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

为何说《大同书》是现代的？它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是什么？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是康有为对未来社会的精心表达。 此前对《大同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创作年代、版本流变、思想来源和内容方面，本书则试图表明，这一看似空想的著作，实际上深深地扎根于近代中国的改革历程中，昭示出中国思想取向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细读《大同书》文本的基础上，作者重审“大同”观念的沉浮、晚清大同观念的重现及其与西方思想的关联；分析《大同书》预设的理论前提，如其中隐含的视觉观念、康有为的人性论与苦乐观；继而重点考察大同社会的“破坏”与“建设”方案，其脱离旧制走向大同的具体路径、实际运营和制度设计等；最终概述康有为的理性主义规划思维模型，并将《大同书》置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视野中，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等。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转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规划，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成为一个“规划社会”。我所说的“规划社会”是指相信规划(及其周边的相应措施)是唯一有效治理手段的社会。因此，通过对资源和需求的全面掌握(统计、预算)、合理配置(计划)和对执行过程的严密监控(管理、调节)，将使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达到一个完善境界。为了表述简洁起见，在下文中，我把这套信念统称为规划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理性主义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具体表征)。 与崇尚零敲碎打、因事制宜的思维模式不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式更看重预先构想和全面掌控事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模式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各有其妙，完全可以并行或互补。但规划主义的信徒倾向于认为，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太过随意，像康有为用来打比 方的那个糊涂建筑师一样，无法有效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而“意想不到”是充满风险、令人不快的。在美学效果上，这两种思维也各有偏好:零敲碎打的思维方式更为推崇随机性、复调性和(相对的)散漫性——至少也更为包容，把“天然”(当然， 实际上常是经过精心锤炼，而又精心抹去锤炼痕迹的“天然感”)看作美的最高境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型则更喜欢整齐、一致、严密的风格，强调“人为”控制下的秩序感。 规划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倒毋宁是乌托邦的现实对应物。不过，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规划主义的产物，而规划主义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这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在《大同书》写作的20世纪初，“现代性”还在中国舞台侧边徘徊，准备随时登场，但是这本书 已经泄露了规划社会在中国降临的消息。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观察规划主义(或更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同时构建或想象“现实”和“理想”的。如今，穿过20世纪的漫天风尘，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中国却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规划社会。重读《大同书》，将目光聚焦于规划主义，从“理想”层面出发反观“现实”的历史，或许为我们重新领悟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规划社会在中国的来临，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不过，也要注意到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一种风格近似的思维。冯友兰就注意到，西汉经学“好系统，喜整齐”。在其代表人物董仲舒笔下，宇宙仿佛一台性能完好的巨型机器，由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齿轮构成，遵照固定的周期和程式，一步不差地持续运转。因此，人的所有活动也都需要经过精心安排，以准确应和天道的变化。此外，那一套方直板正的十进制空间结构，至少也潜在地受到了“(天圆)地方”说的影响，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类似图式。在此意义上，《大同书》也可看 作某些中国早期思维方式的复活——事实上，它们也许从未完全死亡，而是长期(至迟从宋以后)处在休眠中，此时则在西学中类似因素的刺激下霍然重生。 但也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差别:首先，早期思维偏重于齐整，但很少考虑流畅、效率等价值——可以说那完全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其次，汉人对“系统”和“整齐”的喜好意在响应天道的要求(因此这种秩序是早就存在于事物中的，只是隐而不彰，需要人将其辨识出来)，而在康有为那里，它们出自人的谋划，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需求。二者表象上不无相似，理路上却有“天”“人”之别。不妨比较一下大同历与《礼记·月令》，不难发现，这两套时间秩序的背后是两种理论预设:前者着眼于如何为人提供方便，后者对人事活动的详密规定则是为了因应天时。因此，《大同书》的理论前提更接近近代欧洲产生的那种新观念:“计划是诉诸理性的规范，而不是在存在中早就起作用的那种秩序”;“能动者是在建构秩序，而不是合乎那些已在‘自然’(天性)中的秩序”。合理性并不来自天授，而是理性的创作;它为了人的需要产生，并始终属于人的世界。 需要规划的不只是空间，也包括时间，《大同书》中收入的《大同合国三世表》和《人类进化表》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范例。在其中，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被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清楚地罗列其中。然而，尽管已经明了历史行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仍需根据种种迹象分辨自己所处的时段，据以规范自己的言行和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各种因素的平衡，警告自己不能任由主观愿望肆意驰骋。即使我们所在的历史阶段远非自己的期望，也仍然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视其分疏以为进退”，“权其轻重以为去留”，绝不可不顾现实，轻举妄动。它对决策者有很高的要求:既要了解世界的复杂性，预备“曲礼三千之繁”，亦要维持条理的秩序，使虽“多积而不滞”;既要知晓表面冲突的事物在本质上本来“并行而不悖”，又能使万物“各得分理”“各合事宜”。 这也意味着，一个好的社会必定存在一个强大的中控室:它是社会的规划者、设计师、掌舵人，历史进步的守望者。它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准备随时调整历史钟表的齿轮。中控室的意象完美贴合了康有为心中的“圣人”形象:他高瞻远瞩，地位超然，不必受任何普通道 德尺度的制约。比如，孔子为“改制”而“托古”，看似满纸谎言，完全违背了“硁硁必信”的规范，但圣人其实别有苦心，完美演绎了“以智为导，以仁为归”的理念(参看第三章)。这就是孟子所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意思。此是“大人之德”，绝非“小 人”所知。我们知道，康有为一向以“圣人”自居，他当然也是以“大人之德”而非“小人之德”来要求自己的。

导言 理想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 一、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力场中 二、历史进步的终端 三、书写“想象史” 四、如何重读《大同书》 第一章 大同主义的兴起与康有为的大同说 一、复数的“大同”与大同观念的崛兴 二、康有为大同说的形成 三、永远的“未定稿” 第二章 《大同书》中的视觉性与方向感 一、那道俯视的目光 二、内外之别与平面视角的展开 三、热和冷的交融 第三章 人性的“历史化”与中国思想的转向 一、“人道”：一个居中的位置 二、心物交融的共感网络 三、人性的历史化 四、从善恶到苦乐 五、转向“苦乐” 第四章 在大同之路上徘徊前行 一、以兵弭兵的“去国界”之旅 二、一波三折的“去形界”和“去家界” 三、“去种界”中的种族主义 四、“类”的解构与“仁”的限界 五、阴阳史观 第五章 大同世界的生命、生产与生活 一、身体、权利与“天民” 二、生命周期管理 三、大地统计学与公有经济 四、大同政治体系与时空重构 五、大同世界的日常生活 第六章 理性主义与“纤悉之治” 一、追求“纤悉之治” 二、“规划社会”的思维模式 三、无法消化的“畸零” 四、走进历史的单向街 结论 规划社会与中国的“现代性” 一、重审大同世界 二、为何说《大同书》是“现代”的 三、苦与乐的辩证法 附录 征引文献 后记