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阕：宋词里的大宋小史

本书稿是常华新创作的一部随笔集。作为大盛于宋的文学形式，宋词与唐诗一起，共同耸峙起中国文化的双峰，成为泱泱诗国的象征。有别于对宋词文本的注解考据或掺和野史秘闻的戏说调侃，作为一部历史普及类书籍，本书稿史据扎实，视角独特，以宋词为载体，以历史随笔的方式，将一首首宋词“掰开”，去切入宋人的生活，去深度地理解宋人，感悟宋人。在亦文亦史文史兼融的叙述风格中，回望或缅想三百余年两宋史，循着宋词的足迹，完成与宋人心灵的对话……

常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财经频道副总监，高级记者，中国唐史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头条历史频道、喜马拉雅历史频道签约作者。出版有《唐诗密码》、《宋词密码》，《诗词里的中国》（三卷本）、《去唐朝》（三卷本）。其中，《诗词里的中国》（三卷本）被美国弗吉尼亚图书馆收藏。

书摘一： 无为有为之间 说起宋仁宗赵祯，人们并不陌生，作为“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他的形象随着戏曲、笔记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早已深入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撇开这段宫闱秘闻不谈，单说这位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宋仁宗在位42年，整个北宋共历九帝167年，仁宗一朝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这42年间，边事太平，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鼎盛气象。他执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仁”，成了他耀眼的标识。仁宗之“仁”首先体现在对臣子的宽容仁厚上。包拯斥张尧佐事，包拯指陈三司使张尧佐不作为，要仁宗撤掉其职务，面对包拯的奏折，仁宗最后改任张尧佐其他职务，包拯却不依不饶，带着七名谏官和仁宗死磕到底，言辞激烈处，包拯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虽没被惹恼，最终张尧佐也没做成节度使和宣徽使。还有一次，梳头太监干涉朝政，仁宗认为他挑拨君臣关系，坚决将其削减出宫。北宋的台谏体系由宋仁宗一手扶持起来，谏官职能不断强化，在仁宗一朝，谏官可广泛参与国事，且“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仁宗朝任谏官的67人中，有40人都得到了升迁。同时，仁宗律己悯人。他担心随从因服务不到位而受到责罚，即使口渴难耐，也要“忍渴而归”；处理奏章到深夜，饥肠辘辘，想喝羊肉汤，但想到会造成宫中奢侈浪费，便忍下一时之饥；面对官员敬献的蛤蜊，因其花费巨大，最终未动一箸。此外，仁宗对文人宽待。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依据道听途说写下过激之言，仁宗看过此论后大赞苏辙敢于直言，授予其商州军事推官一职。老秀才写“反诗”，仁宗认为他不过是“急于仕宦而为之”，不但没有问罪，反而给了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官职。仁宗在位期间，文人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局面，42年间，没有一起文字狱。仁宗的仁政最终赢得了民心。他驾崩之日，“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宋仁宗虽有其统治后期的弊病，但他造就了一段长达42年的和谐与繁华，为宋代皇帝们赢得了一点荣光。 书摘二： 变革风暴里的孤家寡人 两宋18代皇帝大多碌碌无为，真正可圈可点的并不多，除太祖、太宗、仁宗外，值得一说的可能就剩下宋神宗赵顼了。这位只活了37岁的皇帝，曾经在朝野上下轰轰烈烈地掀起过一场变革风暴。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19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他即位伊始，不得不面对祖宗留给他的巨大财政危机。此时，宋王朝已运行百年，显现出疲态，连年的岁贡令国库空虚，仁宗、英宗的葬礼费用更让财政雪上加霜，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也让朝廷不堪重负。年少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决意掀起一场改革弊政的风暴。他先是找到了宰相韩琦，然而韩琦称病坚辞相位；他又找来了富弼，富弼也早已不复当年锐气，对他的改革热情泼了冷水。在孤独的行走中，宋神宗发现了王安石。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曾写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的诸多危机，并提出改革方略。神宗即位后，将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六个月后调入京师，任命为翰林学士，很快召其“越次入对”，话题直指改革。王安石力主变法，并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吏治、科举、农业等方面提出诸多改革方案，令神宗大为赞赏，旋即将王安石擢升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着手变法事宜。王安石的到来，令宋神宗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石确实有着过人的政治才能，在他的主持下，均输、青苗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宋王朝的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然而，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也让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太多的敌人。朝中守旧势力和宗室外戚的利益被触及，他们围攻王安石，更煽动两宫皇太后教训新皇帝“祖宗法度不宜轻改”。面对整个朝堂的反对声，宋神宗没有动摇自己改革的初衷，他始终信任王安石，力排众议，给了王安石更多的权力，同时罢退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宋神宗第一次对自己力推的改革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源自一幅《流民图》。