由我捉刀。我在《第三版后记》中有如下说明：“本书中《戏赠杜甫》一诗之编年与注释必得据安旗先生新说改过，盖以先生为这首小诗所费心力最巨，所获亦足为此期研究成果之代表故也。” 附记一笔：近年我在阅读与研究中，发现宋人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范成大等都在诗作中使用了出自李白的“饭颗山”这一语典，仅陆游诗中就用了4次。《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包含了“饭颗山”一词的诗有39首之多。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在宋代诗人心目中，李白《戏赠杜甫》诗的文献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撰写了《李杜重逢饭颗山——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一文，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此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也曾论及李白《戏赠杜甫》诗之“太瘦生”语意，已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这些“文豪”级的宋代作家为李白站台，我们有充足理由将《戏赠杜甫》诗补入李白文集而弥补宋敏求编纂《李太白文集》之失。 2023年11月9日晚于京东八里桥畔 凡例 一、本书为学术性传记。其所以取名“别传”者，盖欲有别于两《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等（皆太简略，所传仅及李白事迹千分之一二）；亦有别于笔者早年所撰之《李白传》（文学小传而已，仅及白事迹、思想之门庭，远未能窥其堂奥）。 二、本书按年代先后分为十三章，每章介绍李白生平之一段，或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不等。每章之下分数节，每节或介绍生平二三事，或介绍作品若干首，或兼而有之。重要代表作以专节介绍之。 三、本书所引李白作品，文字以清王琦校注《李太白文集》乾隆刊本为准，其他版本择善而从，特别重要之异文始予录出，并加以论证。 四、本书所引李白诗文，重要者录全文并加串讲、笺评，生僻难解之典故，在串讲中为之带出。凡此，熟悉李白诗文者忽而不读可也。次要者录全文，略作诠释，一般诗文仅引题目，点明旨要。 五、李集中之组诗，如《古风五十九首》，本非一时所作。本书在引用时，皆按作年先后，以“其一”“其二”示之，后加括号引其首句以醒其目。 六、在述及李白事迹时，一般皆先出示当时年代，其后括号内注以公元纪年，并标明李白年龄。若未标明年龄，读者可从公元纪年后两位数得知，如开元三年（715），李白十五岁。 七、在述及李白行踪时，一般首先出示唐代地名。开元时期与天宝时期同时标出，如“徐州（彭城郡）”，即开元时期为徐州，天宝时期为彭城郡；其后尽可能出示今地名。书末附有与李白行踪有关的《古今地名对照表》，以备查阅。 八、本书中每称“拙编”者，为本书作者忝任主编，并与薛天纬、阎琦、房日晰共同编撰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本书写作时，多有所赖。唯《全集》出版甚早，而作者近年研究颇有心得，不少见解与《全集》不完全一致，如幽州之行、三入长安、李杜重逢等，尤其在“从璘”冤案上，则多出以己意。 九、当代诸家，导夫先路，本书不时择善而从。但在引用时，为求文字简洁，未能标出大名及大著全称，而仅用简称。如詹锳先生主编之《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简称“詹本”或“詹云”；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编著之《李白集校注》，简称“瞿、朱本”或“瞿、朱云”；郁贤皓先生编著之《李白丛考》《李白选集》，简称“郁考”“郁选”等。谨致谢忱，恕不一一。 引言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史以来，大小朝代数以百计，罕能超脱此一怪圈。 毋庸从头细说，单表至今犹令人艳羡不已之盛唐，真可谓如锦似绣，美奂美轮。但自历史长河视之，竟似昙花一现。虽似昙花一现，毕竟将近半个世纪，约当唐玄宗（685—762）及其子肃宗（711—762）之一生，也约当李白之一世（701—763）。因此，若不知玄宗及肃宗朝之兴衰治乱，亦难以确知李白其人及其诗。 玄宗，讳隆基，唐高宗（李治）与武后（则天）之嫡孙也，垂拱元年（685）秋八月生于东都洛阳。性英武，善骑射，又多才艺，尤知音律，擅八分，其手书之《纪泰山铭》《凉国长公主碑》堪称唐隶之冠。且仪容不凡，有非常之表。九岁即封临淄郡王，其祖母特加宠异之。 长安元年（701）正月，一度改元大足。四年冬则天寝疾，次年正月疾甚。宰相张柬之等人率左右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徙则天于上阳宫。拥太子李显复位，是为中宗，改元神龙。十一月，太后崩，谥为则天大圣皇后，祔葬于高宗乾陵。 中宗，讳显，为高宗与武后之子，昏庸无能，即位不数年，为其后韦氏谋杀，韦氏临朝称制。 临淄郡王隆基举兵平定韦氏之乱，进位平王，拥立其父相王旦（显之弟）即帝位，是为睿宗。平王隆基立为太子。 越二年，睿宗即禅位于太子，是为玄宗，时年二十八岁。次年改元开元（713）。太平公主（武后之女，睿宗之妹）谋逆有日。秋七月，事迫，玄宗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又一举而平定之。 