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文化史中世纪卷

由英国医学史家罗杰·库特领衔编撰的“医学文化史”系列是人类医学文化跨学科综述史开创性著作，按时代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帝国时代、现代六卷，每卷均有环境、食物、疾病、动物、物品、经验、心灵/大脑、权威八章，展示了从古代到现代的2500年里医学文化演变的历史图景，包括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变迁，以及人类对疾病、健康和医学理解的变化。 《医学文化史：中世纪卷》依托中世纪大学和城市发展、瘟疫大流行以及战争、宗教等背景，通过对城市法规、食谱、诉状、诗歌、奇迹叙事、护身符、陶器、骷髅、手稿、私人信件等史料的研究，跨学科综述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中世纪医学。

总主编：罗杰·库特（Roger Coote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中心荣誉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社会生物学、社会理论、历史学、医学史等。 分卷主编：爱奥娜·麦克莱里 (Iona McCleery)，英国利兹大学中世纪历史副教授，主要研究医学史、圣人崇拜和食物，重点关注中世纪末葡萄牙及其在大西洋和西非的早期帝国。近作涵盖关于饥荒、中世纪殖民主义对健康的影响、神迹和公众参与。 译丛主编：张大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监事长兼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医学史学会（ISHM）科学委员会顾问。苏静静，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北京大学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全球健康史、医学社会文化史。 译者：孔钇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心血管内科学博士。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医学中心联合培养。现为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内科英才计划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

｜中世纪埃及瘟疫论著中的精灵、殉道和理性 由于伊本·哈贾尔在伊斯兰学术领域的地位及其著作在后来的影响，关于穆斯林世界的瘟疫的现代学术研究对他写于15世纪的瘟疫论文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在米切尔·多尔斯（Michael Dols）的奠基之作《中东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中，他将其称为同类的典型案例——作为“正统伊斯兰（orthodox Islam）”的代表——并在讨论知识分子对瘟疫的反应时广泛引用它。[21]虽然我对多尔斯就伊本·哈贾尔论文代表性的描述有异议，但毫无疑问，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为观察地中海穆斯林地区疾病的更广泛意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 伊本·哈贾尔的《关于瘟疫功德的仁慈献礼》内容全面，虽然他首先是苏菲派（Shfi挘┞煞ㄑд吆拖戎匙?襕他对布哈里（Bukhr）的评论至今仍很受欢迎]，但他广泛借鉴了大量的流派，包括阿拉伯地区对盖伦医学的接受。[22]该书5章中的第1章讨论了瘟疫的性质、起源和本质问题。哈贾尔在这里展示了他将在全书中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引用相关的先知传统，必要时也包括其他来源。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与大多数其他疾病不同，黑死病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最初是上帝在摩西或大卫时代降下的对犹太人的惩罚，然后在638—640年间，穆斯林社区在向黎凡特扩张时在以马忤斯（扐mws, Emmaus）首次遭遇了黑死病。