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麦凯（Sinclair McKay），英国作家、记者，《每日电讯报》和《旁观者》的文学评论作者，《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作家。代表作有《柏林：世界中心之城的生与死》、《布莱切利公园秘史》（The Secret Life of Bletchley Park）、《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The Fire and the Darkness: The Bombing of Dresden）等。
译者：
李杨，业余译者，译有《帷幕》《黄铜判决》《协同进化》等。
精彩导读
栖身黑暗中的人们
他们或生活在地面以下，或藏身于混凝土掩体深处，他们被埋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生活还算可以忍受。整个柏林城有大约1000处专门修建的防空洞，但它们也只能容纳柏林近300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好在公寓楼下有地下室，独栋住宅下面有地窖，还有地铁站。实在不行还可以钻进狭窄的战壕。地道多由粗糙的混凝土砌成，只因墙上贴着愤怒的宣传海报才显得不那么单调，虽然谈不上舒适，却能为人们提供庇护。挤作一团的平民或凝视着拱顶，或彼此对视；他们的眼睛随着上面传来的每一声爆炸的闷响而眨动，他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爆炸产生的震动。
到了1945年4月的第一周，柏林平民的生活节奏已经单调得可怕：白天，人们沉默地排着长达几个小时几乎停滞不前的长队，等待领取微薄的食物配给。他们穿着鞋底越磨越薄满是灰尘的鞋子，疲惫地走过到处是残垣断壁的街道。经过数月的轰炸，整片街区都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凭空出现的新景观或是突然消失的老建筑都让人辨不清方向。上个月的轰炸尤其疯狂，仿佛盟军的轰炸机想要把这座城市干脆砸进地底一样。即便如此，城郊还是有些工厂逃过了被烈性炸药化为齑粉的命运，从欧洲各地被掳来强迫劳动的大量工人在供水供电时断时续的条件下继续工作。柏林仍在正常运转的发电厂继续嗡嗡作响，高高的烟囱不断吐出白烟；位于城市东部施普雷河河畔的克林根贝格发电厂（Klingenberg Power Station）规模宏大且建筑优美。聪明的强迫劳工们一边维持着电厂的运转，一边精明地推算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合计着哪国的军队会率先攻占柏林。柏林地铁仍然能维持基本运行，但只有那些未在轰炸中直接受损的线路才能通车，并且仅限为了公务和军务目的出行的人员使用。
低沉沙哑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响起，疲劳沮丧的人们一次又一次逃回地下。自1943年秋开始，盟军的轰炸已经炸死炸伤数千人，一片片街区被炸得无法居住—尽管还有少数人守着废墟不愿离去。那些藏身地窖或者避难所而逃过一劫的人，每天早上从地下钻出来，就会看到恍如黑夜的景象；头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阴沉沉的，偶尔会因为尘土和烟灰而变得“暗黄”。没有扑灭的暗火引燃了木头、油漆和橡胶，焦煳的味道让空气也变得仿佛被灼烧了一样。母亲和祖母用手帕掩住嘴，眼睁睁看着民防队不断从灰色的砖石下挖出尸体，其中有许多已经支离破碎。个体的死亡已经彻底丧失了神圣的一面。大规模掩埋死者遗体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十分井井有条，但空气中仍弥漫着腐烂所产生的甜味。显然，并不是所有遗体都能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这并非由于工作人员干劲不够，救火队队员、警察以及其他市政工作人员一直兢兢业业。但与医护人员一样，他们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会因惨重的破坏而消解。柏林北郊格森布鲁能（Gesundbrunnen）一家建于18世纪的小型犹太医院——也是柏林唯一一家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机构——在战争末期凭借其设施和医疗团队的技术经验，不仅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也为非犹太人提供救治。相比之下，位于柏林市中心、同样创建于18世纪的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该院部分医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开展恐怖的人体实验，并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现在已经严重损毁，仅存的医疗用品和吗啡已经无法满足源源而来的伤者的需求。很多柏林人熟悉这个夏里特的地标性建筑，却都没有想到，纳粹政权恐怖的优生学真相竟然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之近。
1945年4月初，美军在日间的轰炸已经逐渐减弱，但英军的夜袭仍在继续。很多在空袭中失去家园的柏林人日夜住在避难所里，对他们来说，这种黑暗中的生活似乎就是人类生存的极限。早在几年前，柏林市市政当局就预见到这样的避难所或许会派上用场。柏林是一座建在沙土上的城市，因此无论是下水管道还是自世纪之交开始施工的地下铁路，挖掘工作一直是一大难题。1935年，纳粹规定，柏林市内的一切新建筑都必须附带可用于避难的地下室。1940年秋天，英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柏林，这激起了纳粹的愤怒，并促使他们制订了“帝国首都地堡建设计划”（Bunker Construction Programme for the Capital of the Reich）。到了1945年4月，经过盟军长达18个月的轮番轰炸，这些掩体和地下室大多已经变成了密封的坟墓。整条街被数千磅烈性炸药炸穿并坍塌，致使救援队难以进入已经填满了瓦砾的地下室和地道。对于避难者来说，如果炸弹击中了总水管，那么情况将尤其凶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水位会迅速升至用砖块砌成的天花板，人们来不及逃生就会被活活淹死。地铁站同样危险，毕竟地铁隧道距离地表只有几英尺。
尽管境况艰难，但柏林人犀利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改变。原本表示“防空洞”（Luftschutz）的缩写“LS”被演绎成了“快学俄语”（Lernen schnell Russisch）。但幽默并不能消除恐惧。自1945年年初开始，在严霜笼罩、柏林的大街小巷还呈现出一种金属质感的时候，精疲力竭、心灵受创的乡村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柏林。他们中有些人乘火车前来，其他人则沿着卵石路和冰冷的电车轨道艰难跋涉，漫无目的地向西走，直到进入柏林。这些来自东部敌占区的难民逃离了被夺走的农场，带着对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未能逃脱苏联红军追捕的女人的惨痛记忆：她们被反复强暴，其中有许多人饱受折磨后死去。
一些柏林平民恐惧地意识到，正在远处集结、势不可挡地朝他们开来的苏联大军也曾亲眼见识过纳粹的堕落和下流，见识过纳粹如何将苏联战俘关进露天畜栏中，故意让300多万名苏联战俘在冰天雪地中活活饿死。而1944年8月，自苏联领土向德国推进的红军队伍中，有很多兵士都已在《红星报》（Krasnaya Zvezda）上读过士兵兼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对波兰境内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的恐怖记述。他痛苦地对集中营毒气室以及丢弃在现场的“成千上万双儿童鞋袜” 作出的描述，是最早猛烈抨击纳粹暴行的报道之一——西蒙诺夫言辞之激烈，以至于英美当局对其讲述的真实性一直抱有怀疑。关于死亡集中营的小道消息早已传到了柏林。当时仍在学校念书的布丽吉特·伦普克（Brigitte Lempke）回忆说，班上的一个同学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我得跟你说件事儿，但是你绝对不能再对别人讲，否则就要大难临头了。”有点被吓到的布丽吉特答应了，同学说，她的叔叔是一名医生，刚刚从东边回来。有一天晚上，本该上床睡觉的她偷听到叔叔断断续续地跟她父母说话。叔叔一直在哭，她告诉布丽吉特，他看到了要用来焚烧尸体的炉子。那个女孩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就像面包那样被推进炉子里。”布丽吉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