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迷思（译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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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蒂芬·库宁博士（Dr. Steven E. Koonin）是美国科学政策的领导者。他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在那里他是能源部战略计划和首期四年技术评论（2011年）的主要作者。库宁博士在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科学计算、能源技术和政策以及气候科学领域发表了20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他曾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校长和教务长近10年。库宁博士目前是纽约大学教授，在多个院系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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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那次美国物理学会举办的研讨会结束后，我的感受不仅是惊讶，更因为气候科学远没有我之前认为的成熟而感到震惊。以下是我当时总结的几个结论： 1. 在人类的影响下地球的确在不断变暖，但从物理角度上说升温效应仍旧相对较小。由于相关气候数据不足，我们很难分辨哪些气候变化是来自人类影响，哪些是未被充分理解的自然变化。 2. 各种气候模型推导出的结果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还互相矛盾，同许多观测结果也有出入。文献和报告中出现的“专家判断”这样含义不清的用词有时是为了调整模型结果并掩盖模型缺陷。 3. 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新闻稿和摘要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关报告本身的内容。专家的确可能在各种会议上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但绝不是媒体渲染的那种强烈共识。媒体报道科学问题时的某些描述会令杰出气候专家（包括报告作者本人）很是尴尬。这点多少有些让人震惊。 4. 简单来说，仅凭我们目前掌握的气候科学知识，尚不足以对地球气候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变化作出有价值的预测，更不要说借此判断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了。 为什么上述这些重大缺陷对我和其他相关人士来说颇有启示价值？作为科学家，我觉得科学界正在让公众失望，因为我们没能清清楚楚地把全部事实告诉他们。作为公民，我担心公众舆论和政治辩论可能会受到误导。于是，我开始发声，那年9月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周六随笔”栏目上发表的2千字文章是传播最广的作品。我在那篇文章中概述了气候科学领域的一部分不确定性，并且忽略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我们理解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希望在气候科学中看到确定性。然而，我担心大肆宣扬气候科学已是“定论”（或是“骗局”）会贬低和打击科学事业，阻碍它在这些重要事宜上的发展。不确定性是科学的原动力和驱动力，必须直接面对。” 这篇文章后来总共有成千上万条在线评论，其中绝大多数表示支持。然而，在科学界，我对气候科学现状的坦率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学的地球科学系主任私下里对我说：“你在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几乎每一点，我都赞同，但我不敢公开这么说。” 我在科学界的许多同行——有一些还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很是光火，因为公开披露并强调了科学界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按照其中一位同行的说法）“给气候否定者们输送了弹药”。还有一位同行则责备我说，像这样的文章发在那些不太知名的期刊上就可以了，不应该发在读者那么多的地方。另有一位认为科学已是定论的重要人物针对我的专栏文章发表了回应，并且开始呼吁纽约大学重新考虑是否还要雇用我，接着又歪曲了我之前写的许多内容，但是，之后他又不可思议地承认我在专栏文章中提到的许多不确定性是专家都心知肚明的，并且已有不少讨论。我如此直白且公开地强调这些不确定性内容，似乎在无意间打破了某种沉默规则——类似黑手党的“缄默法则”。 美国物理学会举办的那次研讨会结束后，我又在之后的6年多里持续研究相关气候议题，其间公众对气候与能源问题的讨论越发让我感到失望。在这6年多里，危言耸听的气候观点逐渐在美国政界占据主流，尤其是在民主党内部——在此之前，民主党的政治立场一直很对我胃口。在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所有候选人都试图用言过其实的“气候问题迫在眉睫”言论超越对手，于是，公众对“气候危机”的认识越发脱离科学事实。选举筹备阶段还出现了越来越广泛的政策提案，比如借助政府干预和补贴“对抗气候变化”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不出所料，拜登政府也将气候和能源列为需要优先考虑的重大事项，任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为气候特使，甚至提议拨出接近2万亿美元用于对抗这项“人类的生存威胁”。 虽然我对“绿色新政”这类提案在财政和政策上的优势所知甚少——毕竟，我是物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确实知道，制定任何政策都应该基于气候变化的真实科学结论。说到底，为缓解人类对地球气候影响而投资数万亿美元的决策与价值取向有关：你得考虑风险承受能力，考虑代际公平和地域公平，还得平衡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能源成本、可操作性和可靠性。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准确理解科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为前提。 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引导我们走上这条理解之路。至于具体做法，我打算用科学家所知的唯一可行方法：借助有据可查的事实——它们基本都来自最新的官方评估报告或高质量科研文献。正如已故众议院议员、有“国会良心”美誉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在第一次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演讲中所说： “当你看到不正确、不公正、不公平的事，你有义务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已故同事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因其科研成果（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量子电动力学研究）的创造性和重要性而享有盛名。另外，率性不羁的性格、魅力四射的表现力，以及讲好故事的能力也是他能成为传奇的重要原因。费曼是个人物，而且是个智慧超绝的人物。 无数满腔抱负的物理学家慕费曼之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我就是其中之一。1968年秋天入校之前，我就已经把他那套精彩绝伦的“红皮书”《费曼物理学讲义》从头到尾看过数遍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4年本科生活很像《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里刻画的那样，只是没有什么笑料，最大的亮点大概是几次与费曼的一对一对话（他钟爱与青年物理学家交流），以及大一时与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本人一起打邦戈鼓的难忘经历。 