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周氏兄弟（1917—1923）：以“立人”为中心

本书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海晗关于“五四”时期（1917-1923）鲁迅、周作人兄弟文化实践的一部研究论集。 作者王海晗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视作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的同盟军，对其1917-1923年间以“立人”为中心的文学实践进行一种互文性的整体考察，探讨二者如何具体分工合作，并以此为基点分析兄弟之间潜在的精神对话关系。著者既关注鲁迅与周作人不同趋向的启蒙路径如何相互配合，从而引领了“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思想潮流，也围绕他们独特的文体表达分析二者的文学理念及实践怎样共同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奠定历史基础。

王海晗，1991年出生，浙江嵊州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青年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入选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库。

总　序/洪治纲 大学之道，人文为先。没有坚实的人文底蕴，没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没有求真、创新、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社会理念，大学迟早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淖，甚至会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温床，教育也就很难确保学生获得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学科同人多年来的思想共识和学术信念。 我们是大学教师，但我们也是学者，是恪守人文精神并且学有专攻的学者。因为我们深知，人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必须关心和理解不同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在需求，必须激发不同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并最终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如果问，何谓“人文精神”？我想，这应该是其核心之旨。所以鲁迅先生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审度标尺，就是“立人”。一个国家能不能“立”起来，在他看来，首先就是这个国家中的人是否“立”起来了，而不是看它的经济指标，或者人均拥有多少本房产证。 作为从事人文教育的学者，我们对人文精神当然并不陌生。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力冲击下，要坚持不懈地探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精神及其实践路径，并非易事。好在我们是地方性高校，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压力，也没有必须实现“弯道超车”的预设目标。我们只是踏踏实实问学，认认真真做人。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是我们对自己学术的内心期许。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学科的全体同人，都在默默地躬身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勤思缅想，精耕细作。 我们因此而充实。无论春夏，无论秋冬。 或许我们的能力有限，眼界不高，学养不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求真和创新的勇气，也不影响我们对于人类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承继和弘扬。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每一位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责，也是彰显每位人文学者人格魅力的核心之所在。只有心中有了“道”，有了承担历史职责且顺应社会发展的“大道”，我们才能传出特有的生命之光，以及内在的精神高度。我们的学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求真的过程中，孕育和培植内心的生命之道。故章学诚云：学者，学于道也。 但学术毕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求真，不仅在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中。严复就曾明确地将“学术”理解为先求真理，而后付之实践的过程：“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也说过类似的话：“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不足以应用于术，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我们当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传道和授业的过程中，体用互动，生生不息，一起解答各种现代生存之惑，共同叩问人之为人的诸多本质。 这也是我们推出“泽地丛书”的重要理由。“泽地”，取自《周易》第四十五卦《萃》卦，卦象为下坤上兑，坤为地，兑为泽，即为“下地上泽”之象，象征“荟萃”之意。这是我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同人的美好意愿，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 在人类智慧的天空中，我们希望以执着的姿态飞过，并留下自己的痕迹。 本套丛书将以开放的方式，逐步汇聚我们学科各位学者的优秀成果，既包括已出版多年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反响、需要修订再版的专著，也包括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最新成果、学术新著以及优秀的博士论文等，几乎涵盖了本学科各二级研究方向，也囊括了不同代际的学者智慧，大体上反映了我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优势。第一辑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其中有三部著作获得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如今，我们按原计划推进第二辑的出版，继续为本学科团队成员提供展示与交流平台，以期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古人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学术是没有尽头的事业，真理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不断探索和实践。