[23]这是一种特殊的亚类流行病，其症状多种多样，在此，哈贾尔所引用的早期宗教学者阿西尔（al-Athr，卒于回历630年/公元1232年）将其描述为“一种腐蚀空气的流行病”，纳瓦维（al-Nawaw，卒于回历676年/公元1277年）列举其症状如下： 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脓包（bathar）和肿胀（waram），涉及炎症（lahb）。它使周围的区域变成黑色、绿色或紫红色，像流动的血液（durra），并带来心悸（khafaqn al-qalb）和呕吐。它经常出现在腹股沟和腋窝，以及手、手指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自己只借鉴了释经学文献，哈贾尔在这些描述之后立即用一个较长的章节介绍伊本·西那和其他专家医师是如何理解瘟疫的： [他们说]鼠疫（plague）是一种有毒物质，会在身体的软组织和关节处引起致命的肿胀，它通常发生在腋下、耳朵后面或鼻子旁边。它是由容易腐烂和腐败的变质血液引起的，作为一种有毒物质，腐蚀了器官和周围区域。它对心脏有负面影响，导致呕吐、恶心、昏厥和心悸。由于它的邪恶，它折磨着身体中那些天生脆弱的部分，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主要器官。很少有人能在黑色的瘟疫中存活下来，而红色和黄色的瘟疫则不那么危险。伊本·西那说：黑死病在流行期间和流行的国家中大量出现。正因为如此，“流行的（epidemic）”一词被应用于“瘟疫（plague）”，反之亦然。伊本·西那还说：关于流行病，它是对空气本质的腐蚀。空气是精神的物质，是精神的依托。因此，人类和动物如果不呼吸空气就无法生存，以至于当动物被剥夺了吸入空气的权利，它就会死亡。[24] 哈贾尔列出了一系列关于黑死病的定义，并注意将黑死病与其他流行病区分开来，然后他提出了黑死病在病因和意义上都与其他疾病不同的论点。同时，他强调了个人经验和对经验性证据给予正确解释的重要性。[25] 哈贾尔根据一个著名的先知传统，认为黑死病是精灵刺伤人类的结果，他反对伊本·西那和其他医生的观点，即黑死病是由空气或瘴气的腐败引起的。恰恰是精灵的参与将黑死病与其他流行病区分开来，并且根据先知的传统，将其与真主创造的所有其他疾病区分开来。然而，哈贾尔赶紧解释说，精灵的作用是在盖伦的框架内发生的，因为黑死病的症状是精灵在人类内部刺伤的结果。他不认为黑死病是由空气腐败引起的，这既出于经验，也是与体液医学的对话： 如果黑死病是由空气引起的，那么它就会影响到人类和动物。我们发现，黑死病袭击了许多人和动物，而在他们旁边那些性情相似的同类没有被袭击。人们看到，它带走了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而没有以任何方式进入邻村的房子，又或者它进入一个特定的房子，却只击倒了一些人。人们还看到，当空气腐败时，它比空气平衡时更不突出。最后，空气的腐败会导致体液的改变，从而导致大量的疾病，而这会导致无病之人或仅患轻度疾病的人死亡。 哈贾尔继续论证瘟疫的单一性，他引用了一个先知传统，说穆斯林社区将因被刺穿（t抋n）或因瘟疫（t抧）而死亡，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信徒殉教。[26]可以肯定的是，死于黑死病并不能保证殉教者的地位，就像参与圣战一样，真实意图至关重要。穆斯林在与上帝的敌人作战时作为伪善者（hypocrite）死去，只能在今世获得殉教者的地位，而不能在来世获得同等地位。同样，在逃离黑死病时死去的信徒也不会在来世得到真主的赏赐。在面对瘟疫时，保持正确的意图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上帝已经决定了他的健康和死亡，并完全依赖他，那么即使他死于非黑死病的其他病因，他仍然会被赋予殉教者的身份。[27]不出所料，伊本·哈贾尔强烈建议不要逃离黑死病，然而他似乎对离开受黑死病影响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如果人们相信离开不会改变真主的旨意的话。[28]他谈到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Caliph ‘Umar）的著名事件时，他的本意就清楚了。欧麦尔在到达叙利亚南部的萨尔格后，被告知（以马忤斯的）瘟疫已经暴发，在与同伴们商议后，他决定返回麦地那。欧麦尔这样做是正确的，就像一个人选择不进入着火的房屋。然而，这件事足以让伊本·哈贾尔感到困惑，他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它，特别是考虑到欧麦尔在临终前悔过自己并没有向着瘟疫前进。 