宫廷内乱廓清后，玄宗立即改弦更张，励精图治。首先任用贤能为辅弼之臣，姚崇导夫先路。 《新唐书·姚崇传》：“先天二年（亦即开元元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寖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除姚崇外，先后又任用卢怀慎、张说、宋璟、苏颋、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虽金无足赤，各有长短，但皆不愧为朝廷柱石，而玄宗亦倚重之。 开元二年（714）七月，玄宗又焚锦绣珠宝于殿前，使天下风闻，知天子之决心。于是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治，一朝复兴；朝野上下，随风而靡。于是不十年而成效见，越十年而告成功于天地。开元十二年（724），群臣屡上表请封禅，诏以次年有事于泰山。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辛酉，玄宗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十一月庚寅，玄宗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礼五帝万神于山下。既燔且燎，火发，群臣称万岁，烟冲九霄，声震大地。诚当时之盛典也。 次年，玄宗又既撰且书《纪泰山铭》丰碑一通。文约千言，字大如掌，摩崖勒石于泰山之巅，高约三丈，宽约半之。相形之下，人小如寸。高山仰止，色动神飞。铭字有若鸾凤翱翔于烟云之表，碑碣之壮丽未有及者。其序文之末有句云：“‘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诞锡新命，缵戎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朕维宝行三德：曰慈、俭、谦。百世其勿忘。……”相形之下，秦皇之《泰山刻石》亦瞠乎其后矣。 四十年后，杜甫回首开元，有《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开元之治，不愧盛世，人谁不称，吾无间然。 讵料世事竟有大谬不然者。《纪泰山铭》凿痕尚新，君心遂怠矣，帝意遂侈矣，三德遂亏矣。 不数年，开元栋梁次第殂落矣。虽以韩休、张九龄为相，甚允时望，然皆未能久用。 又不数年，颇事边功矣。西北河陇诸军拓地千余里，玄宗闻之大悦。东北屡次兴兵讨伐奚与契丹，竟欲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为相，张九龄谏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终黜贤相张九龄而任佞臣李林甫矣。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开元以来，求贤、求士、求才之诏屡颁，亦渐次沦为虚文矣。 迨至开元之末，杨玉环入宫矣，“从此君王不早朝”矣。而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寿王杨妃文》墨迹尚新，言犹在耳：“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尔其弘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四十） 迨至天宝，安禄山崛起矣。元年（742），擢为平卢节度使；二年，入朝，加骠骑大将军；三载，任范阳节度使。由是升赏有加，扶摇直上，李林甫与有力焉。 入天宝后，李林甫欲尽除不附己者，遂屡兴大狱，诛逐忠良，重用酷吏，滥杀无辜，以致积尸大理，系囚溢狱。天宝六载（747），以细故杀天下名士——北海太守李邕；天宝八载（749），以是为非，毁塞上长城——四镇节度使王忠嗣。使天下之人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直至天宝十一载（752）林甫死，冤案犹未尽平。 玄宗以国用丰富，视金帛如粪土，赏赐滥行，尤以诸杨姊妹兄弟，无有限极。待安禄山亦同，天宝九载（750），赐安禄山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十载（751），命有司为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禄山生日，帝及妃皆赏赐甚厚，后三日，又另赐贵妃洗儿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后竟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胡三省注曰：“观明皇所以待禄山者，昏庸之主所不为，殆天夺之魄也。”（《资治通鉴·唐纪》卷三十二）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以椒房之亲（贵妃从祖兄）继为相，始则假意收买人心，终则变本加厉，倒行逆施。直至天宝十四载（755）“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乱八年，几致倾覆。 杜甫《忆昔》诗续云：“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若从头细说，其悲惨有千百倍于此者。 《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厉阶之作，匪降自天，谋之不臧，前功并弃，惜哉！” 何以如此？何以开元之英主，曾几何时，即走向其反面，终至于蜕变为昏君？归根结底，即因其为封建帝王。任何封建帝王之励精图治，虽亦念及国家与人民，然实为巩固其自身之统治。