熙宁七年（1074），大旱之年，郑侠献上《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黜新法。呈现在神宗面前的《流民图》充满了饥饿和死亡，这让他开始怀疑变法的初衷。最终，他暂停了多项法令，王安石也不得不辞职。虽然后来王安石回京复职，但熙宁九年（1076），由于爱子王雱英年早逝，加之旧派势力不断施压，王安石再次递交辞呈，退居金陵，再也不问政治。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将年号改为元丰，开始元丰改制。元丰改制实际上变成了宋神宗一个人的改革，但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降低了行政效率。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宋神宗出兵五路进攻西夏，结果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西夏横山地区，不料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宋军折损军兵数十万人。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后，“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元丰八年（1085），这位一心想成为尧舜之君的皇帝终于一病不起，驾鹤西去，年仅38岁。宋神宗的富国强兵之举，换来的是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也没能改变宋王朝病入膏肓的命运。 书摘三： 风雨欧公柳 平易朴实的文格对应不加矫饰的人格，让欧阳修成为令后世景仰的一代文宗。在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期，成型于魏晋的骈体文历经700多年的发展，渐渐进入了一味追求声律对偶、刻意堆砌雕琢辞藻的误区。宋真宗时期，西昆体盛行，成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欧阳修对流行的西昆体颇不以为然，他更喜欢韩愈朴实晓畅的文风。少年时，欧阳修嗜书如命，偶然得到一本残缺不全的《昌黎先生文集》，便如获至宝，韩愈的文风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最初求取功名的日子里，欧阳修经历了很长一段科场蹉跎的时期。17岁时首次参加乡试，因韵脚超出规定官韵而落榜；三年后，虽通过乡试，但在礼部考试中再遭黜落；直到天圣八年（1030），24岁的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摘得省元，历经三试最终以时文登第。一朝金榜题名，欧阳修便彻底开始与西昆体叫板。入仕之后，他亲自校订韩集，使之刊行天下，并与几个朋友共同发起诗文改革运动。在4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欧阳修创作的诗文堪居一时之冠，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尤以文风清丽畅达的散文成就最高。他的《醉翁亭记》一扫西昆体的矫揉造作，为北宋文学吹进了一缕清新质朴的新风。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坛领袖，更是一位政界直臣。他曾任朝廷谏官，经常不畏权贵，犯颜直谏。面对宋廷内外交困的局势，他积极上奏，揭示造成危局的“三弊五事”，与范仲淹的奏文一起，共同构成了庆历新政的内核。庆历新政期间，他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奏请朝廷颁布条例，限制贵胄子弟以恩荫入仕，连上奏折对干扰改革的吕夷简大加挞伐，并写就《朋党论》，切中肯綮地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当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朝中大臣都噤若寒蝉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范仲淹等人辩冤，痛斥吕夷简之流“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的直率个性导致他数度被贬。景祐三年（1036），他因朋党案被贬夷陵；庆历五年（1045），保守派诬陷他与外甥女张氏私通，再贬滁州；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贡举时，对当时流行的险怪奇涩的不正之风坚决痛斥，以致受到一些浮浪子弟拦路围攻，甚至写祭文诅咒他；治平四年（1067）他又因刚直不阿，不徇私情，被人泼上“扒灰长媳”的脏水，罢政出知外。然而，尽管欧阳修屡遭构陷，仕途蹭蹬，却始终不改其操。处江湖之远，他给当地百姓留下的，不仅是宽简高效的政声，更有锐感多情的文字。他在滁州写下《醉翁亭记》，在颍州写下十三首《采桑子》，这些作品展现了他豁达的心境。他自号“六一居士”，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的文字和人生，时人誉其“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并不为过。欧阳修在扬州知州任上，于扬州西北郊的蜀冈之上建平山堂，并亲在堂前栽下一棵柳树，被人称为“欧公柳”。后来，有个叫薛嗣昌的官员在平山堂前栽下一棵柳树，自命为“薛公柳”，但薛公柳实在不能和欧公柳相提并论，薛嗣昌卸任不久，薛公柳便被愤怒的人们砍成了烧柴，而欧公柳一直笑傲风雨，矗立不倒。这棵欧公柳，象征着欧阳修质朴无华的品格，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书摘四： 在虚拟的情境中播撒离愁 身处富贵优游之中，却以娴雅离愁之词见长，品读晏殊的《珠玉词》，总感觉华丽有余，而亲切不足。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他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做到宰相的高位。本身就少年得志，加上身处仁宗朝这样的承平时代，晏殊的日子极为好过。他将燕集游乐当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元献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设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与宾客赋诗，率以为常。在这样的生活中，晏殊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他的词作多在酒宴上完成，内容多铺陈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且极度彰显出富贵之色。