科学诚信是加州理工学院精神的核心。新生踏入校园的第一天，学校就会强调科学诚信的重要性。费曼在智识上的绝对诚实也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加州理工学院1974年的业典礼上，费曼作了一场题为《货物崇拜科学》的知名演讲，其主旨是科学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自欺欺人： “总而言之，重点就是要尽可能提供全部信息，从而帮助别人判断你所做贡献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提供指向某个特定结论的信息。 “最容易解释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拿它同其他事物作比较，比如广告。昨天晚上，我听说威森食用油不会浸透食物。好吧，这是真的，算不上撒谎，但我现在谈论的可不只是撒不撒谎的问题，而是科学诚信的问题，完全是两个维度。威森食用油的这则广告应当补充以下事实：在特定温度烹饪时，任何油都不会浸透食物；而在其他温度烹饪时，所有油都会浸透食物——当然也包括威森食用油。因此，这则广告传达的是暗示，并非真正的事实，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大部分面向公众的气候科学描述都有威森食用油的同款问题——其目的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提供信息，所以总是会故意忽略必要的背景或是那些不“合适”的事实。（巧合的是，同食用油一样，气候问题也主要和温度有关。） 我遇到的大多数气候科学研究人员工作态度都客观、严谨，这也是所有科学领域的通用规范。不过，由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与人类生存本身休戚相关，这个议题总能勾起激愤与冲动也完全可以理解。有些人声称，只要有助于“拯救地球”，一点点误导信息也无伤大雅。确实，如果我们总是以这样的说辞（且不论是多么无根据、多么不准确）描述利害关系，那么部分气候科学家在面对公众时发言不那么客观或许就没那么意外了。早在1989年，已故的知名气候研究人员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就明确表示： “一方面，身为科学家，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遵循科学方法，承诺把事实告诉大众，而且是全部事实，别无其他——这意味着我们给大众提供的信息中必须囊括各种怀疑和附加说明，用词充斥“如果”“并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只是科学家，更是活生生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希望看到世界变得更美好，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中就是要尽力降低潜在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为此，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基础支持，需要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毫无疑问，这必须借助海量的媒体报道。因此，我们不得不刻画可怕的场面，不得不使用简单而夸张的语言，也只能尽量不提心中可能存在的怀疑。我们科学家经常陷入这种“双重道德约束”的困境，那是求解任何方程都无法得到答案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在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当然，我希望这表示二者兼备。” 还有很多人也提过类似的观点，或是评述过施耐德所说的“双重道德约束”。例如：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们相信真相是什么。” ——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创始人保罗·沃特森（Paul Watson） “我们必须利用好气候变暖问题。即便相关理论是错的，就目前采取的经济、环境政策来说，我们做的事也是对的。” ——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莫西·沃思（Timothy Wirth） “有些能够理解我的疑虑的同行争辩说：驱动人类社会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出现灾难的可能恐吓公众，因此，科学家夸大气候变化不仅完全正当，甚至很有必要。而对于我始终坚信的那种公开且诚实的评估方式，他们认为纯属天真。”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环境研究前主席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otkin） 于是，媒体上到处都是耸人听闻的气候预言。以下就是几个很久之前出现且已被事实证伪的例子： “（人们的不作为将导致）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们会在一场生态灾难中目睹像核浩劫那样不可逆转的彻底毁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理事穆斯塔法·托尔巴（Mostafa Tolba），1982年 “（再过几年）冬季降雪（在英国）会变成一件非常罕见且令人激动的事。那时的孩子们可能压根不知道雪是什么。” ——高级研究科学家大卫·维内（David Viner），2000年 “到2020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淹没欧洲城市，英国的气候会变得同如今的西伯利亚一样。” ——马克·汤森（Mark Townsend）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援引《卫报》（The Guardian）发表的一篇五角大楼报告，2004年 虽然施耐德后来为了解释他关于“双重道德约束”的陈述还作了不少说明，但我认为他这个观点的隐藏前提就是个危险的错误。“在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没有任何异议。身为科学家，如果从他们自己的道德偏好出发故意误导政策——哪怕只是考虑如此——都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实换个背景，结论就显而易见了：想想要是有科学家因为宗教信仰而歪曲有关避孕措施的数据，这种行为要是被发现了将会激起怎样的舆论巨浪。 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菲利普·汉德勒（Philip Handler）早在1980年的一篇社论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这番评述40年后仍能令人感到后怕： “科学界陷入了两难境地。科学家分不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科学家还是公民，分不清身为科学家的道德准则和身为公民的责任义务，分不清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区别。当科学家无法分辨这些边界时，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信仰（通常不会明言）会轻而易举地让看似科学的辩论蒙上阴影。” 科学家的角色特殊，随之而来的还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是唯一能把客观的科学内容带入讨论的人，而这也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道德义务。同法官一样，我们在工作时有义务将个人情感放在一旁。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剥夺了公众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的权利，进而会破坏他们对这个科学事业的信心。科学家成为倡导环境保护的活动家当然没什么问题，但伪装成科学的激进主义绝对有害。 我们科学家不应该变得像那些推销食用油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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