唯因如此，我们渴望通过自己的顽强求索，能够成为人文精神最坚实的传承者，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将自己所秉持的学术信念力所能及地付诸实践，抑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成为平等的对话者。 2024年春于杭州 绪论（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鲁迅与周作人都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们的身上蕴含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众多精神命题。“五四”时期，二者志同道合，并肩作战，联袂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得力干将，同时也迎来了各自文艺事业上的高峰。如果要从广义上为这一段融洽的兄弟关系确定一个时间界限，那么应该是从1917年周作人入京担任北大教职起，到1923年兄弟失和、亲情关系断绝为止，在此期间鲁迅与周作人共居一处，相互照拂，关系紧密，这是人所共知的。与之对应的是，彼时的文化界人士常常将他们合而观之，在论及一方的同时也连带提到另一方，或者更进一步并称为周氏兄弟。1918年2月10日的除夕之夜，S会馆的常客刘半农与鲁迅、周作人共进晚餐后，写下《除夕》一诗，诗中有言：“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依照刘氏自注，“缪撒”指的是希腊掌管文艺美术的女神，“蒲鞭”则是日本杂志中的一个介绍新刊的文艺栏目，这首诗把鲁迅与周作人准备一起进军文艺界的姿态传神地勾勒出来。1922年8月11日，胡适日记中记载：“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分别将兄弟二人推为中国现代小说与散文两个文类的领军人物。钱玄同是催促鲁迅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人，多年之后他曾谈道：“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无独有偶的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认为鲁迅先生与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此般种种把鲁迅与周作人联系起来的论述蔚为大观，兹不赘述。关于“五四”时期流行的“周氏兄弟”的说法，时为北京高师学生的董鲁安日后有生动的回忆，在民国文化界中，二者的形象宛若法国的龚古尔兄弟一般深入人心。值得思考的是，当鲁迅、周作人被并置于一处，“周氏兄弟”的称呼频频出现在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等新文化先驱的表述中时，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一名词的？刘禾在论及言语行为时曾说：“我的目的是要扩展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这一思路值得借鉴。“五四”知识人集体表述的“周氏兄弟”，同样是通过话语行为所制造的“合法化术语”，它首先着眼的固然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亲属血缘关系，但同时也是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做出统一的历史评价，如同止庵所言：“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作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周氏兄弟”应该如同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建安七子”“李杜”“唐宋八大”等名词，是在文化层面具有特指意义的术语、概念与范畴，而非仅仅就一般的个人关系进行指称，其被使用的过程表明知识者以“整体性”“关联性”“互动性”的视野来看待“五四”时期的鲁迅与周作人，以之反映二者“共同”从事文化活动的行为姿态与精神价值。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概况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第一章 点燃“寂寞”：周氏兄弟复出的内外考察 第一节 “旧梦”遭遇“现实”：重启“第二维新之声”的历史脉络 一、“第二维新之声”：留日时期周氏兄弟的“立人”思想 二、“寂寞”的体验：“心声”的延宕与下沉 三、“旧梦”重燃：“热风”融化“火的冰” 第二节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一、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编辑部关系之史实考辨 二、周氏兄弟的站位：“客师”与“名角”的意义 三、文化空间与文体选择：《新青年》之于周氏兄弟 第三节 文化体系的形成：彼此支撑的术业分工 一、外语习得偏向：互为信息源 二、“通览”与“专深”的合作：从“起草—修改”到“导入—发挥” 三、职业平台的照应：教育部官员与高等学府教师 第二章 接力往复：周氏兄弟思想革命的人学视域 第一节 “立人”的理论根基与伦理向度 一、理论根基：进化论思维 二、伦理向度：当“互助主义”话语编入进化论 第二节 “立人”的内涵：《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互文解读 一、“吃人”话语的双重所指与“灵肉一致”的人性 二、从“尊个性而张精神”到“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三、反求诸己：《狂人日记》对于《人的文学》的镜鉴意义 四、启蒙时代文学何为：“记录研究”“非人的生活” 第三节 “新人”的发现：“妇女”与“儿童” 一、反抗性别压迫：从两性道德的视角进入思想伦理 二、儿童本位观：理论提倡与文学表现 三、认识装置与“风景”的发现 第三章 发声成文：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体表达 第一节 “小说模样的文章”：现代“短篇小说”文类构造的路径 一、“五四”的先声：作为一种文类试验的《域外小说集》 二、短篇小说的诗化及其抒情意识：《点滴》与《呐喊》对读 三、“小说模样的文章”：读写之间的默契 第二节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的文学语言观念 一、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 二、直译与欧化：中国语文的改革方案与“国民性”问题 三、名实合一：语言的意义生产机制 第三节 反抗新文学的“偏至”：从鲁迅的“杂感”到周作人的“美文” 一、《随感录》中的“鲁迅风” 二、“美文”：日常生活中的个性启蒙 三、反体制化的文体观念与新文学家主体的凸显 第四章 交相呼应：“五四”落潮期周氏兄弟的文化想象及实践 第一节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一、周作人评论诞生的潜在语境 二、什么是讽刺 三、想象国民的方式：文学典型论 第二节 为新文化辩护：“后五四”时代论争漩涡中的鲁迅与周作人 一、警惕复古逆流：对“假道学”的透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