如《更漏子》中“蜀弦高，羌管脆。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细腻描摹了鼓乐升平之中歌妓们的高超舞技和曼妙舞姿；《长生乐》中“红鸾翠节，紫凤银笙。玉女双来近彩云。随步朝夕拜三清。为传王母金箓，祝千岁长生”，则是典型的祝寿词，充满了富贵之气。晏殊对富贵之词的表达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样的词句才是真正善言富贵者，而“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则过于直露。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尽力回避着富贵，但骨子里却难掩那份远离乡野俚俗的倨傲之气。他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以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然而，读着这些文采绮丽的小令，总感觉像是隔着一层，有一种疏离之感。他的离愁别绪，总感觉缺少了一份行路的征尘和世事的风霜。晏殊在为官之道上以一生的明哲保身、守成忌变维持着自己的富贵之气。在以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为主导的庆历新政中，他对这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不置一词，有意与这些改革闯将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欧阳修曾作《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规劝他应以边关军事为重，不可沉迷于享乐。晏殊与欧阳修最终交恶，欧阳修在晏殊去世后，在《晏元献公挽辞》中用“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概括他的一生，毫不留情面。晏殊少年时以率真与诚实为自己的人生铺就通途，但他的文字从此多了一分隔膜，人生也少了一分真诚，这也许就是生存的悖论。 书摘五： 让流放成为心灵的出猎 当自己不能掌控命运之舟的走向，便以一颗沉静淡泊的心做锚，随遇而安，气定神闲。苏轼，在逆风飞扬的时候，用一首首清雄豪放的诗词记录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苏轼21岁出蜀入汴京时，已“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以礼部复试第一名的身份成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又博得宋英宗赏识，年纪轻轻便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后开始熙宁变法。苏轼向皇帝上书，直陈变法之弊，因此陷入危机之中。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1079），他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湖州等三地的知州。在密州任上，他创作了气势沉雄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展现出用世的豪情；熙宁九年（1076）中秋，他又写下了传唱千古的《水调歌头》，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人生的思考。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湖州任上不久，因《湖州谢上表》被新党弹劾，陷入“乌台诗案”，在狱中度过了130天备受煎熬的至暗时刻。出狱后，他官贬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他面临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生活陷入困顿。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在黄州的东坡上，他亲自耕种，与家人一起度过艰难时光。在此期间，他的诗词创作达到了顶峰，风格自成一家，《卜算子》《定风波》等作品展现出他孤高超拔、笑傲风雨的达观态度。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赍志而殁，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旧党得势，苏轼的官职从黄州团练副使擢升到京师三品大员。但他回京后，看到司马光等人矫枉过正，全面废黜新政，便再次秉笔直言，批评司马光，因此再度被外放杭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薨逝，哲宗亲政，新党再次执掌权柄，苏轼以“语涉讥讪”“讥斥先朝”之罪，在一年之中数度遭贬，谪令屡改，于当年十月奔命惠州。贬至惠州的第三个年头，他在白鹤峰建起新居，本以为能在此终老，却又被宰相章惇贬到海南儋州。儋州比黄州更加偏远、荒蛮，苏轼初到海南时，曾一度心生消极，但他很快调整心态，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在当地办学堂，辟地耕种，自给自足。他在海南留下诗文300多篇，用文字繁荣生命，将流放当成了心灵的出猎。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卒于遇赦北归途中，时年65岁。在多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用飘逸的行草穿越岁月。他曾笑问婢女自己腹中有何物，宠妾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他“不入时宜”的个性让他经受了岁月的坎坷，但也磨砺了他旷达的个性。“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临终前在自画像上写下的这句按语，不是在慨叹命运的不公，而是在高歌生命的丰厚。

第一部分 三十功名尘与土：宋词里的大宋君臣 无为有为之间 变革风暴里的孤家寡人 支离的花押 匆匆而过的接棒者 无法雄起的天子 权力游戏的局外人 牵着皇帝的衣角，孤注一掷 文如其人的悖反 ………… 第二部分 一尊还酹江月：宋词里的文人背影 风雨欧公柳 庙堂江湖，履霜而行 在虚拟的情境中播撒离愁 砸缸者的人生两面 让流放成为心灵的出猎 高山流水有知音 在矫情的歌声中建立真实 苏门学士难豪放 ………… 第三部分 东风夜放花千树：宋词里的滚滚红尘 风中的花蕊 孤山不孤 融入红尘的修行 樊楼一粒沙 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叩谢皇恩 上半场温婉，下半场执着 《钗头凤》，撑起一座园林 在癫狂中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