在上述背景下，哈贾尔通过讨论疾病是否可以传播，着重强调相信真主是万物（包括疾病）之源的重要性。瘟疫显然是不会传染的，他已经用精灵是致病因素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但其他疾病呢？麻风病需要关注，因为先知认识麻风病人并与之交往，而且对他们说了很多话，包括一些看似矛盾的事情。伊本·哈贾尔解释说，真主有可能使与麻风病人交往成为疾病传播的原因，但最好将那些警告不要接近麻风病人的先知传统理解为是为了保护穆斯林，因为他们对真主的信任可能会误认为疾病可以自我传播而减弱。 哈贾尔对瘟疫的讨论特别有用，虽然他花了大量时间论证瘟疫与其他疾病不同，但他的整体讨论凸显了疾病作为一个类别的性质以及对其共同体的意义。疾病首先是一个重新致力于与神明建立适当关系的机会。但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既涉及穆斯林对他人的责任，也涉及个人所能得到的医疗机会。在这里，哈贾尔明确借鉴了早期的医学权威，赞扬了伊本·西那的建议，即给病人放血，必要时使用拔火罐，并使用各种冷物质来强化心脏。他抱怨自己时代的医学权威对伊本·西那的著作一无所知，拒绝将放血作为治疗瘟疫的方法。他考虑到瘟疫是由精灵在内部刺穿人类造成的，使他们的组织发炎，直至到达心脏并杀死他们，所以放血是必要的治疗方法。哈贾尔继续攻击当时的医学权威，他不同意著名的塔吉·丁·苏布基（Tj al-Din al-Subk，卒于回历771年/公元1370年）的观点，即如果有两位值得信赖的医生证明瘟疫可以传播，他们的证词应该被接受。相反，伊本·哈贾尔强调，证明空气不可能是瘟疫的致病因素的经验证据也证明了瘟疫不会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 哈贾尔对瘟疫的看法虽然很有影响力，但并不是唯一的看法，甚至不是穆斯林世界唯一流行的看法。在黑死病流行后数十年间撰写的关于安达卢西亚黑死病（Andalusi plague）的论文有很多，这些论文支持传染病的概念，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些论文选择忽略了先知关于（死于）黑死病算是信徒殉道的传统。[29]库尔德学者伊德里斯·比德里西（Idrs al-Bidls，卒于1520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写的一篇关于黑死病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大约是在哈贾尔之后两代的学者。[30]因此，虽然哈贾尔对瘟疫的看法不应作为中世纪地中海地区所有穆斯林对疾病看法的代表，但他如何选择让疾病变得有意义，表明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共享的更广泛的文化方面的考量。穆斯林法学家、医生、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将疾病视为身体的折磨，这是对穆斯林社会结构的挑战，是对正确信仰的考验，也是证明自己对真主的依赖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倾向，借鉴了经书和经验。在这一点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居相似，尽管他们的论证是由不同的（可能是相关的）经书和神学文本形成的。[31]我在这里强调这种相似性是因为，当我谈到费雷尔在15世纪的瓦伦西亚布道中对麻风病的处置时，我不想暗示他对疾病的讨论是对哈贾尔的反驳，倒不如说这是地中海地区对疾病意义共同沉思的又一个例子。

目录 001 总主编前言 罗杰·库特（Roger Cooter） 001 导言 爱奥娜·麦克莱里（Iona McCleery） 029 |第一章 环境 多利·乔根森（Dolly Jrgensen） 057 |第二章 食物 爱奥娜·麦克莱里（Iona McCleery） 093 |第三章 疾病 贾斯汀·斯特恩斯（Justin Stearns） 129 |第四章 动物 凯瑟琳·沃克－梅克勒（Kathleen Walker-Meikle） 161 |第五章 物品 杰玛·沃森（Gemma L. Watson） 罗伯塔·吉尔克里斯特（Roberta Gilchrist） 197 |第六章 经验 纳马·科恩－哈内格比（Naama Cohen-Hanegbi） 235 |第七章 心灵/大脑 温迪·特纳（Wendy J. Turner） 269|第八章 权威 F.伊丽莎·格莱兹（F. Eliza Glaze） 309参考文献 387索引 403译后记 408译丛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