统治既已巩固，谁能始终朝乾夕惕，宵衣旰食？谁能始终以国家与人民为重，而不思有以自放者乎？侈心一开，遂不知伊于胡底。 而身受治世恩惠之众庶，不过初免饥寒，仍须日出而作，以求温饱。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得风气之先，在开元之治阳光雨露之中有若草木之欣欣向荣。自以为家藏荆山之玉，人握灵蛇之珠。值此千载难逢之盛世，谁不想有以奉献？志高者，意欲致君尧舜之上；趣低者，也图个一官半职。其奋发上进之心，正未有已也。 由此观之，开元之治，朝野上下，始则同床，终则异梦。李白与玄宗之间，亦初似肝胆，终成胡越。 李白虽然自言为凉武昭王之后，但无任何实据；虽然热衷于功名富贵，但灵均耿介，叔夜心高，亦有所不为。虽然一度平步青云，曾为翰林待诏，却是黄粱一梦。李白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而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匡山苦读，前后十年，轩辕以来，颇得而闻。辞亲去国以后，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游踪遍天下，读书台亦遍天下。以其天纵之资而又博览群书，自然使其心志远出于时人之上。尤堪注意者，其所追慕之先圣先贤，多是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物，诸如倡言仁政之孔孟，傲视权贵之老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不出则已、出则安天下之谢安……时时在他心中，出其笔下；战国时期之高士，为世排大难，解大纷，而义不受赏之鲁仲连，更是他丹心无间然之人物。总而言之，中国伟大文化传统中之精华，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铸造成李白之灵魂，因而使其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三年待诏翰林生活之全节而去，即是证明。当时，正是跻身“天人”之际，成为“达者”之时，中书舍人已是唾手可得，再攀往高处亦属可能。只须勤于侍奉帝妃，随时准备应制，做到天子呼来即上船，休去长安市上酒家眠。若能再与李林甫、高力士、张垍辈，稍事虚与委蛇，李白满可以继续在宫廷中混下去。偏他秉性难改，傲骨已成，竟然未及半年即心生厌倦。咏歌之际，屡称东山。甚至写出如此放肆之诗句：“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龙首原上，含元殿前，“苑路高高驿路低”，李白终于从高高苑路上走下来，走下驿路，走向江湖，走向人民。虽然，他后来思想上亦有反复，但毕竟仍属“四民”。 在去朝十年中，流落江湖，阅历益富，民情更亲，而朝廷继续倒行逆施，使民病民瘼，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李白亦因之忧愤深广，怒飞鸣镝，直指昏君与奸臣。尤以幽州危机之严重，李白遂挺剑而起，探虎穴，入龙潭，欲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无力回天，而同罹浩劫。 在八年浩劫中，李白不甘心于奔亡避地，仍欲一展救国救民之志，而又陷入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争权夺位之深潭中，几遭灭顶之灾。 安史乱平，户部上奏户口之数，全国仅存三分之一而犹不足。诚如李白在诗中作狮子吼：“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意谓罪在朝廷，唐玄宗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后世并未以桀纣目之，批判之际，不为已甚，何也？盖首因其前期有功于国，有惠于民；次因其奔蜀以后，屡有悔祸之意，罪己之心（见《玄宗幸普安郡制》及《遗诰》等）；再则其暮年竟遭南内西宫之囚，其死亦甚为可疑，可能死于肃宗宠臣宦官李辅国之手，遂令人不忍深责而优容之。 肃宗为人，雄才大略远不及其父，而阴险则过之。其灵武自立之罪可原，而匿情以胁其父之恶不可恕；发动内战以灭其弟永王璘，其心亦太残忍矣。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中原糜烂，不可收拾，后患无穷，迄于唐亡，肃宗不能辞其咎。《剑桥中国隋唐史》亦谓：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示其大勋而固其帝位，“是不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很可能是的”。宋史臣范祖禹批评肃宗使宦官监军，致有九节度使之溃云：“举六十万之众而弃之，其不亡亦幸哉！”（《唐鉴》）肃宗亦自食其果，与其父同年同月而死，死于自己罪孽折磨之中。 作为个体生命固然皆有结束之时，但李白却以济苍生安社稷之宏愿，以其特有之政治敏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出生入死以赴国难，于是而成为当时社会盛衰转折之亲历者、见证人、预言家；于是而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诗篇，如时代之神镜，如历史之警钟。遂使其人不死，其诗不朽。杜甫亦是如此。 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诗人，诗人，岂只是弄笔墨于几案，摛翰藻于素笺，调宫商于唇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